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原也渐渐失去了耐心，而且这些手稿的摆放顺序是那么随意，并不考虑作品名、作者名、体裁、题材什么的，似乎被人拿来随手一放，就算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最里面的那个书架，侧面钉着的黄铜小牌锈迹斑斑，离脱落的日子不远了，上头刻着“绍兴四中”。岑老师曾说自己在中学教书，这就解释清楚了书架的来源。鉴于那逼仄的楼梯，当初为了把它们拆开来、搬上来再组装好一定费了不少力气，搞不好是节俭质朴的岑老师亲力亲为。
粗略估计，这里有五六百份厚薄各异的手稿，鹿原想，说“没有书的图书馆”是抬举，说难听点根本是手稿的公墓。他倚在窗口抽完一支烟，还是想再碰碰运气，又在“公墓”里挖掘了半个钟头，终于掘出一件宝贝——那是一份“文革”时期民间大字报的手抄本，夹在一打激昂的诗歌和一部九十年代出国旅行散记之间。鹿原粗粗翻了几页，决定拿到床上去细品，这一看就忘了时间，直到一天的路途劳顿忽然压了过来，加之抄写者的字让人不敢恭维，他有时候得绞尽脑汁去猜这是什么字，更加费神。慢慢地，他失去了知觉。
当鹿原渐渐开始恢复意识的时候，首先闻到了空气里的烟味，接着阳光透过眼皮刺激着眼球。他不记得昨天抽了很多烟，难不成什么东西烧起来了？他猛地转身，看到窗口明亮刺眼，稍微适应了光线之后，才发现有个瘦小的老头就坐在窗边，左手攥着半支烟，收着下巴，嘴角朝下半努，一对小黑豆似的眼睛正藏在眼镜框架这个掩体后面，直盯着他。行军床以前不知道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当中那块区域的铁丝网下凹了很多，这导致鹿原第一次想蹦起来但没成功，第二次才从床上滚下来。他慌忙拽住掉在地上的被子，说：“您好您好，您是岑老先生吧……我是新来的，新来的，我叫陆……”
“好。”老头眉毛动了一下，然后低头继续看自己桌上的一份手稿。鹿原趁他不看自己的时机穿上裤子披上外套，一看枕头边的手表，竟然已经十点半了。他正要理床铺，却找不到昨晚看的那份大字报手抄本，他明明记得自己入睡前就拿在胸口。
“我收好了。”老头冷不丁地说道。鹿原猛扭头，差点把自己脖子扭断了。但桌子后面的老头根本就没抬头，左手的香烟烧了挺长一段灰，也毫不在意。鹿原脸上一阵烧。他竭尽全力不发出大响动地把床铺和行军床整理好放回原位，又把自己那张小课桌搬回来，然后端正地坐在桌边，等着老头问他点什么。但对方仅有的动作就是扔掉快烧到手指的烟头，把稿子又翻了一页。鹿原不敢去刷牙洗脸，不敢买早点，甚至不敢上厕所，比第一天在学校里上课的小学生还乖，可惜“老师”压根不买账，当他是空气。
傻坐了半小时，鹿原恼了，从桌子里拿出昨晚放着的空白稿纸和笔，佯装在写东西，实则乱涂乱画，只为引起注意。笔尖在纸面上唰唰作响，老头只是拿起一个干净的白瓷杯喝了口水，继续翻页。鹿原浪费了一张纸，什么也没得到，这让他有了懊恼的勇气，明目张胆地观察这个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老头。他的头发理得很短，好像推子就是贴着头皮行进的，在两耳上方吝啬地留下薄薄一层白雾。头顶似乎是秃的，被窗外太阳一照，呈现出巨大的光斑，加上没有胡子又下巴浑圆，使他的脑袋看上去像一粒严肃的鱼皮花生，而脑门上的皱纹只是某个顽童对这粒零食的恶作剧涂鸦。这种带着恶意的想象并不能给鹿原带来生理上的释放，起码他的膀胱水位降不下来。他只能一边强忍着，一边呼吸着老头的二手烟。一整个上午都没人来打搅两人的哑剧。直到差几分十二点的时候，老头起身把稿子放回书架上，走回桌边一口喝干杯子里的水，说了第三句话：“我吃中饭去了。”然后背着手，慢慢踱下楼梯。
老人前脚刚拐出巷子口，鹿原就捂着裆朝巷子深处飞奔而去。
鹿原从小就不善于和老先生们打交道。爷爷走的时候，他还没到记事的年龄；外公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从小不待见他妈，还一直延续到第三代身上，疼孙子不疼外孙。小学时隔壁住了个大爷，对鹿原倒是不错，可好景不长，老人家得了某种病，神志越来越不清，有天屙完屎裤子没穿就跑街上散步去了（小鹿原就是现场目击者之一），最后只能在疗养院了却余生。念初中时那个返聘的教他们班外语的老头外号“法西斯”，人人憎恶；到了高中，那个临近退休的物理特级教师好几次在课堂上把鹿原写的小说扔出窗外，指着他的鼻子说他“不知羞耻”。刚从家里跑出来“走江湖”时，他也遇到过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作家，碰巧对方都很健谈，能给你滔滔不绝地聊这聊那，鹿原只要顺着他们的思路做听众、偶尔接几句话就好。遇到岑老这种，他就彻底熄火了，没有主动攀谈的勇气。
之后那些日子里，鹿原每天都很早起来，收拾床铺，刷牙洗脸买早点，取下用绳子晾在书架之前的洗好的内衣内裤，给热水瓶灌满热水，倒空当作烟灰缸的杯子，然后坐在桌子后面开始写他的小说。
老先生会在八点半准时抵达，招呼一声“好”，便自己倒水、取稿、戴老花镜，摆香烟、摘滤嘴、吞云吐雾、呸烟末子。无论上午喝了多少水，他从不上厕所。他也不问鹿原昨天下午有没有什么人来，不问鹿原每天埋头在写点什么。到了中午十二点差十分，他再说一句“我吃饭去了”，就走了，这一整天不再出现。老先生喜欢穿布鞋，走路时来去无声，肩膀沉稳，表情高深莫测，宛如飘荡在手稿公墓的幽灵。
鹿原和这个幽灵相处了几日，慢慢倒也学会了享受这种清静。唯独马路斜对面的小音像店和他过不去，每天上午十点准时开启大喇叭，轮着放周杰伦、蔡依林、S.H.E、王心凌的歌，一直放到家庭妇女们买菜回家了，才识相地关掉。除了周杰伦，台湾明星的每句歌词都能清晰地传到鹿原耳朵里，时不时叫他分心。岑老倒毫不介意，看稿如老僧入定。鹿原想，可能因为年纪大耳朵不好使。他的味觉似乎也有问题。岑老在的时候，鹿原自己就不抽烟，那个脏杯子归老先生一人使用。至少有两次，鹿原亲眼看到老头因为用心看稿，把烟灰弹进了脏杯子边上的干净茶杯，过会儿拿起这个杯子咕嘟咕嘟喝了两口水，完了再习惯性地抹把嘴角，一点也没察觉出异样。
三
在“图书馆”待了一星期，鹿原已经不指望有读者上门。每天他在这栋楼里见得最多的人，除了岑老，就是楼下公共厨房里的家庭主妇。她们似乎习惯了老邻居的老房子里有个小年轻进进出出，也认定鹿原不会在这里待太久，每次都是默默目送他上楼下楼。到了中午和晚上，厨房里人间烟火的香味汇集起来，向饥肠辘辘的鹿原发起进攻，直将他轰得放下纸笔，逃出房间，逃到附近的兰州拉面馆或者汤包馆。
如果不是那天上午有人登门拜访，鹿原真会觉得全世界只有炒刀削面和灌汤包才会和他讲话。这个客人看上去比岑老只年轻几岁，但那种昂扬的精神气甩开岑老八条马路。他一进门就用洪亮的嗓音和馆主打招呼，走路时木地板发出一连串呻吟。岑老起身相迎，招呼他坐下。鹿原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将自己的座位让出来，心里想，这下总算能听到岑老说话超过三句了。站起来后鹿原才发现来客有多魁梧，高出自己半个头。岑老介绍说，这是闻老师，新闻的闻，这个是小陆，新来帮忙的。闻老师一握住鹿原的手，鹿原就知道自己掰手腕是掰不过对方的。
“幸会幸会，我就坐一会儿，马上走。不用不用，不用倒茶！”闻老师面色红润，下巴宽阔，戴了顶深蓝格纹贝雷帽，和他的高级公文包颜色相近。他从包里拿出厚厚一本书，向岑老双手奉上。
那一刻，鹿原终于找到了最传神但又不太合适的比喻句来描述岑老的神态，那就是抗战影视剧里那种级别很高、资历极深的日本司令官老头，喜怒不形于色，现在他正从某个下属将军手中接过作战计划。
“出了啊。”岑老摩擦着封面，感受好质地，瞥了眼扉页赠言，捏捏纸张，再看看封底，问：“印了多少？”闻老师正在包里摸索东西，伸出手来比画了一个“二”，又把手探回去，终于摸出一支笔来，问了鹿原名字的写法，在另一本书上写了几个字，递给小青年：“小伙子，初次见面，送本书给你，当作纪念！”
书很沉，是之前没怎么听说过的出版社出的，但用的纸张不错，肯定花了闻老师不少钱。之所以敢肯定是自费出版，因为鹿原来的第一天晚上就翻到过闻老师的这部自传小说，看了三四页就放到一边了。现在他必须装作第一次看这部作品，从第一页开始，慢慢往后翻，脑子里的思绪却已经飞到了爪哇国。闻老师不知真相，还在那里跟岑老夸耀儿子这次出钱出力，自己甚为欣慰。看着他脸上的喜悦之情，鹿原想，闻老师年轻时在医院里第一次抱着自己的儿子，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他不禁羡慕闻老师的儿子，有这样一个喜欢写作、热爱文学的父亲，是多么幸运的事情！自己的父亲哪怕有闻老师一半的热情，他前二十年的人生能节省下更多的精力去写作，而不是抗争。
闻老师拍拍沉甸甸的公文包，说自己还有几个老朋友要去拜访。岑老会意，走到第二和第三排书架之间，很快拿着一份稿子出来了，交给闻老师。两个老人再度握手，岑老说“恭喜，恭喜”，脸上却没有喜悦之情。闻老师应是习惯了他这风格，笑呵呵地又和鹿原告了别，转身消失在门口。鹿原听着那噔噔噔的脚步声，生怕楼梯架不住力道忽然断了，或者闻老师太高兴没看清脚下，一步摔到一楼。岑老回到位子上，从书桌夹板里拿出一个硬面小本子，翻到某页，用一支蓝色水笔在上面画着线。
“这里的规矩，稿子进来要登记，稿子出去要划掉。”岑老说话时还是不看鹿原，“闻老师怪不容易的，解放前是个学徒工，没怎么念过书，五十年代上扫盲班，学文化学得断断续续。十几年前他忽然讲，想要写本关于自己的书，被人家嘲笑，为这件事一把年纪了还跟人动手……还有很多人背地里都看不起他，觉得他写书是不可能的事，结果为了这本书，闻老师差不多翻烂了一整本《新华字典》。”
“哦，真是不容易……”鹿原重又找到了跟随老人进行对话的熟悉感。谁料岑老话锋一转：“这书你要是嫌沉，哪天走的时候可以直接扔掉。”鹿原心中一阵惶恐，不知道自己刚才的表演哪里出了破绽。岑老把本子放回去，从桌子上拿起一支烟，叼在嘴里：“你刚来那天看过他的书了，绳子没扎好就放回去了，我后来重新扎了一下。”
接下去就没有对话了，这是鹿原多年来和老年人打交道练就的最擅长的谈话技巧——闭上自己的嘴。他寻思了一下，把书小心地塞进了自己书桌的夹板之间。屋子里只剩下从窗外飘进来的蔡依林的歌声，“那群白鸽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他是印得有点多了，”老先生忽然冒出这么一句，眼睛却盯着天花板，指尖攥着的香烟积了很长一段烟灰，“现如今已经没有那么多老朋友了，也没那么多仇人了。”
第二天一大早，鹿原照旧在图书馆附近的早点店买大饼和豆浆，路过烟杂店时想起自己已经五天没联系堂妹了，就打了个公用电话。鹿原一直不用手机，就是生怕堂妹会把他的号码告诉家里人，那他就永无宁日了。但他保证每隔一段时间打个电话给堂妹，基本就两个目的，一来间接给家里报平安，二来打听投稿的反馈。
鹿原两年前不顾家里反对跑出来闯荡江湖，四处流窜，很少待在一个地方超过三个月。他投出去的稿子，作者地址和手机都写堂妹的。但堂妹收到的总是退稿信居多，极少是告知遥遥无期的“稿件留用”，还有更多的投稿石沉大海。每当在电话里听到这些没有消息的坏消息，鹿原总是安慰她，比如这次就说自己又在写新的作品，过段时间打算参加北京的一个比赛啦，有个朋友给了他南京和长沙几家杂志的编辑邮箱啦，他到时候会把手稿复印件寄给她，请她打成电子版发给那几个编辑。堂妹总是一口应允，然后问他最近怎么样，钱还够么之类的问题。鹿原说：“够，够，你别担心，我们领导对我还不错。你最近写什么新小说了吗？也是，你们专业事情太多。嗯，下次请你来我这边玩。”
这对堂兄妹之间其实已经达成了默契，堂妹问钱的事情，鹿原说“够”，那就是真的够。鹿原若说“还好，我可以找朋友想办法”，那就是不够。不出几天，他的银行卡上就会收到堂妹的汇款，不多，两三百块。鹿原的堂妹在学校里不接写剧本的活儿，平时没有外快，这已经是她竭尽所能在帮他。
挂了电话，鹿原没了吃早点的胃口，也不想回到那逼仄的图书馆，就花三块钱买了包不知真假的牡丹烟，边抽边四处瞎转。之前堂妹在电话里告诉鹿原说，他妈前两天出去买菜时摔了一跤，左小腿轻度骨折，要卧床静养三个月。堂妹让他最好往家里打个电话，“让婶婶听听你的声音也好啊”。鹿原的回答是长久沉默后的一个“哦”，堂妹知道这就是婉拒。两年前，鹿原表示自己不想再考大学，要行走天涯，靠写作为生，他妈抢在他爸前面发言，说“你敢这样我就打断你的腿”。谁料现在倒反过来了，当妈的伤了腿，当儿子的呢，梦想只实现了一小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