《打渔杀家》京剧的优秀传统剧目，一名《庆顶珠》，又名《讨渔税》。
说“讨渔税”倒是很直截了当，因为，戏里满是催要渔税的词，而且，那场很著名的架也是为了渔税才打起来的；说它叫“庆顶珠”就让人颇为费解了，在我的印象中，戏里面除了划船和打架以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宝贝的成分在其中了。倘若打鱼的父女真有宝贝，早早充作税银交给丁府，不是也可免了老爹爹公堂之上那顿板子吗？我将疑问说给我的老父亲，父亲说我听戏听得糙，把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给漏掉了。他说：“萧恩到县衙去首告，挨了40板子，还让他到丁家赔礼道歉。萧恩忍无可忍，带着桂英趁夜色渡江，以献庆顶珠为借口，进入丁府，杀死丁的全家。这便是‘庆顶珠’的由来了。”
但我总觉得牵强，“献珠”这个借口实在是戏里的败笔，把它作为戏名来提出，更是喧宾夺主。好在《庆顶珠》这个又烂又俗的名儿没叫起来，足见不喜欢它的人多，不只我一个。这就好像我“王八丫丫”的小名没在叶家以外广泛叫开一样，实在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之所以喜欢《打渔杀家》，是因为这出戏我们叶家的人都会唱。不只是唱，而且还要演，那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十分的地道，很有梅兰芳和周信芳的做派。至今，我的影集里还有我的大哥叶广厚和大姐叶广英在家里演此剧的“剧照”。照片上演教师爷的大哥光着膀子，系着带长穗的腰带，装出了一脸的凶恶；演萧恩的大姐带着髯口，梳着小抓鬏，更是一脸的认真。照片出自20年代父亲的德国相机，相当清晰，画面上的大哥有10岁，大姐最多不过五六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能粉墨登场，除了可以看出叶家众子弟的多才多艺以外，也足见《打渔杀家》在叶家的深入。如今，照片上的两位“演员”都早已作古，那悠悠的琴声与唱腔却传了下来，一直传到了我这儿。
解放前，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那是今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旧时在京城是一座很有名的学校。校长是徐悲鸿，著名画家齐白石、徐燕荪等也都任过该校教师；王雪涛、李苦禅等大家均毕业于此。我的三大爷也在这所学校工作，老哥儿俩打小居住在一起，没有红过脸，没有分过家，兄弟孔怀，为小辈们做出了好榜样。老哥儿俩不惟画画得好，而且戏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晚饭后，老哥儿俩常坐在金鱼缸前、海棠树下，拉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悠扬，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我的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笙笛锣镲也是现成的，呜哩哇啦一台戏就此开场。首场便是《打渔杀家》，《打渔杀家》完了就演《空城计》，然后，《甘露寺》接着《盗御马》，《吊金龟》接着《望江亭》，戏一折连着一折，一直唱到月上中天。
母亲说：“狐仙都出来了，散了吧。”
我们家院深房大，老北京传说大凡这样的大宅门都有狐仙与人同时居住，狐黄灰白柳（狐狸、黄鼠狼、老鼠、刺猬、长虫）是家神，是不能轻易得罪的。据说，我们家的狐仙晚上常常变成白胡子老头出来在院里各处溜达，有人还听到过狐仙的咳嗽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逢有这种情况就要早早地回避，不要撞克了。
听母亲说狐仙出来了，大家这才收家伙，各回各的屋。
弟兄们这么热闹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我比我的大哥整整小了36岁。
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经60多岁了。他是光绪十四年的生人。
虽然没有和父兄们在家里唱大戏的荣幸，但我却敢大言不惭地对兄长们夸口，说我在颐和园的大戏台上唱过《打渔杀家》，德和园的戏台不是等闲之辈能上的，那是杨小楼、梅兰芳们一代宗师给西太后唱戏的地方。我至今尚能背诵出戏台两侧的楹联：
山水协清音，龙会八凤，凤调九奏；
宫商协法曲，像德流韵，燕乐养和。
这个联是西太后过60岁生日时，亲自撰写的。我父亲教我认字，就是从这几个字开始一天五个一天四个地认起的，也只是识字，至于那意思，是一点也不明白的。
为什么我能在德和园出乖露丑呢？这还要从我的三哥说起。
我的三哥叶广益和三嫂鲍贞都在颐和园里工作，我很多时候是和他们住在那座美丽的大园子里的。德和园大戏台东边有个夹道，那里有几个相同的小门，我们就住在其中的一个门里。门小院子却大，里面北房一排，前廊后厦，高大宽敞，连那睡觉的雕花木炕也是嵌在北墙里，古色古香，十分的与众不同。我仔细地观察过，小院不少，小孩子却没有一个，这使我感到寂寞。我渴望着回到城里，回到父母身边，但我也深谙父母无暇顾及我的难处，母亲在数天前又为我增添了一个叫做叶广荃的小妹妹。
我们家别的不多，就是孩子特多，按大小排行起来，大大小小一共14个，7男7女，我是第13个。孩子多了就不珍贵，也不娇气，多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捎带着养，不似今日的独生子女，上小学六年级了还要家长每天在学校门口接来送去。我常想，那时候我不过四五岁，家里把我撂在颐和园怎么就那么放得开呢？负责照看我的三哥对我更是大松心，他和三嫂白天上班，让我一个人可着园子到处乱跑，到哪儿去他连问也不问，好像这个园子就是我们的家，让人放心极了。所以，在颐和园，我像大草原上的羊一样，每天只要在吃饭的时候到颐和园东门口的职工食堂找到买饭的三哥即可。三哥夫妻俩工作都很忙，没时间做饭，我也只好跟着他们吃食堂。对颐和园职工食堂的饭我不敢恭维，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难吃的饭。当然，在以后我吃了不少食堂之后才明白，东宫门的饭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后来，三哥雇了一个很能干的、清瘦的老太太给他做饭，老太太做的饭很有水平。冬日的下午，老太太常常坐在火炉边一边跟我聊宫里的故事一边捏小点心，她烤出的小点心花样繁多，小猫小兔小鸟形态生动活泼，别说吃，就是玩也很有意思。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是宫里御膳房的厨子，死了。她无儿无女，没别的特长，只会做饭，被号称美食家的三哥接到家里来。这样，我随时都有点心吃了，再不要记着钟点跑食堂，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幸福不过的事了。
这都是题外话。
一个被叶家的人叫做“王八丫丫”的很淘气的小姑娘在园子里孤寂地住着，那实在是一段磨人性情的岁月。我常常坐在谐趣园水榭的矮凳上，望着亭台楼阁，以孩子的心，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与眼前景致和我有关的美丽故事。故事里自然要有园子的主人公皇上和老太后，不能少的是年轻的渔家女桂英和她的老爹爹萧恩，我一定更是其中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夕阳西下，晚霞凄艳，园中的水色山光使人想到《打渔杀家》那段西皮导板：
白浪涛涛海水发，
江岸俱是打渔家，
青山绿水难描画，
树枝哪怕日影斜。
湖水和江水一样，在夕阳里飘散着一股忧愁，一股难以说清的寂寞和惆怅。戏中英雄老去，归隐江湖，洗尽了当年的意气，只有天真的幼女相依为命，最后只好“双双走天涯”了事。那情景真的要让人为之伤心一哭了，我想，如若我认识桂英，一定要参与进去，助那父女一臂之力，倘能叫上我那些齐整英俊的哥哥们，萧家不但能够打赢，说不定那个小女子桂英的终身也会有了依靠……
知春亭畔有元朝宰相耶律楚材的祠和墓，祠内供奉着耶律楚材的塑像，是个穿白袍的老头儿，三缕黑髯垂在胸前，很和蔼可亲。三哥对我说，当初西太后修复颐和园的时候，认为自家的花园里搁着个外人的坟有点不伦不类，就想把它起走。耶律楚材给太后托梦说，你修你的园子，我住我的家，咱们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就是你们的乾隆建园时都没敢把我请出去，你能把我怎么样？西太后从此再不敢提迁坟的事，这座坟就理直气壮地在皇上的家里呆下来了。我听了以后，很佩服耶律楚材的勇敢，把他看作和萧恩一样的人物。当然，那时对这位为元朝立赋税、设郡县、建户口的历史名臣并无一点了解，所见只是个白袍子，就叫他白大爷。没事儿就往白大爷那儿跑，跟白大爷去说话。白大爷是这座园子里我能看得见的、肯陪我聊天的好老头儿。久而久之，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了白大爷，三哥常问我：“今天没上白大爷那儿去吗？”
这些通连天地、混乱古今的遐想，借助这美丽的山水而生，我相信，它们在我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我创作以御医为题材的小说《黄连厚朴》，以皇亲、王爷为题材的《瘦尽灯花又一宵》以及以家族文化为背景的小说《本是同根生》和《祖坟》等作品中，很难说没有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上海文学》的编辑在评论这些作品时说：“在她的小说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郁，一种对世事人生的茫然和感动，那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气质。”
我想这茫然和感动大概就是来自这山与水吧！
有一回在西堤，我看见有一对情人掉到湖里，男的淹死了，浑身青紫地被抬到东门口的门诊部，用席子盖着，搁在墙根儿，跟他一块儿来的女的坐在台阶上哭。本来，逛颐和园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却死了一个，那一个怎么能不悲伤呢？我看那个女的哭，就也在一边陪着她哭。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很想不通的事情。看热闹的人很多，人们多把我当成了死者的家属，劝那个女的说：“你不要哭了，你也要为身边的孩子想想。”也有的人说：“唔，孩子还这么小，爹就淹死了，真惨！”我想，那个女的虽然没说什么，心里一定对旁边我这个陪哭的感到莫名其妙。我哭着想，我们家的人怎么就不怕我被淹死呢？假如席子底下躺着的不是那个男的而是我，我三哥该如何向父亲交代？于是，我就很希望我也能死一回，不为别的，就为让他们也为我好好哭一回，省得我在家里老像被人忘掉一样。
我的生活单调又无聊，西苑有飞机场，飞机每每到了这里已经趋于降落，飞得很低很低了。从我头顶飞过的飞机，不但机翼上的号码看得一清二楚，有时连里面的驾驶员也能看得见。只要外面飞机一响，哪怕正在吃饭，我也要把饭碗推开，飞快地跑出屋门，向每一架路过的飞机热情地挥手致意。现在想想实在是没意思，但有一段时间它竟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每天都在焦躁地等待着飞机的到来，来一架，我在“大前门”的香烟盒上记一架，天长日久，记了好几张烟纸，都是飞机的号码。以我的文化水平，能认识的也就是那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可笑的是，我在记录一架飞机和一架飞机的号码时没有断开意识，所以，记到最后，竟是满篇的、毫无头绪的1234567890数字，分不清谁是谁。
这大概与那次陪哭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戏台所在的德和园今日已经成为园中的重要游点，据云需另购门票才能进入。彼时它是去后山和通向排云殿的通道，一度是我的娱乐场。有时园子里晚上给职工放电影，幕布就挂在慈禧看戏的颐乐殿前，观众则坐在大戏台上看。这情景大概是老佛爷当年万万想不到的。记忆中的大戏台远没有现在这般鲜丽辉煌，更没有这么多熙熙攘攘的游客，那时的人似乎很少。颐乐殿西面有门，有时我从后山转进殿里，在西太后听戏的南炕前向大戏台遥遥望去，繁华歇，风云灭，昔日的热闹早已无迹可寻，惟有太阳晃晃地照着，除了看到大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像外，再也看不出其他。于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个耳朵又聋、眼神儿又不济的老太太坐在这儿能把《打渔杀家》看出什么味道来。
大戏台上的青石条和起伏不平的木板台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就是薄暮时分喧闹嘈杂的燕子了。“依依宫柳拂宫墙，楼殿无人春昼长”，傍晚，游人都出园了，大戏台前只剩下了我和那些燕子时，双方便都显示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活跃。燕子们这时就故意撩逗我，从我耳畔嚓地飞过，掠起一阵风——它们不怕我这个小人儿。我自然也按捺不住表现的欲望，跑上台去，对着那空旷的院落，对着那些黄黄的琉璃瓦，对着玻璃后头的“慈禧”，表演我的《打渔杀家》。
我拉着架势扯开了嗓子吼道：“江湖上叫萧恩不才是我——”
没人喝彩。四周寂然无声。
“我本是出山虎，独自一个——”
没有掌声。头顶小燕啾啾。
稚嫩的细嗓，柔弱的小丫头，与那古旧庞大的戏台、恢弘的殿宇，实实的不相称，而那叱咤风云的气势，那乳犊不惧虎的精神却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父亲来了。
我像过节一般高兴。
晚上，父亲和我睡在外间屋的炕上，我给父亲看那些飞机的号码，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让父亲很是为难了半天，他说：“你这是什么呀，鬼画符吗？”
父亲看不懂，我很伤心。
后来，父亲就开始教我大戏台上的楹联了。再后来就走到哪儿讲到哪儿，那真无异于一段段美好的文化讲座，一曲曲流动的音乐。整个园子，数谐趣园的楹联最为清丽秀美：“菱花晓映雕栏日，莲叶香涵玉沼波”；“窗间树色连山净，户外岚光带水深”。如那景色一样，这也是让人永难忘却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