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由于载涛的骑术闻名一时，后被委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在养马、驯马事务上发挥专长，而这也是他在溥仪退位后的第一次任职。之后，载涛作为前清皇族及旗人的代表，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82岁的载涛因中风而去世。
至于其他的皇族，大多随着“树倒猢狲散”的不可逆转而相继走向了败落。按说，这些皇族应该有不菲的财产，但因为管理不善，坐吃山空等原因，这些家产最终难以为继。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清室王公富有庄田，其地租归直隶州县代征者不少。但王公佃之于民，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难勾稽。层层侵蚀，岁岁消磨，则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贫矣。忆在部时，八旗地租，州县因催征不力议处者，不少官样文章，其民欠是真是假，无由诘也。溥倬云尝对余言：‘我王府庄田有名无实，若照原额收租，我家何至如此拮据？’大抵天潢贵胄，凡事诿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
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一些皇族仍旧讲排场，不忘旧日习气。如睿亲王多尔衮的后代、民国报界文人金寄水在《王府生活实录》中说的，从辛亥革命后到“小朝廷”结束（指1911至1924年）的这十几年间，虽然“鼎已革而‘小朝廷’犹在，诸王府亦未完全解体，一切力图率由旧章，实属史无前例。由于清王朝已丧失了对我国的统治权，事实上已不可能再同往昔一样，无非苟延残喘而已。但对当事者来说，却毫无‘舆图换稿’之感，依旧昏昏然地醉生梦死，踵事增华”。民国后，金寄水因天潢贵胄的身份而常遭奚落戏弄，为此他大发感慨：“无故人前遭白眼，姓铜也比姓金强（民国后前清宗室姓‘爱新觉罗’多改姓‘金’）。”
晚清的王爷们，除恭亲王奕訢还算精明，其他大多昏庸无能，如礼亲王世铎，世居高位，而一向“混日子、和稀泥”著称。睿亲王魁斌听说革命党的新闻后闹了个笑话，说：“革命是不是白莲教改名？难道他们不怕王法吗？”这也真够朴实的。清末显赫的庆亲王奕劻民国后避居天津，1917年死时溥仪还为谥号的问题跟他别扭，非要给他“谬”“丑”“幽”“厉”等恶谥，在陈宝琛等师傅和载沣的一再劝说下，最后才定谥号为“密”，意为“追补前过”。奕劻的儿子，清末做过商务部尚书的载振，在色情贿赂案“杨翠喜”事件后退职，后再未出仕，最后坐吃山空，死于1948年。
隆裕太后在宣布退位前将各王公的府邸、旗田、园寝等公产赐为私产，所有者可以自行处分。到民国后，这些前清王爷们倒是经常上报纸，不过大多是出卖王府的新闻，如末代克勤郡王晏森在将王府卖给了总理熊希龄后，接着又卖祖坟、卖陵木，连陵墓中最为气派的御赐驮龙碑（其先人福彭之碑）也卖给了张学良，后来这块碑被辗转运到东北，树在了张作霖的墓前。卖王府、卖东西还不算最惨，更有几位被称为“车王”。1931年北平报刊出现“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这说的不是别人，正是晏森本人。
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次年又没收王府旗产旗地，更是引发了一场出卖王府、宅邸的热潮（因为怕没收）。事后，昔日的王府依旧气派，但大都换了主人，如庄王府卖了20万银元，豫王府卖了12万，顺承郡王府卖给张作霖，报价15万，结果给打了对折，而且除细软外家具摆设一律留下，没得商量。好在老福晋精明，除了给老张家留下空荡荡的王府外，一个物件也没留下。原怡亲王的后人溥斌，从清末就卖东西上瘾，一卖就是40年。
正所谓，“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昔日的这些“王谢堂前燕”，几十年后也就化入了“寻常百姓家”。历史就是这样，它像一条大河，无声无息但舒展有力，所有的人与物，最终都被卷入了它的波涛浪潮当中，最后东流入海，万物同归……
3.逊帝溥仪：
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
溥仪下岗以后，由于隆裕太后于一年后去世，紫禁城的常务之责便落在了端康太妃（即光绪皇帝之瑾妃）身上，并主要由她来监护溥仪的成长。端康太妃被慈禧和隆裕欺压了多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她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前面两位的专擅作风。溥仪十三四岁时，有几个太监为讨溥仪的欢心而从宫外买了一套民国将领的大礼服，有带羽毛的帽子，亮闪闪的军刀，还有精致的皮带，像一般的少年一样，溥仪得意洋洋地穿戴了起来。端康太妃见后大为震怒，其严厉训斥道：“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像话吗！”溥仪被训后，只得换下礼服，脱下洋袜子，重新穿起了麻里麻烦的龙袍。
事后，端康太妃也学了慈禧太后对付光绪的那一套，把溥仪身边的太监全部调走，而改派了自己的太监来监视。对于端康太妃的专擅，溥仪的几位师傅也颇有微辞。陈宝琛即为此愤愤不平，不免发了一顿“嫡、庶之分”的议论。溥仪听后，心里也是十分窝火。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得两人的矛盾最终大爆发，这就是御医范一梅的被辞退。陈宝琛在溥仪身边不满地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溥仪的总管太监张谦和也煽风点火：“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吗了？再说太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奴才也看不过去……”年少的溥仪听了这些撮弄后，气得腾腾腾地跑到端康太妃那里大喊大叫：“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你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
不曾料到的是，溥仪的反抗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间接导致了他生母的死亡。原来端康太妃被溥仪抢白之后，气得脸色发白，随后便将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及福晋（溥仪生母系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之女）还有老福晋（溥仪的祖母）一块召来，并怒气冲冲地训斥了一番。谁知溥仪的生母个性很强，她从小到大，从没有被人这样申斥过，于是从宫中回去后便吞了鸦片，自杀了。
悲剧发生后，端康太妃自知理亏，也就不再对溥仪过分的管制了。不过，由于溥仪从小被抱进皇宫，他对生母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据其回忆，直到他11岁时，他的生母和祖母才获准入宫探望，“我见了她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了几分惧怕”。
当时与祖母一起进宫探视的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和大妹，宫中难得有小孩子，于是溥仪便带着弟弟、妹妹到养心殿去玩捉迷藏。玩了一会后，溥杰不小心把明黄的袖里给溥仪看见了，还被皇帝哥哥给好一顿批：“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对于溥仪来说，和同龄人玩耍的机会总是极少的。更多的时候，溥仪只能蹲在毓庆宫东跨院的那棵桧柏树下看蚂蚁搬家，看着看着，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吃。孤独的皇帝，一个人住着偌大的皇宫，他无法像他的同龄人一样有着正常的生活。这是幸运或者悲哀，实在是说不清楚。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不曾想也没有能力去做摄政王。但对于这父子俩来说，生于帝王家，这就是命。
“每当夕阳西下，禁城进入了暮色苍茫之中，进宫办事的人全部走净了的时候，静悄悄的禁城中央，乾清宫那里便传来了一种凄厉的呼声：‘搭闩……下钱粮……灯火小……行……’随着后尾的余音，禁城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的响起了值班太监死阴活气的回声。”
冷雨残梦，落叶空阶，每次在这种回声之后，年少的溥仪都不敢走出屋子，似乎太监们给他讲的鬼故事里的妖魔鬼怪全跑到他的窗户外面来了。对于太监们来说，这个胆小的主子也不好伺候：他不高兴时，太监们要遭殃；高兴的时候，太监们也可能要倒霉。年少孤僻的皇帝喜欢恶作剧，甚至有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在宫中唯独能阻止他的，只有乳母王焦氏，也就是当年陪同他一起进宫的那位沉默寡言的女子。
王焦氏从来不和人争吵，脸上总是带着些微笑。她虽然一字不识，但为人心地善良。有一次溥仪把铁沙子放进蛋糕，要赏给太监吃。王焦氏看到了，惊叫道：“老爷子，那里头放沙子可叫人怎么吃啊？”溥仪说：“我就是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王焦氏说：“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吃不了东西。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啊！”可惜的是，王焦氏后来被送出宫外，任凭溥仪如何哭闹，内务府也没有把她找回来。从此，溥仪身边再没有“通人性”的人了。溥仪直到结婚后，才派人把她找到；在伪满时期，溥仪又把她接到了东北供养。
长大了，要读书了，但溥仪并不是一个会读书的人。清朝对皇子的教育是历朝历代最严格的，溥仪虽为废帝，但教育仍沿用了之前的惯例。洋师傅庄士敦在《暮色紫禁城》中说：“每天清晨，陈宝琛第一个进宫，夏季是在五点半，冬季是六点。正式的觐见都在破晓时进行，大概在八点半时，皇上由他的满族老师伊克坦教读满文；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朱益藩取代伊克坦；一点半时，就轮到我了，我的课通常要持续两个小时。”
清人赵翼曾这样描述当年康熙的皇子们读书：“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因为清廷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规矩也就没那么多了。如按康熙朝的规定，皇子们除元旦一天和除夕前的一天半是放假时间，其他时间都是照常学习。而溥仪至少在夏季有一个月的放假时间，这比他的那些先辈们可是舒服了。但是，对溥仪来说，读书是件苦差事。就算在平时，他也是时不时地找借口或称病逃课，即便是拿面包去喂蚂蚁，也比读书有趣多了啊。
张勋复辟时，京城流传过这样一个趣闻：复辟的前几天，张勋秘密进宫觐见溥仪，并奏明整个计划。溥仪听后摇头不同意，张勋问为什么，溥仪说：“陈师傅每天都要让我没完没了地念十三经，我哪有时间去管这么多事呢？”张勋说：“只要皇上登基了，就可以去管军国大事，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书了”。溥仪听后大喜：“你此话当真？我登基后就可以不用去做功课了吗？”张勋点头道：“历史上只有马上打天下的皇帝，没有听说过什么读书皇帝。”溥仪高兴极了：“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张勋复辟那年，溥仪13岁，其实他并没有主动参与复辟。因为他当时还太小。不过他的几个师傅倒是很热心，事情全部由他们跟张勋商量好了，师傅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罢了。在赶走张勋的“辫子军”后，重新上台的段祺瑞也称“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奈何”，一句话就把溥仪的责任全开脱了。
就是溥仪的师傅，也没事。只可惜这个弟子实在不成器，读书一团糟，满文学了好几年，就学会了一句：“伊立！”那还是满族大臣向他请安时，溥仪得说：“起来！”念书的时候，小皇帝经常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师傅跟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他也听不懂，只想着去院子里看蚂蚁。直到后来，溥杰、毓崇（贝子溥伦的儿子）进宫给他当伴读来了，小皇帝这才好了点，至少能在书房里坐得住了。伴读一个月有80两银子的待遇，但也不好当。有一次，溥仪蹦蹦跳跳地走进书房。陈师傅却对着坐得好好的毓崇说：“看你何其轻佻！”
再后来，溥仪又有了个洋师傅，这就是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庄士敦。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国老夫子，曾在香港总督府里做过秘书，在威海卫租界做过行政长官。据他自己所说，在来中国的二十多年里，他遍访名山大川，走遍了内地各省；他通晓中国历史，还能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唐诗。但庄士敦终究是个外国人，他的出现，给古老的紫禁城带来了一些洋化的气息，溥仪的身上也多了一些新鲜玩意：怀表、别针、纽扣、领带，等等。
陈师傅这下头疼了，他得听溥仪半文半白、中英交杂地对话：“威廉姆（溥杰的洋名），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上！”……“阿瑟（另一位伴读溥佳的洋名），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溥仪的三妹）他们来，hear（听）外国军乐！”
每当这个时候，陈师傅都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一样。本来呢，陈师傅是溥仪的唯一灵魂，但庄士敦来后，灵魂又多了一个。
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自作主张将辫子剪了去，这对于紫禁城的辫子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场地震。为此，太妃们还痛哭了几场，几个师傅更是脸色阴沉了好一段时间。一个月后，紫禁城只剩下三条辫子，而之前至少是1500条。三条辫子的所有人是溥仪的三位师傅，其中还有一位很快去世了。溥仪剪掉辫子的时候，他的两个伴读，溥杰和毓崇也借口“奉旨”将辫子剪了去。第二天，陈师傅一抬头便看见三个光头弟子，在愣了好大一会后，才对毓崇冷笑一声，说：“好啊，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