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合唱”，说起来容易，做到则极难。对于“合唱”，自然可作态度暖昧的滥竽充数状，可这种做法比较猥琐。坦荡的姿态无非两种：要么明明白白地“不唱”，要么明明白白地“独唱”。我想，李锐的“拒绝合唱”，也只能是这两种选择。“不唱”的难度可能小一些，但堂堂正正的“独唱”，则不是每人及其每时每刻都能做到的。“独唱”的人不仅要有点儿底气，而且还得担一些实实在在的风险。
李锐确是一位有胆有识的作家，他敏锐、犀利、沉着、冷静。初感略有点儿狂意，其实不然，只要你乐意潜入他的作品。说来也不奇怪，在我们这个“白发三千丈”的古老国度里，凡张扬个性、独树一帜，且明目张胆地“拒绝合唱”而自个儿“独唱”的人，很少不被人称为“狂”的。
李锐是小说家。他的《厚土》系列，还有他的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等，大都显现出“独唱”的特性。尤其是他的《厚土》系列，其影响的广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力。台湾文坛不说，就翻译成西半球文字的，就有瑞典、英、德、法等版本。当然还有东半球的日本。都说《厚土》系列写了山区的农民（农村题材但更真实的，则是写了那些无奈的、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山区的“人”。“人”，才是李锐的主旋律，才是“厚土”之所以“厚”的根柢。读罢李锐的小说，再读他的随笔集《拒绝合唱》（上海人民版，一九九六年那种心心相印的感觉，便显得愈发浓重，而出现在脑海中的，也就是一个率直冷静的李锐，一个淡泊而富有棱角的“独唱者”，其声音要比“小说家李锐”更直接、更清晰……
李锐的创作并不高产，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之类的其他。他说，“一发而不可收的境界是什么滋味从来也没有尝过。”这是心里话。我相信。他在《等待小说》中诉说了“写写停停”的体验，总要“等着被消耗过的情感和感觉慢慢地再积蓄起来，等到他们终于有一天漫过了漆黑的闸门，小说就会来到面前”。这里所吣说的，当然不止于“等待小说”，或者说，随笔也需要“等待”。他不是那种依仗技巧、热衷于玩弄文字游戏的作家。他注重内心深处的感触，而矫情掩饰之类之于他，无疑是一种生命的亵渎。就“有感而发”而言，他的传统性显而易见，但因了“有感而发”的“感”的独立或与众不同，他又只能持“拒绝合唱”的态度，而且还得面对强大的“传统”一一“自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以来，中国人太喜欢合唱，只接受合唱”。在李锐的心目中，即便是从事精神创造的所谓文坛，也极容易变成“热闹非凡的大舞台”，不是“流行唱法”，就是争先恐后地“先锋”起来，“更有人站到台上来以非凡的‘语码符号’来指挥这先锋大合唱”。李锐既不指挥“合唱”，也不凑“先锋”、“流行唱法”的热闹，他所企求的，是要从震耳欲聋的窒息中挣出来，尽情享受“独唱”的酣畅与陶醉。
作为作家应有的性格，李锐对于眼前的这个世界，持有浓重的怀疑倾向。他的逆向思维及寻根究底的喜好，护卫了他的独立性及清醒姿势。也许，怀疑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但李锐不是一个无根无柢的怀疑主义者。（尽管他说：“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主义才有发言权的话，我宁愿选择怀疑主义。”）倘若我们不背叛感觉的天性，那从他的“独唱”中，时常可以倾听到如下的声音（只作例证）：
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个成熟得太久了的秋天。（《自语》）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只能写中国人，当我写着中国人的同时，我自身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一种自觉》）
……我们是人，我们只能是人，我们只好是人。（《神话破灭之后的获得与悲哀》）
人只能是人自己，人只配有人的过程。（《一种自觉》）
因了我的“断章取义”，这声音显得不怎么连贯，但还是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李锐的心迹一一无论是哀伤，还是无奈，或者是透彻之后的绝望，乃至为自己建筑的煌煌精神之塔，都与他这种没有犹豫的声音相关。“人”的概念之于李锐，是一种极为坚实潮润的贯彻。既不是空洞的躯壳，也不是失却了时空背景的“塑造”，更不是被涂抹了某种油彩的“非人之人”在这里，与其说是注重“人”，还不如说是意识到了“人的过程”。过程的意义才可能是意义。因为是意识到了“人的过程”的自然而然，以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随意改变的千姿百态，又因为是洞见了隐藏在背后的各式各样的生动或不甚生动的脸谱，所以才有“我们是人”的选择，才有生命歌哭的“独唱”。而“拒绝合唱”的必然性，便是“人的过程”的必然性，同时又是承认个性自由的必然性。这对于作家来说，是准则，也是常识：可我们的文坛还在进行隆重的讨论（能讨论也好，可作为提醒）。
我只读过李锐的一本随笔集I，就是这本《拒绝合唱》，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本。既然是随笔，也就决定了作品的即兴性质。其中有游记、序跋、读书笔记、人物速写以及各种文学的或非文学的随感杂述。说到底，这些文字都写着他自己，即所谓“一下子有许多如水的秋阳涌到心里来”，因而都留有鲜亮的“李氐印记”。我的这种感觉，无凝是一串地道的废话，但可以肯定的是，李锐的表达既不“审时”，也不“度势”，更不瞧谁的脸色。他只诉说他自己，而对于各式各样的不着边际的“文学状态”，只有四个字：深恶痛绝。他持有一种非常意象化的观点，认为“一切好艺术和好文学都是在人类文明外套的极限之外，无意中碰破的伤口或无意中得到的欢乐”一一他对文坛的“现实”，无论是“故意制造的伤口”，还是“精心包装的美丽”，或者是诸如“宽容”及掉底的自我标榜之类的丑陋表演，都有过击中要害的描述，无情而又精彩——不过，说“无意中碰破”也罢，说“无意中得到”也罢，此“无意”绝非彼“无意”，“无意”的可能性终究要以人的质量为前提，否则，也就只好是“精心”的“故意”了。
李锐的随笔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更倾向于叙事的闪烁着阅历色泽的生活感受，一是更倾向于理性透视及直接判断的富有强烈现实感的理解，尤其是对于文学艺术、对于文坛现状、对于自己或他人的创作，或对于诸如历史、生命、时间之类的把握或诠释。当然，这是一种愚蠢的、浅尝辄止的分类方式，因为感受（或描述）与理解（或析释在随笔中本是高度“一体化”的精神实在（对写家、对读者都是如此）。但对于具体阅读来说，或许可以因角度的差异而感悟到更多的精湛，或更为丰富的启示（至少是我的感觉）。
在李锐的随笔创作中，《寂静的高纬度北欧散记》与《走进台北》，是篇幅较大、记叙性也较强的片断组合作品，其中的感受与体验以及于思绪中透露的洞察力及见解，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或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的素质。写这一类游记（特别是访外游记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冒险，就如我们经常读到的一些“访外散文”一样，因了对抒写对象的模糊或一知半解，大抵只能诉诸肤浅的介绍性的记述，除了新奇还是新奇，甚至在新奇中卖弄自己或迷失自己。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两篇随笔中，却亲切地感受到了一种高品位的思情表达，同样是新奇的异样感，但其中跳动着的却是一颗高贵的平常心一因了“我”的深深介入，让人更真切、更可靠地体会到了“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对于世界的“阅读”：不是自大而是自尊，不是自暴自弃而是惋惜或遗憾。他以如水的秋阳涌上心头的那种宁静或清澈，感觉着、阅读着那些别样的世界，又因了他那“人的过程”的角度，世界又显得并不遥远，并不陌生。李锐到过不少国家，除了高纬度的北欧，还有美国、俄罗斯等，但他以惜墨的方式护卫着他珍重自己感受的自尊自爱，他的独有所见或独具所悟，构成了一种只属于他的“随而不随”的随笔特色。他写了托尔斯泰的“永失‘故居’”，也写了美国南方旅游者的“无奈”……他往往模糊了、疏淡了对象的记述，却使得瞬间的体验，清晰地延伸或扩张为刻骨铭心的启示，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你我，属于历史或诗，属于“我们是人”、“我们想知道怎样活着”的同类。
也许是由于当今文坛的“虚构理论”的泛滥，也可能是不怎么读作品的批评家太多的缘故，李锐随笔中的“创作谈”及一些关于文艺的杂感，便显示出一种见解迭出的珍贵。如他的《自语》、《一种自觉》、《漂流的故事》、《重新叙述的故事》、《虚无之海，精神之塔》、《谁的人类？》、《“现代派”》、《中国文人的“慢性乡土病”》、《燃烧绝望的龚自珍》、《经久耐读的福克纳》、《神话破灭之后的获得与悲哀》、《等待小说》、《被剥夺与被掩饰的》、《拒绝合唱》，等等（也包括随笔集《拒绝合唱——前言》都称得上是当今文坛的一流文章。量虽不大，但论其质地，论其审美的光芒，或论其涉及的深广与碰触微妙的坦率，你不能不联想到，诸如《厚土》系列之类的小说，绝不是一个作家的偶得，或如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那样因时势而“轰动”，而是一种精神燃烧的自觉，一种与“厚土”息息相关的根深蒂固的果实。倘若对此毫不怀疑，那当你读到那篇谈论《菊豆》及张艺谋电影创作的《人的寓言》时，或读到那篇由《阿甘正传》而涉及好莱坞电影风景的《终于过了青春期的美国》时，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一一其中的判断或理解（作为艺术感觉或审美分析）是一些正活跃于电影包装作坊的所谓专家所无可比拟的。那么，李锐的敏锐犀利究竟来自何处？我想，应该源自他血液中的那种“地道的中国人”的意识，那种善于反复阅读世界的体悟，那种把“人”视为无休无止的历史过程的感受力。当然，这一切还得依仗他“拒绝合唱”之后的堂堂正正的“独唱”。
在中国，太需要高质量的“独唱”了。我想，这是李锐之所以是李锐的无可替代的意义。
一九九七年二月中旬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