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曰：“三江既入”。又曰：“东为北江，入於海”，“东为中江，入於海”。夫曰北江，曰中江，则有南江明矣。三江自指此三者而言，文义甚阴，但偶未指言南江耳。郑康成谓“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故《书》称“东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与南合，始得称中也。孔口口、苏子瞻实遵其说。然以经文“东为北江”，“东为中江”，与“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东别为沱”文势证之，则自“汇泽为彭蠡”，“会於汇”以东，始有北江、中江之名，必截然为三水；非果如所云，合汉为北江，合彭蠡为南江也。朱子云：“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蔡《注》遵之，引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夫谓震泽自有三江，则浔阳不有九江乎？何浔阳之九江非《禹贡》之九江，而震泽之三江独即《禹贡》之三江乎？说者曰：二句文相蒙，三江人海而後“霞泽底定”也。夫《禹贡》九州，用“既”字者甚多，下文未尝必相蒙也。“震泽底定”岂必承“三江既入”之文，而乃必以三江属之震泽耶！且震泽下流之三江，当明归有光议开松江时，己言“东江、娄江之迹灭没不见，而松江亦与支流无别。”自宋至明二三百年间，三江已几於皆不可见；而况《禹贡》之三江，数千年来安知其不灭没而改易也？蔡氏之说皆本之朱子，其病在於执郡阳为彭蠡。至参校不合，遂谓“郑渔仲谓‘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为衍文者，得之。”又云：“‘南方地偏水急，禹或遣官属往视，而是时三苗方负固，往视者亦未必敢深入也。’朱子此说甚为可笑。不可解则以衍文置之”。亦何不可以为衍文乎！止见今日一江入海，遂谓《禹贡》时必非三江入海，《导河条》云：“播为九河”。而今亦已无九河，则又何不可谓阿自大亻丕以下止为一河入海，而“播为九河”亦系衍文乎！且即以十三字为衍文，於《导江》亦不可通。若不云“东汇泽为彭蠡”，则“会於汇”何说？不云“东为北江”，则亦不当云“东为中江”。且彭蠡在南，亦不当云“东迤北会於汇”也。是又必以“会於汇，东为中江”七字为衍文，而直以“东迤北入於海”为一句，方合今之形势。夫己不能解，而遂疑圣人之不亲见，官属之以不知为知，经文之错误；浅视圣贤，余不敢以为然也。
彭蠡非即鄱阳
彭蠡即鄙阳，无确据，而与经文不合，则彭蠡或非鄙阳也。《汉书地里志》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而蔡《注》云：“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泽县东。”谓在彭泽县东，则鄱阳可以为彭蠡；既曰“在西”，则鄱阳未必为彭蠡矣。《汉志》又言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汉一水自雩都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则湖汉似即今鄱阳湖，与彭蠡泽各为一地。故以《地里志》考之，而知彭蠡非鄱阳也。朱子谓《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余则谓班固去古为近，而水道改易亦多，不当深疵其说也。
归有光三江说之矛盾
有中江则必有南有北，有中江、北江则必有南，书法自明，文义前後相蒙，南江未之及耳。归震川乃谓“自孔安国以下，以中江、北江为据，失之泥。”夫谓“三江”非中江，北江，是“九州攸同”亦非荆、梁、雍、豫、徐、扬、青、兖、冀也。震川又言：“三江，惟郭景纯以为岷江、浙江、松江，为近。”又言：“先儒谓‘三江自入，震泽自定，文不相蒙’，而吴淞一江之入‘震泽底定’实系於此，经文简略不详耳。”此说尤自相矛盾。既谓震泽之定由於三江之入，则不当以浙江、岷江、松江为三江。既谓三者为三江，则於“江既入，震泽底定”之文不合；不得已而遂谓经文简略不详。夫上句言“三江”而下句止承一江而言，经书有此文法乎！夫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乃真简略不详者也。不彼之求而此之穿凿，其亦异矣！
陈大猷三江说能阙疑
论三江者，惟大猷陈氏之言为能阙疑。其说曰：“古有九河，後合为一。古有荣泽，後堙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时不有三江，而後或合为一乎！郦道元谓‘东南地卑，万水所凑，触地成川；故川旧渎，难以为凭’。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凡舍经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异以为说者，以论後世之地理则可，以论禹迹之旧则难也。”然彭蠡终可疑。
南江之名由来已久
朱子云：“有欲以扬州之‘三江’既为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之馀波，未有号，则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余按《南史王侩辨传》“陈霸先率众五万，出自南江”，即赣水也。郑氏所谓“右合彭蠡为南江”，苏氏所谓“豫章江为南江”，皆指此也。可见南江之名，其来已久；不得以彭蠡之馀波未有名号，而使之僭冒南江也。又“东为北江入於海”，“东为中江入於海”，入海者即中江、北江也。今以中江、北江属之荆州，则岂入海亦在荆州之境乎！朱子必欲言中江、北江非三江，故遂为此异说也。
弱水当以在删丹者为是
弱水当以在删丹者为是，《通鉴》所言当另为一水。柳子厚所言“不能负芥”者，原未尝言为《禹贡》之弱水。其云“西海有水”，固谓在西域也。若指删丹弱水，则他所言“闽有水”，“秦有水”，“雍之西有水”，皆明言其地，不当弱水独作浮廓语也。吐蕃造藤桥，年馀而後成，其不能载物有明征矣。蔡《传》因“弱”字相同，遂误引之。吾郡成北樵先生於役甘州，有《弱水诗》云：“黑水既西流，弱水亦同派，一则可行舟，一则不负芥。胡为共此流，强弱不相贷？折枝投清流，载浮了无碍。理岂今昔殊，书每辞意害。驱车过桥头，惟颂禹功大。”此为蔡《注》所误也。又按蔡《注》引柳文作“西海之山有水焉”与今本不同。
“四海”非真以海为四界，林之奇南海、北海说大误
“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四海者，类言之也。古之疆域惟东至於海，无论西北二方去海辽远，既南境亦不过衡山，未尝至於海也。闽中、南越之地，在尧、舜之时不通中国；圣人不务远略，非如秦皇、汉武、唐之太祖、明之成祖，以长驾远驭为快也。侯、绥、要、荒之服，禹当时盖已尽其封略而治之矣，《益稷篇》所谓“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也。暨者，及也；东至於海，西至於流沙，南北二方所及者，皆声教之所被也。四海云者，极言之也，犹《中庸》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也，犹後世所谓“天涯地角”也；盖古有其语，相承以为言耳。《益稷》云：“予决九川距四海。”《孟子》云：“盈科而後进，放乎四海。”是皆岂真至於四海哉！《春秋传》云：“寡人处南海。”楚岂真在南海哉！《礼记王制》云：“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大约尧、舜、三代方域所及不过此耳。宋林之奇谓“扬州曰‘淮、海惟扬州’，是扬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夹右碣石入於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则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连下文而互见也。”此说大误。北海仅青州之北，冀州之东，一隅之水耳；亦谓之渤海：渤海者，海之别支也。以其在青州之北，自齐人言之则谓之北海。以其入於青、兖、冀三州之间，则谓之渤海。汉之二郡，因相近以为名。冀州东西二千里，北海不在其北，仅处於东北一隅，未可云“冀州之境抵於北海”也。且所谓“朔”者，自兼雍、冀二州而言。东西数千里，而以区区之北海为境，不知置雍州於何地也？至扬州之界，抵於南海，亦未必然。《禹贡》所叙山水，衡山以南无一语及之；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浅原而外亦不他及也。其地蛮荒险阻，不通於上国，禹未之至也。故“荆及衡阳惟荆州”者，北至荆山，南至衡阳也。“淮、海惟扬州”者，西北至淮，东南至海也。或疑扬州之境，其南辽远，不当不言其所至。不知圣人於蛮荒之国，视同鸟兽，未尝必收之疆域之中；然亦羁縻勿绝，不肯明弃之於声教之外：故不言其所至。犹之衡山以南，皆为衡阳，而不明言其所至，惟概以“衡阳”，则语有蕴藉，使近者奉天子之威灵，远者亦不疑圣人之弃掷。此正帝王抚驭之方，亦禹贡书法之妙。若必以後世疆域所及为当时之境，则粤西之地属荆州（《钦定书经地里今释》，荆州、扬州之境无今广东、广西），且将跨交趾而南。若必不以言其所至者为州境广阔，则北方穷荒沙漠不毛之地，乌桓、匈奴之国，皆雍、冀二州之境矣。然乎，不然乎？又熊氏禾谓“闽、越虽上古未通，亦当在要、荒之服；禹会诸侯於涂山，会稽又禹迹之所至矣。”既云“上古未通”，又云“亦当在要、荒之服”，猜度可笑。至禹会涂山，不在会稽，昔人有言之者矣。
《胤征序》六可疑
《书序》云：“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为可疑。盖《古文》不足信，而《书序》亦未敢以为然也。《尧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湎淫”，又云“羲和废厥职”，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盖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国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湎淫之羲和必在国都者，在国都何用以六师征之乎？《胤征》巧为之辞曰：“酒荒於厥邑”，既在其采邑而未尝据地拒命，则亦无事於张皇六师也。可疑二也。湎淫之罪，昏迷之愆，废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兴师动众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国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征未必由於王命也。可疑四也。《书序》无仲康字，不著其时。《史记》谓“当帝中康时”。《唐志》以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经世书》以为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时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为据也。可疑五也。苏氏以为“羲、和贰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谓“以经考之，羲、和盖党羿恶，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而诛之，止责其废厥职，荒厥邑”，今经中亦全不见此意，则亦工於猜度者耳。说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异。此时仲康不知实在何地：在安邑，则号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则羲和党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陈氏大猷曲说羲和所以当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过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汤以为始征；学者不疑汤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过也”。此说亦殊愦愦。既果如所言，羲和之罪过於葛伯，而汤於葛为敌国，仲康於羲和为天子，其理势同乎否乎？且谓“葛伯不祀，汤始征之”者，《书序》之陋也。观孟子所言，汤非以不祀征葛也，为其教童子而征之也。陈氏未读《孟子》，不足与辨也。
《胤征》之伪即一首一尾可见
《胤征》之伪，既一首一尾可见。“肇位四海”，殊不成句。且是时夏方微弱，太康失国在外，仲康继之，譬如主人居宅为奴仆所据，主人寄居别业，此“公在乾侯”，“帝在房州”之时也，可曰“肇位四海”乎！史之书法如此，是欲张大之而以彰其耻也。“胤侯命掌六师”，如此句法，不知命胤侯乎，胤侯命人乎？此与“惟说命总百官”俱不成文理。彼但见《说命》、《毕命》、《微子之命》、《文侯之命》等篇名，“命”字皆在人下，而效之；不知以为篇名则可，以之为文则不通矣。至《书序》“吕命”二字原不可解，故昔人疑其阙文，不可以为比也。“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用字炼句正晋以後文章；两汉尚无之，而谓夏之时有之耶！《甘誓》有“不用命，孥戮汝”之言；《汤誓》有“不从誓言，孥戮汝”之语；《牧誓》告之以坐作击刺之法，勖之以虎貔熊罴之勇；《费誓》戒之以越逐寇攘之刑，训之以糗粮刍茭之备；皆誓体也。“火炎昆冈”八句，乃告敌人语，後世檄文之体，非所以誓军士也。即“威克厥爱，爱克厥威”之语，或临事告诫服官之大夫，或行师训谕统军之将帅，亦非所以誓军士也。但见《左传》有“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之语，遂剿袭之，而不自知所以用之者非也。或曰：《胤征》，非胤誓也。若然，则《胤征》一篇，当叙征羲、和事之首尾，而不仅以空言了事矣。
《古文书经》多偶语，且语气稚弱
晋人尚排偶，故《古文书经》多偶语，如“苗之有莠”，及“不迩声色”，“德懋懋官”等语皆是。《今文尚书》亦间有偶语，要有多少自然之气象；即比喻，亦不若“苗之有莠”等语气稚弱，望而知为汉以後人语也。
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伪《汤诰》、《泰誓》皆疏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