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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米被押解到梅城之后，在监狱的地牢中被关押了三个月之久，随后她被转移到城南的一处荒废的驿站，里面堆满了棉花。她最后的居所是位于山坳的一幢花园洋房。
这座围有黑铁栅篱和卫矛的花园建筑是一个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四周树木深秀，寂然无声。花园中修造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还有一尊铜质的天使雕像，一座喷泉。由于年深月久，雕像上爬了一层厚厚的绿锈。这名传教士为了说服那些虔诚的佛教徒改变信仰，皈依基督，她以六十二岁的高龄开始研读佛教，同时自学巴利文。五年之后，她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名佛教徒。一八八七年，她在给苏格兰地区主教的一封信中曾坦言“佛教在各个方面都要优于基督教”。而上帝的惩罚随之降临，一八八八年七月，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骚乱中，她死于梅城城北的一处荒僻的寺院，尸体遭受到“令人发指的凌辱”。
除了鸟鸣和夜晚的暴雨，这座洋房把秀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隔断了。她觉得这样很好。浑浑噩噩的大脑，倦怠的身体，日复一日的静卧，略带悲哀的闲适，这一切都很适合她。的确，没有什么处所比得上监狱，失去自由后的无所用心让她感到自在。
革命后的龙庆棠正忙于地方势力的新一轮角逐，当他重新想起这个从普济来的革命党人之时，秀米已经在狱中被羁押了一年零三个月。到了这个时候，龙庆棠已没有加害她的意思了，相反，他三番五次派人来狱中探望，送来茶食、精美的点心和各类生活用品。秀米只留下了一方砚台、一支羊毫毛笔、一块墨、一本关于桑蚕的书。
据此，龙庆棠隐约猜到了秀米的心境和对农桑的兴趣。为了投其所好，他又让人送来了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梅谱》，陈思的《海棠谱》，袁宏道的《瓶史》，韩彦直的《橘录》。阅读这些书籍，她对龙庆棠产生了一种既厌恶又感激的复杂情感。这年秋天，她被允许在花园内自由走动之后不久，龙庆棠派人给她送来了几包花种。其中有几枚看上去既像蒜头又像水仙的花种，被她种在喷泉边的沙地上。到了第二年初春，花苗破土而出。花茎修长，花苞肥硕。几场春雨过后，竟开出紫蓝的花朵来，她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花。
植物和花卉给她带来了一些自认为不配享受的乐趣，为此又陷入了忧伤和悲哀之中。哪怕是一丝的喜悦都会搅乱她的平静，会让她想起耻辱而喧嚣的过去，尤其是那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她甚至都没有好好看看他。
他一出生就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当天晚上，在恍惚之中，她隐约看见一个身穿皂衣、头扎红簪花的老妇人将他抱走了。也许他们将他埋掉了，也许他还活在人世，秀米一概不闻不问。
她的身体复元之后，便以惊人的毅力训练自己忘掉他，忘掉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所有的人和事。
不管是张季元、小驴子、花家舍的马弁，还是那些聚集在横滨的精力旺盛的革命党人，所有这些人的面孔都变得虚幻起来。他们像烟一样，远远的，淡淡的，风一吹，就全都散了。她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过去的岁月，她觉得自己就如一片落入江中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就被激流裹挟而去，说不上自愿，也谈不上强迫；说不上憎恶，也没有任何慰藉。
宝琛来探监的时候，她拒绝与他见面，只是给他写了一张字条：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龙庆棠派人来请她看戏，她照例将自己的答复写在纸片上：我的心情已不适合任何享乐。这是一个与过去彻底告别的仪式，也是自我折磨的一个部分，惩罚和自我折磨能够让她在悲哀的包围中找到正当的安慰。除了享受悲哀，她的余生没有任何使命。
现在的问题是，她即将获得自由了。这个消息，她觉得快了一些，她不知道何处是自己真正的息影之所。
出狱的前一天，龙庆棠突然来到狱中，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而是最后一次。他现在的身份已不是候补知州，而是梅城地方共进会的会长。龙庆棠虽然还不知道秀米已变成了一个哑巴，但他对后者的沉默和冷漠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容忍。当然，他也给了她最后的建议：留在梅城，和我们一起干，甚至立刻给她委任了一个官职，叫做“劝农协会理事长”。
秀米想了想，即铺纸研墨，以“春笼海棠固宜燕，秋尽山榆已无蝉”一联答之。庆棠见了，脸一下就红了。他点点头，又问道：“那么，出狱后你打算做什么？”秀米在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最适合我的，是做一名乞丐。”龙庆棠笑道：“那恐怕不合适。你太漂亮了，也过于年轻。”〔龙庆棠（一八六四-一九三三），祖上世代贩盐为业。一八八六年加入清帮，为宝荫堂执事，逐渐控制了江淮一带私盐贩运。一九一〇年补梅城知州，统领地方兵马。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一九一五年任讨袁救国会副总参谋长，一九一八年退出军界移居上海青浦，涉足鸦片走私，旋即成为上海清帮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九三三年八月与黄金荣联合密谋刺杀杜月笙，事败，被绑巨石，沉入黄浦江中。〕
秀米没再说什么。她决定重返普济。当然，她也只能这么做。
正是烈日灼人的盛夏，酷暑使她虚弱的身体显得更加疲惫。午后的街道有一种神秘的沉寂，那些歪歪的店铺，一片连着一片的行将坍塌的黑瓦，堆砌在黑瓦上的一朵朵白云，无精打采的卖水人，瓜摊下亮着大肚皮熟睡的肥汉，还有街角抖着空竹的孩子（那空竹嗡嗡地叫着，使人联想到寺院空旷的钟声），都使她感到新鲜而陌生。
她还是第一次正视这个纷乱而甜蜜的人世，它杂乱无章而又各得其所，给她带来深稳的安宁。她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东瞅西看，左顾右盼，实际上她的大脑一片空白。除了一群飞舞的苍蝇，没有人注意到她。
在梅城和普济之间，横亘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村庄。现在，在正午的烈日下，她还能偶尔回忆起一两座村庄的名字。这些名字属于儿时歌谣的一部分，属于记忆中柔软而脆弱、不能触碰的一部分。那时，她的妈妈带着她，坐在轿子或手推车上，坐在挑夫的摇篮去梅城走亲戚，她一边掀开红色轿帘的一角打量着那些陌生的人、房屋和树木，一边听她妈妈唱歌：
出了东厢门，
就是西厢门。
前溪村、后溪村，
中间隔着八里坟。
……
不知是熟悉的歌调儿，还是这种一阵阵朝她袭来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者是她母亲在重重叠叠的树林中呈现出来的那张模糊的脸，使她突然流出了悔恨的泪水。她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替身，也不是在横滨的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她悲哀地想到，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以在记忆深处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个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她在一个名叫窦庄的村里讨水喝的时候，村里人毫不怀疑她是乞丐或哑巴身份。她的夸张的手势引来了一大群围观者，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他们用土坷垃砸她，以试探她的反应。她的柔顺和沉默刺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他们向她做各种鬼脸，一路跟着她，在她的身前身后蹿来蹿去。他们尖叫着，用毛毛虫、水蛭、蚂蟥、死蛇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吓唬她，用弹弓打她的脸，甚至企图从背后将她推入路边的苇塘。
秀米依旧不紧不慢地往前走，既不加快步伐，也不停下来观望；既不生气，也不露出微笑。最后，孩子们累了，他们垂头丧气地站在苇塘边，迷惑不解地目送她走远。
当她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她就站在路边发呆。她想起了小东西。他的身体软软地趴在庙里回廊的阴沟上，积雪融化而成的水在霍霍地流淌，黑色的血线在雪地上缓缓向前流动，被廊下木柱子挡住了去路。即使在那一刻，她也知道，从他那瘦小的身体里流出来的不是鲜血，而是他的全部的小小的灵魂。
我是一个傻瓜。她喃喃自语道。
天色将晚的时候，她终于抵达了西厢门。在村庄外的一条积满尘土的官道上，她遇到了一个驼背的小老头。
他是一个真正的乞丐，同时也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好色之徒。他们一照面，秀米就从他脸上看出了这一点。他像影子一样紧紧地撵着她，也不说话，并不急于采取什么行动。他身上的恶臭一路伴随着她，不远也不近。甚至，当他们在一个打谷场上停下来过夜的时候，他们之间也隔着相当的距离。
凉爽的风吹走了白天的暑气。村里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熄灭，天上的星星却一点点地亮起来。乞丐用蒿草和苦艾点了一堆火，以此来驱散蚊虫。在燃起的火光中，他们彼此看着对方的脸。这时，这乞丐用手指了指打谷场上的一个草垛，对秀米说出了惟一的一句话：
“你要是想撒尿，就去草垛后面，不要硬憋着。”
她再次流出了感激的泪水。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爱流泪呢？她想道，拼命地克制住自己，“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第二天，她醒过来的时候，乞丐早已离开了。他给她留下了一个装满干净水的葫芦、半截黄瓜，还有一只装满馊饭，发出阵阵酸臭的旧袜子。乞丐的施舍是真正的施舍，但却无以为报。假如他昨晚想要，她多半会顺从。反正这个身体又不是我的，由他去糟蹋好了。把自己心甘情愿地交给一个满身秽污、面目丑陋的乞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只有不可能的才是值得尝试的。
2
秀米回到普济的家。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房屋和院宅突然变得局促了许多，而且也比她记忆中的那个深宅大院更显得残破不堪。院墙的墙基由于重压而歪斜，墙上的灰泥翘了起来，又尖又硬，就像乌桕树的叶子，又像是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蝴蝶。廊下的木柱，柱下的圆扁的石礅都布满了裂纹。黑压压的蚂蚁占据了墙上的蜂巢，沿着墙壁蜿蜒而上。
院子里多了一些鸡鸭，满地乱跑。东侧的一个厢房（母亲在那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的内墙已经拆去，换上了桦木或槐树的圆木栅栏，里面趴着一只花白斑纹的老母猪。她朝猪栏里望了两眼，原先母亲床头贴着的一幅观世音画像还没有来得及取下。母猪已经下了崽。一听到人的脚步声，那些正在奔跑的斑斑点点的小崽子就忽然站住了，支棱着耳朵一动不动。
她甚至还看到了一只赭黄色顶冠的大白鹅，正腆着身子，不慌不忙地迈下台阶。只见它身子略微一缩，“噗”的一声，冒出一摊稀屎来，顺着台阶的石板流了下来。
天哪——秀米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这些新添的小动物大概都是喜鹊的杰作。她这样想着，又朝后院走去。
后院的竹林里多了一个鸭棚，其余的一切都还基本上维持着原来的格局。庭阶寂寂，树影浮动，麻雀在阁楼铸铁的栏杆上站成了一排。
喜鹊也许已经得知了她要出狱的消息，院子里已经打扫过了，腐烂的树叶和晒瘪的青草堆放在墙角。为了防止打滑，阁楼的台阶上晒满了一层薄薄的沙土。她朝东边的腰门看了一眼，十几年前，她的父亲就是从这个门出去的。这个窄窄的门仿佛是她记忆中最重要的枢纽，她曾无数次地回忆过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试图从中找出一个答案，用来解释飞速流转的光阴的奥秘。门边搁着的一把支离破碎的油布伞还在原来的位置。布纸被蛀蚁啃噬一空，伞骨毕露。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她父亲临出门之时，曾经拿起这把伞，试着想打开它，并朝她诡谲羞涩地笑了一下，给她留了最后一句话：“普济就要下雨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这把伞也不见得比父亲出门时更为朽烂。
喜鹊不知去哪里了，院落一片沉寂。她独自一个人上了楼，推开了房门，还是老样子。仍有一股她所熟悉的霉味，只是床头的五斗橱上多了一只白色的长颈瓷瓶，瓶中插着一朵新摘不久的荷花。不知为什么，看着这朵花，她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喜鹊回来的时候，秀米正在沉睡。
她一大早到邻村赶集去了，满满一篮子鸡蛋，一个也没有卖出去。到了中午，她瞧见了杨大卵子的媳妇。她走到喜鹊的跟前，低低地对她说了句：“校长回来了。”早在十多天前，喜鹊就听说了秀米即将出狱的消息，可一旦她真的回来了，喜鹊还是觉得有点心慌意乱。她用手护着篮子里的鸡蛋，急急地往回赶。走到村头，看见渡口的舵工谭水金正朝她走来。
他的背更驼了，倒插着双手，黑着脸，远远地对她嘟囔了一句：“那个疯子回来啦？”
往前走了几步，他又说：“听说她是一个人回来的？”
喜鹊当然能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第一句话，表明他对儿子谭四的惨死至今耿耿于怀，而第二句话又表明他惦记着秀米腹中的那个孩子。可怜的水金，他比谁都希望秀米怀着他们谭家的孩子，她微微鼓起的小腹就是水金风烛残年的惟一指盼。不过，既然她是一个人回来的，那么，那个孩子又到哪里去了呢？
回到家中，喜鹊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喘了半天的气，还是不敢去后院的阁楼看她。她的心怦怦直跳，毕竟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与秀米单独相处过了。尤其最近的这些年，秀米连正眼都不瞧她一眼。
到了傍晚，她做了一碗面条，端到阁楼上去。推门进去的时候，还龇牙咧嘴、挤眉弄眼地做了半天鬼脸，以此给自己壮胆。秀米正在熟睡之中，侧着身子，背对着她，衣服和鞋都没有脱。喜鹊将碗筷轻轻地搁在五斗橱上，然后屏住呼吸，一步步地倒退着走了出来，掩上门，下楼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