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花就这样成了美慧最贴心的人，很快美慧就离不开她了，玲花也愿意把母爱放在美慧身上。这一切秀子看在眼里觉得很欣慰，由玲花来做美慧的保姆再合适不过了。玲花心里却不是这样想的，她必须离开秀子家，不论自己多么舍不得美慧都得离开。从内心深处来说她不愿意给日本人看孩子，也更想去找自己的丈夫。正当玲花打算向秀子辞行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让玲花改变了主意。
吉田一郎是一个很职业的军人，他白天在关东军司令部工作，晚上在家里还专门开辟了一间处理军务的工作间，有时候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工作一会儿。那天晚上吉田一郎回来得很晚，刚回来就一头扎进工作间里。美慧嚷着要去找爸爸，玲花只好抱着美慧来到工作间。平时在吉田工作的时候是不允许有任何人进到工作间里的。玲花知道这个规矩，吉田开门后，她把美慧交给吉田后就欲离开。不想美慧却哭着不干了，非要让玲花也进去。吉田对美慧非常疼爱，只得拜托玲花也到工作间待一会儿。
美慧比较调皮，在吉田的办公桌上上窜下跳，几张公文掉在了地上。玲花弯下腰来捡，在捡的过程中，玲花无意中在一张公文上看到了沈天庭和朱大国的名字。她马上仔细看了一下公文的正文，上面全是日文，玲花看不懂。不过，日文里夹杂的汉字她还是能看懂的。她看到了里面有“犯人”两个字，正文后面是一长串的名单。
玲花琢磨了一个晚上，决定暂时留在秀子家一边做保姆一边找机会救沈天庭出来。
玲花在秀子家一待就是一年多，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解救沈天庭。后来，在万般无奈之下玲花向秀子道出了实情，秀子答应帮忙想办法。
时间来到了1945年8月，一天下午，玲花带着美慧在院子里玩儿，秀子忙里忙慌地从外面跑进来。
秀子气喘道：“玲花，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玲花一听这话立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下子呆立在那里。
秀子说：“昨天晚上，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全都被处决了。”
玲花大脑一片空白，嘴上喃喃地说着：“怎木会这样？怎木会这样？”
秀子说：“苏联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也要回日本了，你也赶紧走吧。”
此时玲花已是泪流满面，对秀子说的话一句也没入耳。等了这么久还是等来了不好的结果，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噩耗真正传来的时候，还是让玲花肝肠寸断。秀子伸手抓住了玲花的一只手，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的话。
玲花总算有了一点意识：“你们什木时候走？”
秀子说：“马上就走，一郎君一会儿派车来接我们去邻事馆。”
玲花默然点了点头，回屋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后向秀子一家道别。美慧哭着紧抱住玲花的脖子怎么也不肯撒手，玲花的眼圈又红了，在秀子地强拉硬拽下总算让玲花脱了身。
玲花快步向门前走去，身后美慧声嘶力竭地嚎哭不由得让她停住了脚步，又转过身来凝望着美慧。美慧胖嘟嘟的小脸涨得通红，泪水成串地从眼睛里掉落，伸出一只小手拼命地朝玲花的方向抓着。一年多的朝夕相伴，让玲花对美慧有了很深的感情，突然间要离开了，玲花心里也非常不舍。
尽管秀子再三催促，但玲花始终下不了决心，在门口踌躇不前。到最后，秀子干脆抱着美慧往屋里走，想让美慧脱离玲花的视线，好让玲花赶紧走。不过，有些机会真的是转瞬即逝。很快玲花就发现自己想走也走不成了，她将要为自己刚才的犹豫后悔一生。
一辆军用卡车停在秀子家门前，却并不是吉田一郎派来的。从车上下来一群身材高大鼻子高挺的苏联红军士兵，玲花和秀子一家就这样成了苏联人的俘虏。
玲花和秀子一家还有其他女日侨先是被关押在新京日本人居住区内的一座教堂里，后来又统一被押上了火车。在这个过程中，玲花不断向苏联人高喊自己是中国人，可是，没有人理会她的疾呼。
火车在剧烈地颠簸和摇晃中不知道要驶向何方。车厢里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不时有哭泣声响起。突然，车厢门被打开了，进来十几个面红耳赤的苏联红军士兵，他们燃烧着欲火的目光在女日侨们脸上扫来扫去，然后不由分说，开始发泄兽欲，女日侨们恐惧的惊叫声随即响起。
“俺是中国人，嫩们不能这样。”
玲花的叫喊未能让她免遭厄运，在那次漫长的旅途中苏联人的暴行贯穿始终。
火车在铁轨上走了将近十天终于不再前行，玲花和那些日本战俘终于知道他们被苏联人带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日本战败了，苏联在西伯利亚设立的劳改营成了这些日本战俘的归宿。可是这些和玲花又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语言不通，但玲花仍然不停地坚持为自己申述。终于，有人重视起她说的话，她被带到了一位苏联军官的面前。玲花的话通过一位翻译不断传进苏联军官的耳朵里，那位军官好像是明白了什么，不停地点着头。全部听完后又马上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通。玲花仿佛看到了希望，露出欣喜的表情。
第二天，玲花被带到另外一个劳改营下属的劳改所，在那里她遇到了很多中国人和朝鲜人。玲花以为自己马上就能回到中国，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这个劳改所是专门关押汉奸和朝奸的。
苦寒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让玲花放弃为自己正名，尽管她给日本人看过孩子，但她无法接受汉奸的罪名。玲花利用一切机会，向劳改所的囚犯、看守、军医、政治部主任、劳动主任、所长讲述自己所遭受的不白之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劳改所的各类人等换了一茬又一茬，玲花的辩白讲了一遍又一遍，却没有人在意这个中国女人说的话。
1949年5月，新任命的劳动主任瓦列里来到劳改所，他注意到这个走路有些跛脚且脚形奇特的中国女人，在耐心听完玲花的故事后，瓦列里答应为玲花写一封申诉信递交到上面去，条件是玲花要牺牲自己的贞操。玲花答应了，她宁愿被苏联人糟蹋，也不愿背负汉奸的骂名。
瓦列里的申诉信很快起了作用，两个月后玲花被谴送回苏联实际控制下的旅大（即现在的辽宁省大连市）。
阔别祖国多年，玲花还没来得及感慨一下自己的艰辛，就被军管会无休止的审查所淹没。为日本人看过孩子、在苏联劳改营服过刑，这些特殊经历让玲花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另类，这让玲花感觉到比西伯利亚的冬天更彻骨的寒冷。她仍然需要像在苏联劳改营那样不断地为自己申诉，审查的最终结果为玲花身上刻上了一个疑似汉奸的烙印。
新中国成立了，玲花却身心俱疲。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此时，玲花发现自己怀孕了，是那个瓦列里的种。玲花痛不欲生，她不打算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为此玲花来到位于东关街的一个私人诊所。诊所里只有一位大夫，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胖女人，她在为玲花号过脉后，否定了玲花想要打胎的想法，理由是玲花身体状况不允许那样做。
“俺一定要打掉这个孩子。”玲花的口气不容置疑。
“我不能拿你的性命说笑。”胖女人的口气同样坚决。
“那俺上别处去打。”说完，玲花站起来就要走。
“妹子。”
玲花走到门前时被胖女人叫住了，她还想再劝劝玲花，却一时间没想好说什么，两个人就那么杵在那里。在这个当口，胖女人的丈夫推门进来和玲花打了个照面。四目相对，彼此一怔。
“玲花。”
“石头。”
玲花和石头百感交集、泪如泉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在石头夫妻俩的劝说下，玲花放弃了打胎的想法。几个月后，玲花在石头家里生下一个男孩儿。考虑到玲花的特殊情况，也为了这个孩子能平安长大，石头两口子主动收养了这个男孩儿，约定等有朝一日玲花平反后再将孩子交还。
男孩儿在石头家渐渐长大，玲花早日平反的愿望却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面前变得遥不可及。到后来甚至连“疑似”二字都被省略掉了，玲花彻头彻尾地成了人人唾弃的汉奸。无休止的批斗摧残着玲花的神经，让其加速衰老，还不到五十岁就一副老妪模样。唯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儿子没有受到牵连，她总是一有时间就躲在远远的地方望着儿子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虽然石头两口子对男孩儿视如己出，但男孩儿独特的相貌还是受到了一些歧视，二毛子的绰号在男孩儿童年的回忆里就已经出现。他对此苦恼不已，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苦恼逐渐加剧。男孩儿十五岁那年，石头因为肝癌去世。在去世之前，石头把真相全都告诉给了男孩儿，并且希望男孩儿能和自己真正的母亲相认，这让男孩儿陷入到新的苦恼之中。
没等到男孩儿做好和玲花母子相认的心理准备，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暴发了，玲花的罪名上又加了一条：大地主家的女儿。男孩儿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