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玛琳凶杀一案的探员们开始面对着嫌疑人海勒瑞一次又一次的上诉，他们在这个案件上甚至有点进退两难，证据一次次的需要补充，以至于到后来，所有的探员想到这个案子就头痛。
然而，到了1974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死刑是一种非常残酷的、不同寻常的刑罚。结果，当时所有的死刑犯包括海勒瑞在内都因此受益，被减刑为终身监禁。那家伙逃脱了死刑，大家认为这对被害人玛琳是不公正的。
两年后，最高法院收回了他们的决定。但是，已经减刑的死刑犯并未恢复死刑判决，海勒瑞也在其中。当时，他仍在试图为自己开脱罪责，再次提出上诉，并声称本案中的陪审团缺乏公正性，因为其中没有黑人成员，海勒瑞是黑人。由于陪审团里没有黑人成员，有罪判决被取消，法院命令重新审判海勒瑞。
这个时候，我加入了玛琳凶杀案的调查，在1983年，一名法官接受了海勒瑞的上诉的要求，他发出命令，要么重新进行审判，要么释放海勒瑞。
这个案件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麻烦，简直麻烦极了。因为案发是在1962年，那年海勒瑞被判死刑，到了1983年，法官又要求重新审判海勒瑞。
在重新审判过程中，马里安检查官将担任检控官。我知道，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有力证据，以便补充在第一次审判的1962年后到现在对这起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证据。当年的物证仍然存在，但是最初的证人中已经有21人去世了。
当时，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主要调查人员拉里说，过去的许多证人都已经去世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重新阅读从1962年、1965年、1970年到今天的所有审判记录，这些记录看上去有好几百页。
我相信我们的法医技术在经过了24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有了质的飞跃。我们的调查人员带走了所有的物证，并利用过去没有的法医技术对这些重要物证进行了重新检测，结果取得了惊人的发现。
许多人听说这个案件时都会感到疑惑不解，这个案件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侦破？我说过，当时我们国家的高科技手段提高速度不快，现在经过24年法医学的迅速崛起，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都给我们侦破玛琳的凶杀案件会带来转机，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这起案子的侦破时间实在是拖得太长了，不能再继续拖下去了，我们必须马上就把这件案子侦破，因为我们不想看到这么一个温馨平和的汉福德小镇每天都过得忧心忡忡。
在这24年的时间里，罪犯一刻也没放弃为自己的辩护和洗刷罪名。对此，我们的耐心和信心告诉我们，这起案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会出现新的突破。
玛琳命案发生的1962年，我还是一个学生，没有对美国在约翰·肯尼迪的领导下置身于冷战的巅峰时期的时代特征作过研究，可是我对国家的安全比任何时候都加以关注。因为，我也注意到了那时候国内种族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激发的因素，比如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矛盾，如果不及时加以疏导的话最终也会引发各种恶性犯罪，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加以小心地要去面对和正视它，这也就是玛琳凶杀案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我有时候在思考玛琳案件的同时，也会突发奇想甚至对加州的历史也一并进行考察，理由或许是掌握了这里更多的风土人情，或许会对侦破玛琳的凶杀案件有帮助。西班牙帝国时期，北美洲西北部的领土被命名为“加利福尼亚”，当然也包括汉福德这个小镇。1847年的美国和墨西哥战争以后，这片土地由美国和墨西哥分割。墨西哥把所得到的那部分领土称为下加利福尼亚，而美国所获得的是上加利福尼亚，1850年，这个地方正式加入联邦，成为今天加利福尼亚州的前身。在1848年，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裔人口大约为4000人。但是当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开后，无数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淘金热中都涌向了加利福尼亚，在美国内战期间，加州内部关于是加入北方军还是南方军的问题上也发生过分歧，虽然最终加州决定支持北方军，但很多加州人依然参加了南方志愿军。
我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想，当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变得强大起来的时候，相信这些刑事案件的发生率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低，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当然我并没有放松对马琳案件的侦破，我们每天都处在努力工作的状态之中。
作为历史的一页，我在查阅玛琳被害卷宗的同时，也把它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我知道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有力证据，以便在第一次审判结束24年后的1986年重新审判这起案件时掌握主动。每当我们接受质询时我都忍不住希望这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的最后一道程序了，这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残忍了，但事实上他们仍在不断地提起这件事情。
这的确让人气馁，法律公平体系有时候的确会让我们办案人员产生挫败感。当今世界的犯罪论体系大概形成了这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德日为榜样的犯罪构成三层递进体系，一种是静态反映犯罪规格的平面整合式，还有一种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犯罪构成双层模式。
有学者认为，一个行为具备了以下七个要素的时候，才能被认为成立犯罪：一是危害。就是犯罪实施所造成的外部后果，它包括身体上的和言辞上的。二是它的合法性。这一要素主要包括两个含义：行为所引起的危害是刑法所禁止的；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就是说刑法不能是事后法。三是行为。四是罪过。五是因果关系。六是一致性。指犯罪行为和罪过同时发生，同时存在。七是刑罚。这是学者们的一种见解，而这种见解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索，当然也有其合理性成分在里面。
海勒瑞否认杀害居住在汉福德社区的少女玛琳，陪审团要求维持原判，判处海勒瑞死刑。海勒瑞的上诉申请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按照我的看法，美国刑法显然是受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由杜威等人开创的实用主义，主张生活、行动、经验、实践产生一切，决定一切，这作为事物的出发点和基础，强调理论的全部意义和重要性在于具有效用，它是一种“有用就是真理”的观念。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其犯罪构成体系的构建以经验为逻辑起点，价值目标是实用，常见于司法运作的过程，是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我不想在侦破海勒瑞的案件中一直被理论困惑着，尽管我还知道美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在行为这一部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作为、不作为与持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三种形式。但在英国的刑法中，是把事态作为除了作为、不作为以外的第三种形式，其内核也就是持有犯罪心态，就是行为人在实施社会危害行为时的应受社会谴责的心理态度。
我想按照我的思路把继续对美国司法的观点亮出来，比如犯罪心态它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规范内容，就是应受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谴责与否定；另一层是心理内容，是说具有知和意的心理要素，就是认识行为的性质以及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关系，并且表明对行为和结果的意向。
其实犯罪心态是两者的统一，前者是犯罪心态的客观标准，后者是犯罪心态的主观依据。美国当代刑法中的犯罪心态模式表现大约有四种：一是蓄意，就是自觉希望实施某种特定行为，或者自觉希望发生某种特定的结果；二是明知，就是认识到行为的性质并且自觉去实施这种行为；三是轻率，就是已经认识到并且自觉地漠视法律禁止的结果可能发生的危险，虽然主观上对此结果并未自觉制止（否定），但还是冒险实施了产生此结果的行为；四是疏忽，行为人在行为时没有认识到产生法律禁止结果的危险，它是按照守法公民的通常标准来认识这种危险的，第二个层次是排除合法辩护，即责任充足要件。
现在还是让我们来关注刑事调查专家卡特纳检查的第一次审判时涉及到的所有物证吧。
他首先从海勒瑞车里发现的靴子着手。我记得在24年前记者罗伯特写的新闻特写中也曾经提到过它，罗伯特在《弗莱斯诺比》报上说，在艾尔达大街的路上发现了一组靴子印，还有一组光脚的脚印返回土路。我至今对这些还记忆犹新。至于太详尽的细节，罗伯特在报纸上没有作详细记叙，因为他知道和警方相互之间配合的重要性，他更不会给我们侦破工作带来麻烦。
应该说，现在刑事专家卡特纳还是按照当年副治安官麦克发现的线索在继续查下去。当时，麦克说他从后车窗向里面看的时候发现了一双靴子，其中有一只倒了，另一只就放在它的旁边。这很重要，值得指出的是，当年麦克还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发现案犯靴底的花纹和土路上留下的靴印相同。
看来，现在的刑事专家卡特纳按照当年麦克发现的这条线索调查下去或许还会有新的收获。他说：“靴子经过了改进。靴底仍然是惠灵顿靴子公司的原物，但是原来的白色鞋跟已经被黑色的鞋跟所代替。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鞋子磨损太快。这使靴子变得非常特别，因为它有两种成分。
于是卡特纳把海勒瑞的靴子跟在玛琳家附近发现的鞋印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它们的鞋底、鞋跟，还有鞋底上的五个刻痕都一模一样。随后，卡特纳又把海勒瑞汽车的轮胎和从现场附近发现的轮胎印进行了比较。
我在查看卷宗的时候，还知道当年汉福德警察局在第七大道的皇家旅馆前面找到了一辆和证人描述相符的汽车。我发现当时对证人的叙述语气也格外注意，那个中学生在说到1953年版普利茅斯的话语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当然这个中学生不是对案件的线索激动，而是对那种款式的汽车表示出激动。
让我感到有趣的是警察局24年来还一直保留着案犯的那辆车，那辆1953年版普利茅斯相当不错。在那个时候，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旗下拥有“克莱斯勒”、“道奇”、“帝王”、“迪索托”和“普利茅斯”等诸多品牌。1953年克莱斯勒推出创新性的两速自动变速器。“道奇”推出基于克莱斯勒发动机的“红色公羊V8车型。装配克莱斯勒发动机的“坎宁汉姆C-5R”赛车在“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中赢得第三名。“坎宁汉姆C-4R”在“赛百灵12小时耐力赛”中赢得第一名。克莱斯勒收购车身制造商“布瑞基斯”。在“三巨头”中克莱斯勒是最后一个收购车身制造商的汽车公司。
那年，警察局把那辆“1953年版普利茅斯”车作为罪犯的作案工具扣留下来以后，因案犯当年不同意警察局把它拍卖而一直由警察局保留着。
现在，我们正在寻找轮胎上曾经有过的切口、石块或者其他东西。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制造商的一个生产缺陷，轮胎上有三个切口。但是，这只能说明海勒瑞曾经到过犯罪现场附近，但却不足以说明他到过死者家中。
而从当年的卷宗里发现，调查员托马斯取证细节严谨，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主要调查人员。卷宗里的托马斯帮了我们的忙。拉里在阅读第一次审判记录的时候说他有一项重大发现。在24年前进行调查时，一位侦探曾经要求玛琳的母亲用吸尘器打扫一下起居室的地毯以寻找线索，这位侦探就是托马斯。
探员们到现在还能记得调查员托马斯当年的优秀表现，我也无法忘记他，因为他在侦破那起命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收集和保留证据的方法，表现了出一个优秀调查员真正具备的素质，说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很普通的方法，每个调查员如果细心的话都能做得到。因为是托马斯的细心，使得我们后来的调查工作一旦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对这些得来的证据进行处理的时候，都不能不对这种证据保存得完好无损感到欣慰。
在案件证据保存了24年之后，我们用科学的手段重新把它们鉴别出来。鉴别能否获得成功，我们还不清楚，但是我们期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心情。
那年，调查人员托马斯在痕迹证据里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微粒，但没有人知道这些微粒到底是什么。在1962年，美国还不具备这种检验技术，当时我们只能比较它的形状和大小，现在24年过去了，我们应该知道它是一种什么物质了。
我们已经把证据档案中仍然保留的那些足球状的微粒送往芝加哥的一个独立法医实验室进行分析。“独立”这两个字是界定医学独立实验室的关键，在法律上它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有资格进行独立经济核算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管理体制上它是个独立于医疗机构，能立场公正地提供第三方医学检验的医学检验中心。
独立实验室实现检验样品的集中检测，不但可以大大节省费用，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检测效率和质量，降低错误发生率，这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向。医学独立实验室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出现了一些小型的医学独立实验室，只是为医院提供医学检验技术服务，但并没有形成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