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的这30余年间，北京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京师也从未发生过旗人大规模迁回关外东北之事（伪满洲政权建立后，也只有爱新觉罗家族中的极少数人去了东北），但就在这短短三十余年间，旗人莫名其妙地消失无遗——他们哪里去了呢？
很显然，绝大部分的京旗后裔并未离开北京，他们仍是建国后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唯一可以说得通的解释是，他们为了更好的生存而改名换姓，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
《满族简志》（初稿）中的记载，据1957年统计，全国共有满族240余万人，其中东三省共计210余万人，约占总数的81％左右（辽宁省110万；黑龙江省63万；吉林省37万）；此外，河北省20万人左右，北京8万人左右，其余约15万余人则星散于全国各地。辛亥革命中，各地驻防旗人遭遇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旗人大都在民国后离开满城，或隐名更姓，或远走他乡。
鲁迅在《谣言世家》一文中说，清末革命后，杭州旗人的“口粮当然取消，各人自寻生计，开初倒还好，后来就遭灾。旗人没有了粮，只好做生意，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视，生意也还不坏。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唯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
对旗人而言，“被造谣”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这也令其境遇变得更加糟糕。对此，蒋梦麟也在回忆录《西潮》中说，民国后，杭州“旗下新市区的东北已经建了五百间平房，安置旧日旗兵的家属。有些旗人已经与汉人熔于一炉而离开了他们的安置区。几年之后，全体旗人都失去踪迹，一度养尊处优的统治者已经与过去的被统治者汇为一流了。旗人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有关他们的故事已经渐渐成为民间传说”。不过数年，杭州旗人便无影无踪，他们或许已经搬出了杭州城，或许已与汉人汇为一流，分不清彼此了。
辛亥革命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譬如八旗人家多有没出嫁的老姑娘，而其成因又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清末虽然提倡满汉通婚，但因日常生活隔阂太多（这不仅仅是语言同化了就能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满城的隔绝导致两个族群的生活隔阂），结果结亲后出现别扭，很多旗人宁愿在本族人中寻找婚配，但又因为鼎革之际的旗兵人数有所下降而未能如愿。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旗人认为本族不行了，希望与汉人结亲提高安全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利用这种心态而实行骗婚，结果引发了很多悲剧（譬如《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
民国后八旗社会的瓦解给其中的两大主体成员蒙古八旗和汉军旗带来了不小的困惑。首先是蒙古八旗，他们因为长期驻留关内而早已不通蒙古语，结果并不被关外的蒙古所承认，无奈之下只能向原先的旗人团体靠拢；而汉军旗则因为在清朝时的地位优于汉人，辛亥后却欲求汉人而不可得，因为汉军旗在风俗习惯、言行举止、衣着打扮上已经被八旗化，他们的一招一式都与普通汉人有明显的差别，即使想冒充也难（但总的来说，汉军旗在民国后融入汉人社会要相对容易一点）。
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旗人们在民国后成立了一个名叫“八旗联谊会”的组织，其中仍以满洲、蒙古、汉军旗人为主，他们大多在旗饷不发时聚集开会，商讨办法。金启孮先生在《北京的满族》中说，开会时也有驻防八旗人参加，发言多激烈。有一次一位湖北驻防旗人用很重的湖北口音发表长篇言论，从辛亥年的遭遇讲到现在的对策，讲到激昂处，竟泪流满面拍案而起。京旗的老年人多劝他冷静，不要太激动。这下把这个湖北旗人激怒了，他高声指责道：“什么不要激烈，人家对我们就激烈！”说罢甩袖退场，五六个人都拉他不住，会议不欢而散。如果了解当年的那段历史，想必会理解这位湖北旗人的心情，因为辛亥年的遭遇是京旗人没有遭遇过，也就没法理解的。
最令人感叹的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仍有少数旗人不想方设法自力更生，反而将希望寄托在逊位的皇帝身上。当年有个名叫桂顺的皇族，他因家境贫困而从北京前往天津谋生。刚走到杨村就病倒在旅店里，他在那里给末代皇帝溥仪写了一封告急禀文：“叩禀我主宣统大皇帝：奴才镶黄旗满洲头甲爱新觉罗氏。奴才桂顺因贫穷下天津谋衣谋食，行至杨村镇，住在回回马家小店，病在店中，现下当卖皆无，又无衣无食，奴才无法，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别不多禀，奴才桂顺叩求。”这封信寄出去有什么用呢？当时皇族成员陷入困境的比比皆是，就算溥仪有心救济，他也救济不过来，更何况“小朝廷”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小说《月牙儿》中，老舍先生用一种异常凄苦的笔调调侃了旗人们在革命后获得的“自由”——自由固然是好东西，可这种东西跟冻饿饥寒联系在一起时，“自由”也就显得更加的可憎可恶——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在《宫女谈往录》中，昔日的老宫女有这样一段话：“我极不愿意谈我们年轻时欢快的事，想起在一起苦熬岁月的姐妹们，全都七零八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小娟子难产死了。春苓子嫁给个护军，男的吃喝嫖赌，她又窝囊，挨打受气，自己的一点积蓄全给偷光了，小命也跟着完了。小翠起初还好些，一到民国年间，男的当巡警，当时北京巡警很多是旗下人。他又好脸面，摆阔气，弄得吃上顿没下顿，穷得揭不开锅盖，不几年也穷死了。想想她们，比比我自己，我还有什么心肠说那些欢乐的事呢。当时越是欢天喜地的事，现在越让人伤心落泪！我下狠心把当年高兴的事埋在肚子里，永世也不再对外人提了。当年别人都瞪眼瞧着我们，说我们吃香的喝辣的，跟太后、皇上沾光，他们哪里知道伺候人的苦处。”
20世纪30年代后，金启孮先生亲耳听到了这样一个酸楚的故事，说一个旗人小孩因为姥爷病了，想吃白面，家里没钱买。他就拿着口袋去抢油盐店，结果被人抓住。他还不认错，说：“白面是人吃的，我姥爷要死了，就得让他吃一顿。”事后，他姥姥抽抽噎噎地对金启孮先生说：“这孩子多糊涂！白面是阔人吃的，咱们只配吃窝窝头，怎么能说白面是人吃的呢？”这段读来颇令人心酸，小孩后来被送进了教养所。但这样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金启孮先生在后来的书中不无沉痛地说：“前人造下的罪孽，遗累了后人，可怜这一群无辜的孩子。”
话剧《茶馆》里，一生耿介倔强的常四爷因在戊戌年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这样沉痛的心里话而被探子抓去坐牢。但他的真实意思却是：“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13年后，清廷覆亡了，他却说：“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民国后，不向命运低头的常四爷靠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不管是担筐贩菜还挎篮卖花生米，图的就是活出个人样，活得腰板挺直。可是，民国后的社会苦难与黑暗一日甚于一日，就算常四爷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临到剧终，七十多岁仍旧是一贫如洗的常四爷说出最后一段酸楚无比的对白：“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
这样一段话，出自这位行将惨死的老旗人之口，字字句句，血泪斑斑，而这也是旧社会旗人凄苦无助的告白。类似的作品，还有《骆驼祥子》《正红旗下》，张恨水的《欢喜冤家》、李玉茹的《小女人》等等。1979年，冰心读罢老舍遗著《正红旗下》后，感慨系之，她坦言：“我自己小时，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辛亥年后，旗人们失去了微薄的粮饷而又缺乏谋生手段，其遭遇当然是困苦而悲惨的，但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在同一时期，几十年的国内混战及外敌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旗人们的痛苦虽然有别于其他族群的痛苦，但并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也只有通过自救才能生存。
为解决广大旗人的生计问题，民国初年成立了一些社会团体，或多方筹款救济贫苦旗人，或开办教养工厂，组织互帮互救，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总的来说成效不大。毕竟，救济只能救一时，而职业技能的培养亦非一朝一夕之事，何况社会能否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尚且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旗人大批地涌入了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或者拉洋车、摆小摊，或者做茶房、裱糊匠等。旗人妇女也大多做“补花活”。相对好一点的，做巡警，学艺当艺人。而冻饿而死，甚至沦落风尘成为妓女的也不乏其人。
在社会环境的长期熏陶下，旗人一向喜好戏曲书画，其中也出了不少优秀的艺术家，比如京剧界的汪笑侬、言菊朋、奚啸伯、尚小云、程砚秋、言慧珠、荣碟仙、金秀山、金少山等，曲艺评书有连阔如、侯宝林等，书画界有溥心畲、启功等，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
1946年，满族出身的革命领导人关向应在病危弥留之际对前来看望的毛泽东说：“我是满族。以后，满族有什么事情，希望主席讲一讲。”毛泽东事后也曾感慨地说，关向应同志那么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们党高级领导干部，但是他的民族感情，还是很深的。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没有满族的代表，北京一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闻讯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从第二届起，全国政协更正了这一失误。
新中国之初，满族的民族性质未获承认，直到1952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才在相关文件中首次回答了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许多大、中城市（多是北方）中有满人居住。由于他们长期地和汉人杂居，其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特点已逐步消失；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们更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民族特点。有许多人已改变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他们的民族情感，则仍然相当强烈地存在着。”
满族民众不欢迎国民党而欢迎共产党，这是真心真意的，因为具有“反鞑虏”传统的国民党对他们确有不公之处，历史的怨结一时很难解开。以老舍先生为例，他在新中国创建伊始时仍远在美国，在受到周恩来等人的邀请后返回北京。在离开美国前，老舍先生曾表示归国后会采取政治上的低调姿态，但回国后不久他却迅速转变了态度。这段时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创作高峰期，如《龙须沟》《茶馆》等著名作品都是在这段时期所创作。老舍先生对新中国的认同，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旧社会中凄苦无助的满族民众在新社会中所获得的翻身解放及其他们由衷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