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起来，这是载沣和袁世凯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派与当权派的权力之争。载沣主政之前没有自己的人马。他所能接触到并信任的，也只有载泽、善耆、载涛、载洵、毓朗等身边的满族亲贵。而这些人不管有才无才，都迅速集结在载沣周围，成为一个皇族亲贵集团。一言而蔽之，载沣集团是一批新发家的少壮亲贵。他们当时手无实权，要想获得权力，必须排斥当时的实权派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及他们的人马。
载沣集团与庆袁集团之争，并不是简单的满汉之争。事实上，庆袁集团的首领与后台正是载沣的皇叔庆亲王奕劻，而满人中的重臣端方、那桐等人和这个集团的关系也极为紧密。奕劻与袁世凯的结合，表面上是由于袁世凯贿买了奕劻，以扩大自己的权势，但事实上，奕劻何尝不是要靠袁世凯来保住他的地位。简而言之，奕劻、袁世凯集团实际上是皇族元老派和新北洋派的联合。正如溥仪后来说的，“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溥仪的明白话不多，这句算是一语中的。
经过近两年的争夺，以载沣为首的亲贵派在朝廷中优势很大，但实际效果却要打个问号。毕竟载沣不是那种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政治强人，其为人软弱，朝中敷衍拖沓之风比慈禧太后时期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再者，清朝已是260年的老旧破船，多年固结的贪污腐败之体制积习，即使载沣有心整顿，恐怕也没有这个本事和精力。
更要命的是，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大获全胜，但在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这也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而且，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也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如美国学者恒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指出的：“载沣几乎毫不具备做摄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质。他无力节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显贵，他被迫授予他们政府高位，而不考虑他们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会站在他的这一边。”
载沣或许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其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为严峻。但是，对当时的载沣来说，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4.军权在握：
打虎还得亲兄弟
戊戌变法期间，有维新派官员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出访国外，以增见识，但奏章上去后被廷议批驳，险些丢了性命。老祖宗立下的规矩，皇族不能出国，不能去那些无君无父的“蛮夷之邦”，载沣虽然去了一趟德国，但那完全是出于无奈。
不过，载沣的这次“德国之行”，应该说是收获远大于折辱。在德期间，德皇威廉二世命胞弟亨利亲王亲自招待载沣一行，并抓住适当的机会推广德国经验。在德方高规格的接待下，载沣一行人参观了德国陆军、海军、各级军校及禁卫军。亨利王子还特别对载沣面授机宜：德国皇室制度，无论皇子皇弟，均须入读军事学校并投入军伍，由士兵到将军，逐级而上，确保军队掌握于皇室之手。正因为皇室对军队的极大重视，德国军队才最大可能地吸引了国内的优秀人才，并将最优质的资源优先分配给军事及军工企业。这也是德国在统一后得以迅速崛起的奥妙。
不可否认，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到最后都是要失败的，但在弱肉强食的19世纪，在这个尊奉丛林法则的时期，国家强大即为军事强大，强大了就可以兼弱攻昧，譬如德国、日本、沙俄，无一不是靠军国主义起家，而反观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在一个毫无远见的妇人统治下，得过且过，断无此等念想。
庚子年后，湖南才子杨度在日本留学时提出“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从定义上来看，杨度的“金铁主义”较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更进一步，因为杨度不但要提倡军国主义，还要搞“经济霸权主义”。这种称王称霸的策略，放在当时内忧外困、积弱涣散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剂猛药。
载沣比杨度要更早地接触到德式的“军国主义”。这也是他在德国印象最深刻的。回国后，载沣向慈禧太后奏请设立贵胄学堂。但慑于慈禧太后的威势，加上胞兄光绪皇帝被禁，载沣此时尚不敢对设立皇族武装有过分的要求。直到1905年，亨利亲王来华访问，载沣才借机提议模仿德国军制设立皇家禁卫军。但此事在慈禧太后归西前也未能实施。
载沣接班后，随即下令建立“禁卫军”。这支新军队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直接从北洋第一镇（主要由旗人组成）抽调，另一部分则从闲散旗人与宗室中的青壮年中选拔。与北洋第一镇不同的是，禁卫军直接由载沣掌管，而不是隶属于陆军部，其目的主要用以保卫皇帝与皇宫。按载沣的计划，禁卫军原本是一支纯旗人的队伍，但后来出于平息满汉之争的考虑，第四标最终招募的是汉人士兵，而另设有一个蒙古骑兵营。1911年初，禁卫军编练完成。据美国军事专家的描述，这支军队的步兵、炮兵装备精良，唯一不足的是骑兵。禁卫军的训练大臣最初是载涛、毓朗和铁良，但整个编练过程中，主要负责人为载涛，而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良弼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09年7月，载沣以宣统的名义下诏，任命自己在皇帝亲政前担任“大清帝国陆海军大元帅”。载沣的“上任”一度引起了国内舆论的批评。譬如张之洞在去世前就曾上书批评其集中军权的贸然之举。而当时的《东方杂志》编辑，后来的清史专家孟森也撰文讥讽载沣为明朝那位沉湎军事玩乐的正德皇帝。
甲午战争后，北洋舰队被清廷裁撤，中国海防已是名存实亡。载沣上台后，决心重建海军。他先下令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设置独立的“筹办海军事务处”，由二弟载洵和萨镇冰充当筹办海军大臣。1910年12月，海军部成立，载洵被任命为海军大臣。在此期间，载沣将现存的军舰整编成了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当时巡洋舰队有4艘巡洋舰，即海圻、海容、海琛、海珠舰，其中海圻舰排水量为4300吨，后三舰均为2950吨（原本是五艘，但海天舰在1907年不幸触礁沉没）。长江舰队则多为内河航行的炮舰，不承担海防任务。
十多年前，中国军队之所以在甲午战争惨败，除武器、训练、将帅、后勤等落于人后之外，缺乏专业的参谋部门也是原因之一。由此，载沣抓军权的另一个举措是将隶属于陆军部的军咨处改为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军咨府，三弟载涛被任命为军咨大臣。所谓“军咨府”，实质上是仿照德国、日本的“参谋本部”制度，行使军队建设与调度、军事教育与军官任免、战略与情报分析等职责。如此一来，陆、海军都被抓到了载沣三兄弟的手中。
看得出来，载沣抓军权非常坚决，行动也算迅速。但是，他的做法不但引起了地方督抚们的抵制，就连皇族内部的将军都统们背地里也是怨气冲天。道理很简单，原来的地方总督、巡抚、将军等都有一定的调兵权，现在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请示军咨府，这些人不但感到不便，更是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张之洞死前，曾提醒载沣注意他身边的满人派系问题，而在北京的外交界更是流传一个“内军机处”（主要成员为载沣、载涛、载洵、载泽等）的说法。
从载沣的这个布局来看，不能说他毫无见识，假以时日，这三兄弟掌握全国兵符也未为可知。或许因为如此，载沣对这些批评并未予以重视。在他看来，只要抓住了军队，海陆军的权力都抓在自己人手中，便是万事大吉，皇位永固。但可惜的是，载沣的这个战略在施展过程中“所用非人”，历史也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但这并不是最致命的。载沣的问题，不在于他对大局的认识，而在于其执行力的严重缺乏。一个好的战略，不能得到坚决有效地执行，那结果仍等于零。
譬如，载沣奏请设立的贵胄学堂，这本是为皇族培养军事人才的，但那些宗室子弟却大多不成器。正如清末《竹枝词》里嘲讽的：“而今贵胄列专科，功课平均嫖赌多；最有惊人可传事，也能唱得几军歌。”从名单上看，载沣三兄弟也都是贵胄学堂的学员，但他们除在开学仪式上露个脸外，又何尝真的会去学堂上课？载沣尚且虚应故事，其他人可想而知。
《清宫遗闻》里记录了这样一出滑稽戏，说贵胃学堂的学生多半为王公贝勒或宗室子弟，所以校内用餐都做得极其丰厚精美，每人一席，一天就要花掉七八两银子，要是稍微不顺他们的口味，这些人就当席飞盆掷碗，大加呵斥。就连学堂的总办、教习，这些人也被视同奴役，任由阿哥学生呼往喝来，唯命是听。更荒唐的是，学生每日到堂，还得由教习派人去请，有时竟然要请上四五次才勉强到场，而来时又正好挨到午饭时间，于是这些人便叫上饭，吃完后嘴巴一抹，扬长而去。也有偶然来一次讲堂的，有时候兴致来了，便在课堂里高唱京调一曲。此等形状，不胜枚举。
一日，《北京日报》登出一条消息，说“贵胄学堂学员，享用豪侈，饮食奢华”。学员们看后很不满，随即去函改正，称学堂“饮食只期充饥，不求其腴膏”云云。事实上，这些公子哥儿在学堂的饮食确实比任何学校都要好。他们吃饭采用分餐制，每人一份，两菜一汤，有鱼有肉不说，不喜欢还可以另做。有一次，一位名叫毓逖的宗室嫌菜做得不好，非要厨司给他单炒一个鸡蛋。厨司不允，他骂了起来。末了还是庖丁认赔，给他炒一盘鸡蛋。谁知他接过菜来，顿时连盘带菜摔在地上，也不吃就走了。
载沣建立贵胄学堂的目的在于皇族抓兵权，光靠在学堂里摔盘子是不管用的。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载沣的夹袋里并没有太多人物。他能想到的，也就是身边的年少亲贵们。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人情社会，皇宫中也不能免俗，而人情的本质，在于血缘关系的亲疏紧密，并由此带来利益分配中的差别有序。由于世代久远，有些亲王的爵位虽尊，但未必能进入权力的中心，而与皇室血缘接近的极少数亲贵，反而能一步登天，进入决策的最高层。最典型的，莫过于“载沣三兄弟”现象。这几个百年前的“八零后”，执掌大权时不过二十来岁，他们能拿得起来吗？
载沣的二弟、贝勒载洵，其生于1886年，宣统元年（1909年）受命筹办海军大臣，次年授海军部大臣，时年不过24岁。有兄长为之撑腰，年轻志盛的载洵上任后即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海军规划，计划在7年内添造头等战舰8艘、巡洋舰20艘、各种兵轮10艘，以编成北洋舰队、南洋舰队、闽省等各洋舰队及鱼雷艇三队；在此之外，还预备成立各洋军港及船坞，设立海军大学等等。其志向不可不谓之远大。然李鸿章当年打造北洋舰队历时十数年，殚精竭虑而最终仍功亏一篑。以清末财政之困窘，偌大的计划——费用何出？
载洵受命筹建海军后，载沣令度支部及各省分筹开办费1800万两。1909年9月，载洵与副大臣萨镇冰等乘船赴欧洲考察海军，先后访问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等国，并向意大利订购炮舰1艘，向奥地利订购驱逐舰1艘，向德国订购驱逐舰3艘、江防炮舰2艘，向英国订购巡洋舰2艘。1910年，载洵与萨镇冰再度访问美国与日本，并向美国订购巡洋舰1艘，向日本订购炮舰2艘（其中一艘为“永丰舰”，即后来知名的“中山舰”）。这些舰艇，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只有部分交货。
从小即长于王府的载洵，脸宽体肥，二十来岁就大腹便便，实则才华空空。《睇向斋秘录》中说，载洵访问美国时，在某次参观结束后，美方人员礼节性地询问他：“贵大使有何意见发表否？”载洵只说二字：“很好。”载洵的回答如此言短意骇。这下可苦了翻译周自齐。他无从下嘴，只好为之翻译道：“贵国海军精良，足资敝国模范，毋任钦佩！”旁边的人听后，都不免掩鼻而笑。
老醇亲王奕譞在时，就曾看出载洵的没出息。有一次，王府举行堂会。演到《铡美案》一出时，戏班为了突出演出效果，特意用秫秸秆做了个假人，然后用一泡猪血绑在假人上，待到包公下令开铡，猪血就喷涌而出。正当大家为铡了“陈世美”而拍手叫好时，只听一个小孩哇哇大哭了起来。奕譞循声看去，正是自己的儿子载洵。原来他看到猪血乱喷，以为是杀真人，当时就给吓着了。奕譞本来挺高兴，但看到儿子这么不争气，于是把他叫过去教训了一顿：“想我21岁那年，单手持刀，一脚踢破肃顺大门将之擒获，汝如此胆量，将来怎堪大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