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另一难能可贵之处，是他毫无道学气味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是他从无“程门立雪”的那一派臭道学气味，被他大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这就是胡适之的本事，别人是绝对学不到的！
……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那还能做什么大政治家呢？
老实说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动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开文化'新运动的宗师，那他就高不可攀了。胡适岂是“百里之才”？他岂是一两门学问，一两本钻牛角的小书可以局限得了的！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的开始一尤其是多重文化汇流的开始，必然要有个极长的摸索时代，启蒙大师们无一而非摸索专家。胡适之就是东摸西摸，摸了一辈子！
这都是一些可以令人感慨万千的评语——不仅感慨唐教授的识世识时而识人，而且感慨行文间的生机及蓬勃才气。胡适先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唐教授一人说了算数，但他的论人方式，却是大胆而精湛的；作为一种熟悉胡适而又思考了胡适的判断，也将会诱导读者的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这便是周策纵先生在序言中“拍手叫好”的那一类文章效应了。
唐德刚教授是一位富有自我解剖精神的著名学者。他在谈及《海外论坛》的最后“关门”时说：“我们这批传统包袱甚重的知识分子，谈大政治，学问不够；谈小政治，体验不足；瞎吹民主、自由，而在民主圣人胡适的赞助之下；在杜威铜像之前，尚且民主不起来，哪里还有脸皮向祖国同胞说教呢？一念及此汗从颊下，笔者自己也深深自知肤浅，再不敢在祖国报刊上瞎写文章！”这里所说的“尚且民主不起来”，是指办在美国的《海外论坛》因意见分歧而停刊的事，而唐教授的意思很明白，那是基于自我批判之上的对于中国留美学人缺少民主精神的一种嘲解。作为清醒的学者，唐教授对中西文化发展及现状的理解与把握，自然高人一筹，更是那些崇洋媚外者或闭关保守者的糊涂与愚昧所无法相比的。中国就是中国，美国就是美国，两者的文化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唐教授就“口说无凭”问题，作过这样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比较”，他说：“我国农业社会里所产生的有为有守的士大夫，照例是‘然诺重千金’的；江湖好汉，贫下中农，男子汉大丈夫讲话也照样算话”；“美国佬就不同了，纵是总统、议员、校长、经理、讲座教授……他上午同你说的，下午就可以否认。与美国佬打交道，你和他事无巨细，都得订个契约或合同，因为他们的口头然诺，直如放屁；讲话是照例不算的。”理解与把握中西社会文化的诸多差异，并把胡适置放于这种差异的背景上来洞察与观照，那确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过程，而唐教授的《胡适杂忆》恰恰是写出了这种“意思”，所以常常叫人感到惊异、新鲜，甚至是茅塞顿开、拍案叫绝。
胡适十九岁赴美留学，一住就是七年。之后短期旅美不算，一九三八年又以大使身份驻美；四年任满便在纽约当寓公。战后除了做短期的北京大学校长外，又跑回纽约住了十年。胡适一生最宝贵的五十年光阴中的一半，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可谓地地道道的“留美学人”，但正如唐教授所说的，胡适之所以与众不同，原因就在于他的旅美生活如此持久而终于没有申请过“绿卡”，也没有和美国人“抢饭吃”。我以为，披露这一鲜为人知的“细节”，对于勾勒胡适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整体轮廓，无疑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胡适先生是不懂政治的，更不善长于政治（但政治与人格应有所区别V，这一点在《胡适杂忆》的一些章节已有所描述（如《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等胡适的这种爱谈政治而又不明白“政治是什么”的习性，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羸弱无能的痼疾。如胡适这样的洋不洋、中不中、中西混杂的知识分子，一旦投入中西文化冲袖“游泳场”，其动作的混乱，姿势的尴尬，便是很必然的了。作为一种命运，是由中西文化的各自特性早就安排好了的，谁也没法抗拒。学贯中西的唐教授自然是清楚地看到了其间的冲突与结果，同时也洞察到了胡适先生这一类人物的尴尬与两难处境。
胡适先生确实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一个可以被中西方学术界（所谓“胡适学”）“自由阐释”的很特殊的“学者”，以至于如唐教授所谈到的那样——“胡老师是有高度国际声望的人，因而他那人格上的‘磁场’也就远及海外。五十年代初期，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展望杂志》推举出一百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胡适’大名亦荣列其中，为百人邦之一。但是这批推举者显然但知‘胡适’其人，而不知‘胡适’其事。因而他们推举的理由——‘发明简体话文’——连胡适也不能接受！”胡适之所以是胡适，胡适在中国的文化新运动中搞了一些怎样的杰出的或不甚杰出的名堂，他在中西文化冲突或文化交汇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或显现出怎样的姿态及轮廊，连所谓赫赫有名的都稀里糊涂（其实连专事“胡适学”的费正清先生的高足格雷德博士也有点儿捉襟见肘），那也就可见理解胡适先生的烦难与艰深了。
胡适被人“捧”了半个世纪，也被人“骂”了半个、世纪，大约除了“乱捧”、“乱骂”之外，也大都是一知半解之下的“捧”与“骂”。其实，“捧”者，也得有点儿学识见解，不然就会像叫那样因“捧”不到点子上去而令人喷“骂”者，也绝不是一鳞半爪者所能做的事，因为凭着半瓶而作斗胆之“骂”，骂不好恰恰是损了自己、糟蹋了自己，实际上是骂了自己。中国人治学历来讲究“实事求是”，但在做“犬、的学问”时，常常把“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忘了，也常常把知、事论世而识人的求实精神（或相对历史主义态度）遗弃在通往真理的大路旁。而正是在这方面，唐德刚教授是做得很精彩的，其中贯注着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归宿还不仅仅在于究竟如何评价胡适，而且在于使读者感受到了历史脉搏的跳动，感受到了中西文化交汇及其冲突中的风风雨雨，感受到了一种使后人受益的明鉴的存在！不言而喻，《胡适杂忆》的叙述，也有那种王充的《论衡》中所说的“艺增”的成分，但唐教授的“艺增”并不影响《胡适杂忆》的可信性一一周策纵先生的序是这样认为的：“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的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