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们也知道测谎仪并不能直接探测到凯瑞的心灵，我根据所要调查的内容，事先已经编制好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逐一向被测人凯瑞进行提问。测谎所涉及的问题主要分三类：第一是与调查事件无关的中性问题；第二是与调查事件有关的相关或主题问题；第三就是与调查事件没有直接关系，而被测人又肯定会说谎的准绳或对照问题。
我们的测谎专家一般不会和被测人员凯瑞面对面，他们的眼睛主要是盯住电脑显示器上的图谱，同时我们会用余光注意被测人员凯瑞的面部表情。再有，测谎专家的语调不带任何感情，是一种机械的声音。
这样，我们就能通过使用测谎仪本身，给凯瑞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促使嫌疑人产生动摇，交代问题或者说明事实的真相。
测谎人员反复向凯瑞说明和强调测谎仪的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并利用凯瑞对测谎仪的神秘感，使她感到测谎仪是灵敏的，不容欺骗的，她会担心如果自己说谎，可能被当场识破、揭穿而暴露自己，从而加重心理压力。
我在过去的一些办案中，发现确有一些犯罪嫌疑人在测试过程中或测试后不久就交代了罪行。当然，实际的测谎过程远非如此简单明了。一个调查犯罪的测谎器测验，可能要花费3至4个小时，而其中用于生理测量的时间仅15分钟左右，其余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用来审核问题、测前讯问和解释程序以及评判与讨论测量结果。
在正式测量前，我与凯瑞进行过一段漫长的交谈。我的目的当时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交谈和讯问，了解被测者凯瑞的个性和诚实程度，以便最后确定正式测量时的讯问问题和讯问方式；另一个就是向被测者介绍测谎器的“一贯正确性”，使凯瑞确信测谎器具有准确地分辨真话与谎言的可靠功能，从而对凯瑞产生威慑作用，以消除她的侥幸心理。
为了让被测者凯瑞确信测谎器是不可欺骗的，我作为测谎者还要求被测者凯瑞共同参与一项示范性的验证。我让她在一副纸牌中随意地抽选一张，然后混杂于其他若干张纸牌中。当测验者拿着这几张纸牌依次问凯瑞“是不是这张”时，她一概回答“不是！”
而测谎者总能正确地指出凯瑞所抽选的牌是哪一张，同时会告诉凯瑞这是根据测谎器对其回答时的生理变化的测量结果。实际上，这些牌通常都是我们事先做了记号的。
我们设计的问题与测谎主题有不同的关系，对被测人就会形成不同的心理刺激，从而触发她不同的生理反应，引起她一系列的生理参量，如肌电、脉搏、血压、呼吸、心跳、脑电波、声音、瞳孔等变化。这时候，我们就用仪器测量这些参量的变化来记录变化图谱，然后分析图谱，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被测人凯瑞对问题的回答是“诚实”还是“撒谎”了。
因此，说到这里，真正能影响测试结果的是案件的性质、案情资料是否充足等因素，如现在正在受测的凯瑞是否奸诈、说谎成性或天性胆小，只要嫌疑人凯瑞没有经过反测试的训练，就不至于会影响测试的结果。
但是，对测谎仪能够完全测出“谎话”的这一情况，我们的认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谎言都能够被攻破，应该说，在已经确定的嫌疑人范围内，基本上通过犯罪心理的这种测试能够把他找出来。
其实测谎仪并不是万能的。一方面，测谎仪能否发挥正常的作用，这跟测试的外部环境、被测试者个体状态、测试师的水平以及问题的设计等都有密切的关系。有的测试也会因为条件不够而最终一无所获。我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然而，对凯瑞的测试结果是否定的。她很镇定地回答出所有的问题，而且根据仪器显示的结果，她说的都是“真话”。
但凯瑞仍然存在重大作案嫌疑，因为在她的房间内发现了搏斗的痕迹和德文的血迹，因此，我们还不能把她排除在外。
二
年轻女子德文被杀一案陷入停顿，警局上下都有点泄气。不过，我们很快又掌握了一条线索。
德文还有一个情人，她就是那天也在现场的已婚妇女米歇尔·赫特泽尔。同性恋、异性恋和双性恋，都被认为是不同类型的“性倾向”，就是一种“持久的对某一特定性别成员在性爱、感情或幻觉上的吸引”。因此，同性恋指的是“对自身性别成员基本的或绝对的吸引”。
事实上，德文和米歇尔刚刚才从维尔京群岛度假归来。她们的度假看上去很完美。两人在那里山盟海誓，这种结果尤其对德文来说是一个意外惊喜。对这个问题，我在考虑能否作这样的推断，德文和米歇尔在富有异国情调的海岛上发誓是谁出的主意？她们为什么要跑到那个小岛上去，又是谁突然想到了要发那样的毒誓。
现在，我要找出两个人发誓长相守舍近求远的原因，她们跑到维尔京群岛去的理由是什么？应该说，两个人也可以在伊斯顿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找得到那种山盟海誓的场所。因此，无论是她们去旅游还是去发誓，都需要有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主动作用，而另一个人则一直是处于一种被动当中听人摆布。
那么，我就可以推测这次旅游的性质，并非是心血来潮，想去就能去的。
这个一直掌握主动的人，能随心所欲地调度凯瑞，还有德文和米歇尔以及米歇尔的丈夫布兰登·布劳斯。假如，没有外界因素的话，那就在她们四个人中间，隐藏着一个掌握主动性的人。
这个人与被动者之间的友善、信任、坦率，足以能使被动者相信对方的为人，因此，被动的一方常常会处于一种受宠若惊的状态之中去迎合这种所谓的关心或者是关怀，而被动者一次又一次在不断地品尝友情的甜蜜而不能自拔，这就是被动方的麻痹之处。
正因为是如此，我们就要很好地来推测这个起主动性作用人的动机。
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常常置于死地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被害人的麻痹或者说是根本就对罪犯十分信任的情况已经十分突出了。
德文从维尔京群岛回来，她告诉家人说她要结婚了，而家里人只能尽量向德文提出忠告。对于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家里无法再要求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她有自己的主张。这时候，德文的家人对这件事情是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
在同性恋的圈子里，两个女人“谈恋爱”和男女朋友谈恋爱是一样自然的事。对自己喜欢的女友，一般是熟悉的。“男朋友”们会用直接的方式追求和表达，“我喜欢你”。但她们很尊重女友的意愿。
但女同性恋分成几类，扮演“女友”角色的女性，一般有一些伤心往事，她们有时也和男性接触交往。而扮演“男友”角色的女性，通常不会对男人“感冒”，只喜欢女性，只和女性接触。再有，以“男友”身份自居的女性，普遍具有男性的一些特征，如说话声音、走路姿势都很男性化。头发短短的，喜欢穿中性或男性化的衣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喜欢戴文胸。身体发育也比较迟缓。她们的感情生活漂浮不定，固定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女朋友”
换得很快，并会争风吃醋。
几乎对所有的人，她们都很戒备，掩饰自己的性爱取向，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对异性间正常身体接触非常反感，会觉得受不了。她们有时候也很孤独，内心又很矛盾。
在警局里，我们传唤了布兰登，和他进行了一番谈话。他很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
“这会让人的自尊受到打击，如果你的妻子与一名男子保持暧昧关系，那还可以另当别论。但如果对方是一名女子的话，问题就严重了。”显然，布兰登不接受米歇尔同德文那种同性恋关系。
一个男人不接受自己的妻子和外面的女人有同性恋关系，这时候，这个男人会怎么做？我一直在想，作为男人，他常常在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像布兰登说的，“如果对方是一名女子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
我把布兰登说的这些话，看做是他对德文的一种警告，或者是向德文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到此为止吧，德文！而当时的德文，仍处在一种欲令智昏的境地，她已经无法辨别真假了，因为她已经被米歇尔在维尔京群岛的一番甜言蜜语所感染。
可以看出，德文在和米歇尔的相处中完全处于劣势，她完全丧失了对米歇尔的识破能力，可以这样说，在那段时间里，德文已经被米歇尔所控制。
米歇尔不但了解德文在想些什么，还能控制和约束她的行为，到维尔京群岛去度假就是一个例证。
三
现在我才知道，提出到维尔京群岛去度假的人，不是德文，而是米歇尔。
德文和米歇尔的暧昧关系，必然会引起布兰登与德文之间的矛盾。德文、凯瑞、米歇尔以及布兰登四人经常发生争执。这不仅仅是德文、米歇尔和她丈夫布兰登之间的矛盾，凯瑞同样也牵涉其中，而且还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调查过程中，一位目击证人向我们透露，在德文·吉兹曼被谋杀的当晚，他曾看到德文出现在米歇尔和布兰登的家中。
当时那个目击证人正在睡觉，突然被一阵争吵声吵醒了，他看到一个女孩正背对着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而房间里还有两个人，他们三个正在吵架。那个目击证人看了一下时间，刚好是十二点三十五分。
我认为，这就可以验证在案发的当晚，德文离开凯瑞家的时间，以及她的去向。证人在十二点三十五分见到过德文，也就是说，德文于当天晚上九点三十分和凯瑞发生争吵，这与她在米歇尔家门口出现的时间相隔了三个小时。在这三个小时里，德文不但和凯瑞发生了争吵，同时也和米歇尔夫妇爆发了冲突，那么，这两者之间必然是有联系的。
按我的分析，那个一直在暗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人，手法多变且老练，使得这场阴谋正在朝它的纵深发展。
随后，我们在米歇尔夫妇的房间中喷洒了荧光胺，这是一种同鲁米诺类似的物质，当与红细胞接触时它就会发出亮光。它是一种白色的或浅黄色的固体。是胺、氨基酸、肽、蛋白质、醇和酚的荧光衍生试剂，它主要用于液相色谱荧光检测和荧光光谱分析。
但是，我们一无所获。
如果这里就是谋杀德文的第一现场，那理应存在残留血迹。在对现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测之后，我们没有任何发现。
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德文的裤子上曾发现泥土和杂草，这些东西只存在于露天的地方，或者在花园草地，在卧室里出现这种东西的可能性很小。
我们决定在布兰登夫妇家的后院喷洒荧光胺，然后在水井盖和水管接口处发现了微量血迹，但这些血迹已无法用于DNA检测。在杀人、伤害等暴力性案件中，现场物体上、被害人和罪犯身上都可能留有血迹。一般说，血迹比较明显可见，这并不难发观，但有时却需要仔细检查寻找才可能发现。新鲜血液的颜色为鲜红色，流出体外后由于血红蛋白的变化而逐渐变为暗红色、暗褐色，陈旧或经温热过的血迹是灰褐色，而腐败血迹呈淡绿色或绿色。血迹如果附着在深色物体上，它的颜色不明显。酱油、油漆、果汁、色素染料、锈迹等斑迹，它们的颜色也可与血迹的颜色相似，这是要注意区别的。
看上去，血迹基本上已被冲刷殆尽，里面的遗传物质微乎其微。成熟的红细胞是没有细胞核的。红细胞也称红血球，它是血液中数量最多的一种血细胞，同时也是脊椎动物体内通过血液运送氧气的最主要的媒介。
我们必须从有核细胞，比如白细胞当中去提取DNA，但现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白细胞。
然而，我们在布兰登夫妇家中的洗衣机内又找到了一条可疑的线索。
洗衣机内有一条米歇尔的牛仔裤泡在水里面，我们将裤子取出来进行检测，结果表明上面曾经沾过血迹。但由于血迹已被冲淡，如果水冲掉了裤子上的血迹，也就冲淡了凶手遗留下的气味，追踪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所以，现在我们很难提取完整的DNA信息。在米歇尔牛仔裤的一个口袋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注射器的塑料盖，这与在德文腰部发现的注射器属于同一型号：S14注射器。这是一个推杆直达针头式注射器，它使用一个直达针头的金属推杆，微量样品可被精确吸取。注射器的特点是结合紧密，坚固耐用，推杆和针头都可以更换。
米歇尔·赫特泽尔曾经是一名内科医师，所以她有途径获得这种型号的注射器。
我分析，在死者德文的腰部发现了注射器，而在米歇尔的裤袋里又发现了与那只注射器相匹配的塑料盖。这当中究竟有多少偶然性的因素存在？现在我们就要推断这只注射器，它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分离的。
显然这是属于人为分离，那么，作分离的那个人将会是谁？德文没有必要把一只空的注射器插在自己的腰部，然后安然地死去。她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是一个正常人，而正常人是不可能做出这种荒唐行为的。哦，说到这里，我还想深入地把它说下去，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这是我专业的一部分。
那只注射器是人为插上去的。当这个注射器将要插在一个人身上某个部位的时候，这个人应该先要把注射器上的盖子拉开，从而把针头露出来，然后再插向对方的某一个部位。那么，就在那个注射器的盖子拉开的一瞬间，作为医生的下一个连贯动作是什么？当然，德文的尸体不是在转移之前被插上注射器的，而是在德文的尸体转移到车上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