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7月的一个傍晚，窗外突然有大光亮，同时还伴有隆隆霍霍的响声，似雷非雷，似鸟飞鸟。只见天上一颗大流星从西北掠过，声如巨雷，尾长数十丈，光芒耀眼，速度很慢，在哔哔啵啵的爆裂声中，最后飞向东南方向陨落。目睹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紫微星坠落，要出大事……
1.御史尸谏：
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
光绪五年（1879年）的早春三月，正当西北的漫漫风沙袭往京城之时，一位名叫吴可读的六品主事突然在惠陵附近的荒僻小庙中服毒自尽。消息传出后，州官驰报，京城哄动，众人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的疑问：吴可读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玄机与隐情？
自古以来，官员自杀原本并不稀奇。官场上也难免制造一些失意者。这些人或畏罪自尽，或因亏空催逼而自寻绝路。极少部分人甚至因为升迁无望、有志难申而轻率地了却残生。这官场上的死亡事件千奇百怪，自杀还真不能算个稀罕事。
但这一次，这位道光朝老进士的死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他选择的自杀地点与时间似乎出于精心选择，甚至是有意而为之：就在同治皇帝惠陵的毗邻，而且正是同治皇帝与皇后梓宫（即灵柩）移陵大典结束的当晚。
非常时期的非常死亡，难免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但令人困惑的是，这位六品老官员按例并无参加移陵的义务。而据其官长事后的追述，吴可读随同吏部参加祭礼原属主动要求，因其对先帝至忠至哀方获允准。如果事实如此，读者心里或许会心存疑惑：既然吴老进士“至忠至哀”，那他为何要在此敏感时期，选择在同治的陵墓附近做出此等不敬，乃至于惊世骇俗的举动呢？
70老翁何所求。按官场惯例，已近七旬的吴可读完全可以告老还乡，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但他最终选择了曝尸荒野，不得善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吴可读的自殉绝不是无由头的自寻短见，其非常之举事前即有计划。这就是历史上最惨烈的谏议方式：“尸谏”。
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吴可读留下的遗疏上。在这道生前即已拟就的折子里，吴可读公开指责慈禧太后不为同治皇帝立嗣，以至皇位承续的头等大事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酿成“纲纪不振、礼法大坏”的巨患。有鉴于此，他决定“以死相谏”，以求慈禧太后明降谕旨，确保新皇帝光绪在将来生子后以同治之子的名义承继大统，以防止因同治无后而紊乱皇位世系。
遗疏中，吴可读称自己“曾一时激愤，妄言圣主，罪当囚禁斩首，但大行皇帝（即同治）却免我之罪。臣三次获死罪而未受罚，毫无希望却获重生，罪臣这些年得以苟延残喘乃大行皇帝所赐”。然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噩耗传来，天崩地裂，上苍动容。当日，两宫太后联合下谕：‘大行皇帝龙驭宾天，未留子嗣，不得已，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文宗显皇帝（即咸丰）子嗣，承继大统，待其以后生子，再行过继于大行皇帝同治。’微臣跪拜，含泪诵读谕旨，泣不成声。思虑之后，臣以为太后为咸丰皇帝立嗣，而未给大行皇帝立嗣实为不妥。如今新帝为咸丰皇帝子嗣，继续大统，并非大行皇帝遗愿，而是受太后指命。照此推理，即便朝廷没有明言，将来皇位肯定有光绪后人继承。无视既存法度是为错，没有法度更是大错。要想改变一误再误的状况，为今之计只能请太后再下谕旨，明确规定将来皇位由大行皇帝子嗣继承，任何人不得更改。只有如此，立嗣一事才能名正言顺，此后不至于引起争端。也唯有如此，大清皇位由父传子的家法才能流传”。
“转眼间四年过去，朝中大臣却无人看重立嗣一事。如今，大行皇帝将永埋山陵，臣恐人们会将以往之事渐渐淡忘。时间紧迫，罪臣不能再无所作为，束手等待。仰望先帝驾龙宾天，无限怅惘；近看山水依旧，不禁追思先帝。微臣将先帝恩赐的余年奉上，以死平息太后之怒，谨代表大行皇帝乞求朝廷降旨立嗣。罪臣曾为御史，所以才敢冒死上奏。实值今日大行皇帝入土为安，万民同悲之际，哀号痛哭，上言陈情，以明罪臣恳请朝廷为大行皇帝立嗣之心。”
据野史传说，慈禧太后接到吴可读的遗疏后勃然大怒，其当场掷折于地，并拍桌大骂：“不要让此獠走掉！”身旁大臣从容上奏，说此人早已将身后之事安排妥当，现已从容赴死。慈禧太后听后大为震惊，其捡起折子拜读再三后，最终被吴可读的忠诚感染，并勾起了对亲生儿子同治早逝的伤心往事。
时间拉回到4年前。在1875年那个酷热的夏天，紫禁城内哀声四起，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在患天花之症一个多月后不治身亡。同治原名载淳，生于1856年，他既是慈禧太后的唯一所出，也是咸丰皇帝的唯一继承人。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后，年仅5岁的载淳被推上皇位，是为同治。
同治继位不久，慈禧太后联手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一举推翻咸丰死前所定的“八大臣”辅政制度，并在清朝历史上首开“太后垂帘”之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本意，或许是因为“八大臣”危及了皇权，而她垂帘听政的最初，也只是为了代儿子看管江山，日后仍要大政奉还。但令人失望的是，同治皇帝自幼天性顽劣，不好读书，待到亲政之时，读折仍不能成句，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要命的是，同治生前并未留下任何子嗣，这给皇位继承出了个大难题。同治驾崩当晚，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二十多人讨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会场上，丧子之余的慈禧虽说悲痛却也不乏冷静——既然同治驾崩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当下之计也只能是尽快确定皇位大统。对于传统的专制社会而言，此事不决，势必天下不安乃至天下大乱。
在前任皇帝没有留下子嗣的情况下，皇位继承变得极为棘手。首先是名分问题，中国自古讲求“名正言顺”，如果名分不对，势必引发极大的混乱。对此，与会的亲贵、重臣们私下里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究竟谁才能够名正言顺地继承同治留下的帝位呢？
按通常做法，如前任皇帝没有子嗣，那就应该为他立嗣，这样皇位就可以继续传袭，帝王世系也不会乱。从辈分上说，同治当时是“载”字辈，他的下一辈是“溥”字辈，按理就应该从“溥”字辈里挑选一个候选人，来充当同治嗣子并继承他的皇位。
但是，众人将“溥”字辈人选在心中再三捋了几遍后，却发现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因为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一人，即道光皇帝长子奕纬的孙子溥伦，溥伦当时未及周岁，年龄偏小，能否养活尚是问题（清朝皇子夭亡率很高，溥伦前面的三个兄长均夭折）。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问题出在血缘上。由于溥伦的父亲贝勒载治，他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养子。因此，从血缘上来说，溥伦不应算是近支宗室。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提出由溥伦承继帝位时，很快遭到恭亲王奕訢等人的反对，而慈禧也不同意。据揣测，慈禧反对溥伦继位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承继帝位的话，慈禧势必成为太皇太后，无法继续垂帘听政；而垂帘听政的将是同治皇后阿鲁特氏，而这又是慈禧太后所厌恶的人。
据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的记载，两宫太后在同治驾崩一个时辰后即召诸臣入，问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人主张“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太后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
事实上，慈禧太后早有人选，她也早已料定各王公大臣不敢有所主张，于是斩钉截铁地宣布：“溥字辈既无可立，就不必勉强。醇亲王奕譞的长子已四岁，又是至亲，由他继位最合适。”
听了这话，醇亲王奕譞大惊失声，当场倒地晕厥（真晕还是假晕无从得知）。对于慈禧的决定，与会诸人面面相觑，但反驳也说不出所以然。同时也无更好的合适人选，众人只好陷入了集体沉默。恭亲王奕訢见七弟奕譞晕倒，便命太监将之扶出。主要的当事人奕譞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缺席后，其他人再无异议。于是奕譞长子载湉就这样被推上了皇位，即后来的光绪皇帝。
奕譞的昏厥并没有影响慈禧的下一步计划，宫中随后派出一队人马，抬着八抬大轿前往醇王府接人。据记载，当晚“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极冷”，当时还不满4岁的载湉尚在睡梦之中，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接到了皇宫。
传位既定，年号也随后拟好，是谓“光绪”，其含义是“缵道光之绪”，也就是说，载湉是继承道光一系传下来的皇位。对此安排，朝中重臣私下里虽颇有微词，但慑于慈禧太后的威势，当时也无人敢公开表示反对。
立载湉为新皇帝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载湉和载淳是同一辈分（堂兄弟关系），这样做等于由传统的“父死子继”变成了“兄终弟及”，这在继位制度上与礼法不合，势必引发皇帝世系的紊乱。从明朝历史来看，因礼法问题而发生激烈冲突的案例屡有发生，其结局大多以悲剧而告终。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往大里说，合乎礼法的皇位承续乃数百年立国之本；往小里说，这也是朝政正常交接运转的根本保证。
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皇帝的七弟，但这并非慈禧太后选择其子载湉为皇位继承人的主要原因。奕譞的好运气主要来自于他的福晋，因为她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如果单纯的从皇族血缘之亲近来说的话，载湉在当时未必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问题的要害在于：宗法制度如何解决？
慈禧太后所提出的折中方案，其要点有两条：一是宣布载湉承续的是咸丰皇帝的皇位，她仍以皇太后的名义承担将小皇帝抚养成人的责任；二是光绪将来生子之后，其子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以此将继位名分及皇帝世系的问题加以纠正抹平。
就实用主义而言，慈禧太后的方法尚称切实可行，但以往并无先例且有违祖制，因而言官们在背后不免议论纷纷。光绪继位第一年，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道折子，其在对光绪未来的皇子承继同治的安排表示颂扬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要求，即请求慈禧太后立下铁券，昭告天下，以免此事在将来旁生枝节。
“铁券”典故出于宋朝初年。据说，昭宪太后临终前告诫宋太祖赵匡胤，宋之所以得天下，“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太后之意，赵匡胤的儿子太小，其“百岁之后”当传位于其弟，以避后周覆亡之前鉴。赵匡胤表示遵从后，昭宪太后又命宰相赵普制立誓书，“藏之金匮”，以保证之后再传位于太祖长子赵德昭。但是，这种“兄终弟及”之后再“还政归本”的皇位继承方式显然是昭宪太后与赵匡胤的一厢情愿，因为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即违背诺言，并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恒，嫡长子继承制再次成为主流。
慈禧太后未必充分知晓前朝故事的利害关系，但她心里也清楚，这次的皇位安排虽有不得已之苦衷，但毕竟经不起儒家宗法制度的严格推敲。倘若将此事公开讨论的话，势必让问题更加复杂化，稍有不慎，即有无穷之后患。因此，慈禧太后的态度从一开始便十分坚决，她在下发的谕旨中将广安疾言厉色地申斥了一顿，并称其为“冒昧渎陈，大胆妄为”，硬是将一场潜在的政治风波给强行打压了下去。
4年后，正当慈禧太后以为人们已经遗忘此事时，“吴可读自殉事件”在同治移陵大葬的敏感时期发生了。中国士大夫饱受孔孟之道的浸染，对于不合祖制的安排往往会采取极端行为。譬如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狱”一案，一些大臣宁可被廷杖打死，也绝不让皇帝违反儒家礼法。即便是吴可读的“尸谏”之举，道光年间也曾有过先例。当时军机大臣王鼎弹劾朝中第一权臣穆彰阿“奸诈害国”后，仿“史鱼尸谏”之义，自缢而亡，朝野为之震惊。由此，当时的清流党们对吴可读的义举大为赞叹，并称其为“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之勇，是君子道义之勇”。在这些人眼中，吴可读是一个真正崇高赤诚的殉道者，其非常之举，绝非一般人所能比拟。
事已如此，慈禧太后只得颁下谕旨再次申明，光绪生子后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事无更改；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命廷议加恩按五品官例议恤。天语褒奖后，清流们随即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内为吴可读设奠开吊。那天的场面可谓规模空前，盛极一时。上至大学士各部堂官，下至各衙门一般司员，馆外素车白马，前来吊唁者人流如织。就连一向自视甚高，持名清贵耿介的翰林御史们，也都自发地代丧家接待吊客，场面极尽一时哀荣。
众多的挽联中，翰林院编修黄贻楫所撰最为传诵一时：“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此联颇有些说法，这年3月下旬的某日午后，京城忽然飘起“太阳雪”（白日飘雪），时间虽短，但亲眼目睹，亲手触碰的大有人在。异事发生后，京中人议论纷纷，以为近日必有奇冤（如家喻户晓的《窦娥冤》之故事）。直到“吴可读尸谏”一事发生，士林遂将之比附为“奇节”而不是“奇冤”。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黄帝鼎，前星犹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处，五更风雨蓟门东。”吴可读死后，其生前所做的这首徇道诗在光绪年间为士大夫们广为传诵。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吴可读的死所换来的慈禧太后的政治承诺，这个看似圆满的安排，在后来却又再次遭遇了变数，而这次的问题出在光绪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