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如子之言，则汤、武非矣，而子以为正，何与？予曰：汤、武之事，行於三代以後则不可，行於当时则可。古者人情质朴，其君臣之义非如後世之明也。当其时各自为国，势不能相属也。有有功德与力者，则天下群起而奉之，非必制其予夺之权而设为贵贱之等也，不过势之所归而已。其人死而子孙犹足以系天下之心者，则天下亦不别求君也。不幸而恣为暴虐，则必又有有功德与力者而攻之灭之。所奉之国既灭，则天下又以昔者之奉奉其灭所奉者盖其君臣之势既无大异，而服事之文又必简且易也。其所奉者既无翘然自异之心，而奉之者亦不过以意向之。譬如一邑之中必有豪杰，一乡之中必有望人，善则归之，不善则去之，大恶则除之，理所当然，亦势之所必至。伊尹之放太甲，孟子论贵戚之卿，皆是类也。虽夏、商而後君臣之分渐严，而去古未远，则其事犹有相近者。故曰汤、武之事行於当时则可，其所以不见黜於正者此也。然汤、武之事行於三代以後则终不可，盖古今时异势殊，後之君臣非若古之君臣矣。处女之奔也，鲁男子拒而不纳，曰：“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後之圣人不幸而遇桀、纣之君者，必以吾之不可学汤、武之可，而後不为汤、武之罪人也。
【正统辨】
正统之名，其来久矣，然未有释其义者。自宋欧阳修始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作论七篇以等历代，自後论者皆沿其说。予盖考於古而知其说之不合也。
古所谓正者，“三正”之正而非偏正之正也；所谓统者，“三统”之统而非统会之统也。其说载於《汉书律历志》。《律历志》曰：“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於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锤於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於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之於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故《太族》为人统。是为三统。其於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三正正始。”此《律历志》之文也。由是观之，是正自正，统自统，各为一事；後人合二字以成文耳，非如论者所谓均此一统而有正不正之别也。“三正”之名见於《夏书》；“三统”云者言以三者为总纪也。盖三统本以律吕言，故《黄钟》九寸为天统，《林钟》六寸为地统，《太族》八寸为人统，三者皆全寸而无馀分，所以总诺律之不齐者，使有纪纲也，故谓之“统”。通其义於十二辰，则《黄钟》子为天统，《林钟》未冲丑为地统，《太族》寅为人统。天统之正始施於子半；地统受之於丑；人统受之於寅。周建子，用天统也；商建丑用地统也；夏建寅，用人统也。其说犹之三正也，不过以十二律言之则为三统，以十二辰言之则为三正耳。统不离乎正，正不离乎统，故连类而及之曰“正统”。
昔者三代之盛，历法修阴，王者之政令被於天下，岁颁朔於诸侯，诸侯奉若而不敢违，故其时无不遵天子之正统者。至春秋、战国之际，史官失纪，畴人子弟分散，兼以王室衰微，天下分争，或不能尽遵天子之正统，故其时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而孔子作《春秋》，亦谨书曰“春王正月”，明其正为王之正，意若曰此方为天子之正而天下之所当遵者，故公羊氏释之曰“大一统”也。秦之改正朔也，以亥为正月，汉初因之，已不在三正三统之中。然以天下奉其正朔，故《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云“天下一统”，言天下归於一统也。其後改用夏时，历代因之，虽天下有分合，而正朔不改，则其正即夏之正，其统即夏之统，不可曰各有一统而有正不正之别也。至於或以秦为闰者，则以亥非正统，故曰“闰”；闰者对正而为言也？後人误加统字，谓为“闰统”，已失统字之义。自宋以来，又有“偏统”、“僭统”、“窃统”、“王统”、“霸统”之名，则并正字之义而失之者也。故予谓其说皆不合於古。
又按：欧阳修之论曰：“世人溺於非圣之学，以为五行有休王，一以此衰，一以彼胜，故其统有正有不正；此历官术家之事，非儒者所宜言。”予谓休王之说诚为诞妄，然与三正三统之义固自有别，不可以是并废其正说。况乎“正统”二字实本於《汉书律历志》，其所言甚详，若非其说则不当借其名，若用其名则不当异其义。如必曰後世之正统不用《律历志》之说而自立义例，则吾不得而知矣！
予初作《正统论》三篇，亦本宋人之说以立论。既而思“正统”二字所由起，因忆《汉书律历志》有三正三统之说；细释其解，始知正统二字实缘於此。盖《汉书》分而解之，而後人连而及之耳。遂复作此辨。
【封建论】
法久则必弊，弊则变。法之始皆因其势之所趋，虽圣人不能立法，虽非圣人可以立法。
古何以封建？秦何以郡县？偶也。偶之云者，言因其势所固然，无成心焉耳。方古之封建也，不知後世之复为郡县也，亦不知封建之外之更有郡县也。当其时大有所统，小有所属，各私其土而子其民。有圣人者立，因其势之所宜，俾世其国，而封建成焉。由尧、舜而更禹、汤、文、武，非善之也，封建之法未弊也。然其势则日趋於弊矣。盖建国之初以万计，未几而以千计，又未几而以百计，以递至於十二，复合而为七，乱亡相继，篡夺相仍，盖至战国之时而弊已极矣，虽有圣人，不能复其故也。而适以暴秦当其际，故指摘生焉。秦之为郡县也，非必欲改古先圣王之法也，彼其时古先圣王之法盖荡然无存者矣。汤、武之灭夏、商也，诛其君，夷其都而已，天下诸侯自在也。秦之攻六国也，今日取一县，明日取一郡，取之不已，六国遂亡，天下固已无诸侯矣。故秦之郡县，秦不自为也，皆因六国之旧而第易以秦之名。六国之外，无非郡县。天下既安於郡县矣，势不可以再封建。广六以为万，虽封建之初不若是之多事也。盖势之所趋，人不能变。古之封建，势之趋於封建也。秦之郡县，势之趋於郡县也。反而行之，天下必乱。汉之七国，晋之八王，封建之验也。使尧、舜之时而遂郡县天下，天下之平亦必不可得矣。故丁其时者，圣与暴皆无容心，因其势之所趋而立法已耳。
然则封建与郡县孰优劣？曰，无优劣，得明主则治而延，得暴主则乱而促，其理同也。且封建之时有黜陟之典，有巡狩述职之礼，有车服之赏，有贬削夷之罚，有方伯连帅之统率举察，有造选进士之用人，安在其不如郡县也？郡县而後，汉光尝中兴矣，不必晋、郑之翊戴也。唐之郭、李，宋之韩、岳，亦再造矣，不必擅土地，位侯伯也。召信臣、文翁、龚、黄之伦，历代有循吏矣，不必其私之子孙也。安在其不如封建也？盖二者皆偶也；古岂必不郡县，秦岂必不封建，其势异，故其法亦异。德虽不同，易地则皆然，故曰偶也。而论者不察，常偏举其利害，或即末世陵迟之奖以议其得失，故二说相持而不下。夫论事者必合二端而互观之，其情乃见。而一代之中，其初必治，其末必乱，岂一法之先後优劣固殊耶？盖治乱在人事，不可尽诿之於法也。
然则郡县之制何以历唐、宋、元、明而不变？曰：封建之设不知所起，其可考者自黄帝迄周二千四百馀年而後废。始非不可废也，弊未极也。自秦以来二千年，郡县之法日弊矣，安知後世不复为封建也？然天下世变多端矣：封建，一变也；郡县，一变也；群雄割据，南北分治，藩镇拒命，皆变也。变故之来，前者不必有，而後起者无穷。封建之时，不知有郡县。後世或更有出於封建之外者，未可知也。吾又乌知郡县极弊之日，其势何所趋也？
【明论】
魏忠贤用事，士大夫争附之；称“儿”，称“孙”，称“走狗”者，自宰相以下，恬不为耻。至称忠贤为“九千岁”；建生祠满天下；颂谀之词比之於尧、舜，孔子；诰命皆拟《九锡文》；宗室勋戚下至武夫贾竖，无不称功颂德者。崔子曰：自古以来，宦官众矣，未有如忠贤、之盛也。汉之宦官盛矣，然不过招权纳贿，干预政事，多用子弟私人，戮辱士大夫已耳。唐之宦官又盛於汉矣，然亦不过握兵权，废立自己，敢於弑逆已耳。皆未如忠贤举天下士大夫之心之翊戴甚於天子也！
自古以人臣而为天下所翊戴者，无过於王莽。当时上书颂莽功德者至四十八万人，而忠贤又为过之。使忠贤当日不以宦官自嫌；敢於盗神器，岂复有能枝拄牾者哉！不惟朝廷之上而已，翟义、徐敬业之师吾惧其不见於天下也。忠贤之不篡者幸也，是宦官之效也。
余尝以为士气日以衰。汉、唐之宦官虽横，而士大夫皆与水火，以清流自居，其不敢为异者无几人。王莽之时，人争附之矣，然莽初以折节为恭俭，力行要誉而致之。至於宋，奸相既多，士大夫附之者亦益众？然犹非宦官也。夫以宦官而士大夫附之者满天下，且甘心为狗为子孙而不辞？自古以来士气未有若是之萎靡而卑屈也！
世之君子谓明太监之盛，成祖实启其端。余以为太祖亦与有过焉。宰相者，天子以下一人而已，其体尊，其权重，於事无所不统，而於人无所不当问；即内臣窃柄，其体统自如，犹可以势均力敌也。即不然，而忤之，不过逐使去；要结之，不过使为援而已。自太祖废宰相，而成祖以翰林入阁预机务；是时内臣已用事，而入阁者不越编检讲读之官，位卑资浅，其视内臣盖已重。其後入阁者，虽权位渐隆，而内臣亦益尊；而且内阁之票拟必决於太监之批红，是内阁且寄权於太监矣。盖天下虽以宰相待阁臣，而宰相之上又有司礼秉笔太监以承上而临下，阁臣视以为固然而不怪；沿之既久，而阁臣遂为太监之私人。宰相者百僚之望也，宰相且谄附之，而天下有不随风而靡者哉！而其端实由於太祖之废真宰相。譬如势家巨族，以宗族戚友代理其家事，而病其不能为下也，召市井小儿而任之。方其始至也，视主人之奴仆盖已几几乎主人之尊严，不可狎而近也；受颐指气使而不羞，何足怪耶！太祖因噎废食，而不知流弊之一至於此也。呜乎，天下之事变亦何所不至哉！
【书欧阳文忠公《廖氏文集序後》】
甚矣世之好怪也！人不必皆明理而好以耳食；《六经》出於圣人，不幸而为异说所乱，後人不能辨其伪，而相传为圣人之言，信而不疑，犹之可也。释、老之说，《十洲》、《神异》之书，以及後世术数占验之法，鬼神果报之记载，其书既不出於圣人，而於理又倍诞胶碍，其不足信至明，而举天下信之不疑，何说也？自宋以来，儒者辈出，往往能辨古书之真伪，剖理之是非，道少明於世。然儒者多，而敢为异说以乱真，伪淆是非者其人亦益众。若宋张九成、陆九渊、明陈献章、王守仁，皆以高才绝学，甘为异教，别立宗门，簧鼓世人；而士大夫造诞幻，记怪异，推行邪说，日甚一日。岂理在天下原无是非欤？抑宇宙之大，邪正杂居，果出於天道欤？将厌常丑正，而索隐行怪以为高欤？抑识见卑陋，囿於世俗，轻信而无辨别欤？何淆乱信是也？
欧阳公自谓“哀学者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为说以辍之，而以为後世必有同其说者，信可谓豪杰之士矣！余之为说多与之同，盖所见有不可昧者。然公在当时，说与人异者，无如《濮议》。若司马温公、程正公，皆一时大儒，而皆背异不能合；则是父子伦理之间已有不可强同者。而况怪妄之说，尤举世所信服；公虽谓不待千世而有同者，而一人明之，百人乱之，其亦何所补於世耶！
虽然，君子之心不能强其所不合，而待於世者无穷。天下之大，无一人不与吾同者，不为多；既如彼矣，有一人独存其是，不为少。呜乎，此余之所以茫然长思而不知自愧也！
【书苏子瞻《乐毅论》後】
苏子瞻以纵横权术之学，发为文章，言多不衷於理，故所作诸论皆以强词私意讥议古人得失。然不过见之偏而已；未有如《乐毅论》考据之不详也！
按《史记》列传：燕昭王使乐毅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而诸侯兵罢归。乐毅将燕兵独追至临；齐闵王亡走莒，齐皆城守。乐毅攻入临，於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而使乐毅留齐，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狗齐五岁而下七十馀城，惟莒、即墨尚未服，而燕昭王死，惠王立。於是田单纵反间於燕，而惠王使骑劫代乐毅，遂终以失齐。固未尝言乐毅欲以仁义服齐民也。
仁义之说，本於夏侯泰初；泰初以己意妄推尊耳。子瞻遂据以为乐毅罪，而曰“以百万之众，攻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此欲以仁义服齐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噫，谬矣！乐毅岂以百万之众，五年之久，专攻此二城而不下哉！盖五年之中积渐而下七十馀城，而二城者力尚未及下也。当是时，闵王在莒，田单在即墨，君之所在，人心必固，而单又能将，二城之不遽下，其理宜也。乌在其以仁义自误而不急攻哉！向使昭王迟数年之命，而田单之间不行，困之以长围，二城食尽援绝，安在其终不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