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你在，
天下女人在我眼里就那么蠢，
那么势利，那么丑！
医院的房子修缮完毕后，各科室撤回山下。教堂的房子虽老，但质量很好，基本保持了原样。教堂主楼的墙皮让水泡酥了，剥落下来，露出了下面的壁画。画中主人公是耶稣基督，从他出生一直到上十字架。人们从来没看过如此巨大的连环画，都跑去瞧热闹。有人评论玛利亚咋就让她丈夫戴上了绿帽子，未婚先孕，又有人说玛利亚好年轻，耶稣比她老十岁还不止。
政治部叫管理科的人马上在壁画上抹石膏，把耶稣一生的巨大连环画盖掉。万红推着治疗车从人群中走过，看见几个舀着石膏的瓦刀正在涂抹。
老山的伤员们总算陆陆续续出院了，陈记者也走了。张谷雨的“翻案”没有成功，吴医生问万红：“你该死心了吧？”
吴医生是和万红通了电话的第二天上的火车。铁路因为洪水而中断，他从西昌换乘军分区的吉普。吉普还是给坍方堵住。最后吴医生坐着老乡的滑竿来到了56医院。他在护士值班室找到万红。他不顾自己已跟另一个女人谈婚论嫁的事实，上去就把万红抱起来。万红给抱得双脚离地，脖子向后仰，企图躲闪吴医生那些恶狠狠的亲吻，躲得护士帽也落到地上。吴医生呆住了；万红的头发在头顶心白了一小撮。万红不知为什么吴医生忽然就放开了她。
吴医生拿出手帕，取下眼镜。万红发现他竟然流起眼泪来。她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幸亏他没有傻等她，否则他会一辈子打活光棍。
万红把张谷雨如何紧握儿子花生的手，又如何打倒输液架的事告诉了吴医生。
“张口闭口都是他！你怎么不谈谈你，谈谈我，我是死是活你倒是也问问啊！”
万红看着他丧魂落魄的样子，心疼他了，主动上去抱住他，一声不响地贴在他曾经雄厚的胸怀里，他的体味还是那样，无烟无酒无任何男性习性使得他近乎无嗅，但这就是他独特的气味。她这才想起，这么些年她对这个男人是深深眷恋的。在她最孤立的时候，他都是她心里的底。她也偶然憧憬过他和她的家……
吴医生感到了万红的憧憬。他此番可没有白来。
吴医生跟着万红到了那间四平方米的储藏室，屋里一股黄果兰的清香。仔细检查了一番，吴医生一边摘手套一边走出来，说道：“还是那个？样子。”
“你轻点声！”万红紧跟上来。
他火气来了，非但不轻声，反而扯起喉咙：“有？的进展！为了他你耽误了自己这么多年，二十多岁就成个白发老姑娘！”吴医生嗓音落到青石地面上，又弹到天花板，再像康乐球那样左右来回地在走廊墙壁上弹。
吴医生突然冒出如此大的火，让万红拿不出任何态度来对应，只能再次求他发慈悲，放轻声些，免得让张谷雨听见。
“他能听见个？！”研究生毕业后，吴医生做了一阵讲师，现在一边读博士一边做临床，成了这个时代的英雄，美人随他挑，他不该不满，但他此刻就是个不满分子。“就为他，你头发都熬白了！”
万红一动不动。他再次提到她的白发。她头发真的白了？一个月前，那些拍电视的人给她剪头发做头发，没谁说到她头发的异样啊。或许那些人教养好，不提别人的缺陷，好比见了天花后遗症不能说“麻子”一样。
吴医生已经顺着黑暗的走廊向口端那个80年代初的明媚秋天走去。
吴医生跟万红私下里闹情绪，对外还是帮她的。就像陈记者一样帮她。陈记者一回到北京就把报告文学写出来，按万红的意思叫它“被遗忘的英雄”。但这篇文章马上成为他光辉记者生涯中的一个大败笔，被几家大报的主编退了稿，忠告他用这个素材去写寓言性小说。主编们非常客气，但都暗示了陈记者，作为一个功勋记者，他已经遗忘了记者最神圣的准则：尊重事实、尊重科学。陈记者给万红打了长途电话，说他还会继续努力，争取把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出去。他说不管他在哪里，万红永远拥有他的同情和支持。吴医生也像陈记者一样，爱屋及乌地在医院领导面前，跟万红一致对外，拉起了为张谷雨争夺利益的统一战线。
就在吴医生到达56医院的第二天，几个病号跑到小储藏室，把正给张谷雨播放新闻的九英寸电视搬走了，因为他们听说当晚中国足球队要和沙特阿拉伯比赛。他们要医院领导评理，为什么一个与巨大莲花白毫无区别的植物人要独占一台电视。管理科把九英寸黑白电视判给了那几个病号。第二天万红跟吴医生一块儿来到新来的政委办公室。新政委和老院长，加上政治处、管理科，一共二十来个人为万红和病号们听证。万红只有一句话：“张谷雨连长不是植物人。”
大家看她“普通天使”的面子，客气地请她摆事实讲道理。万红又伤心又奇怪，难道他们看不见事实？道理还用得着她来摆？植物人难道会发急？急得把输液架都打翻？假如他动感情到了紧攥住一个人的手不放，你们还能叫他植物人？！
大家抱着胳膊，架着二郎腿，吸烟的人烟灰都忘了弹。吴医生清清喉咙。万红得救似的看着他，他却只是充满同情地看她一眼。
“小万同志，”管理科长讲话了，“就是看护几张桌子，看了几年，也会看它们比别的桌子顺眼。”
宣传科一个干事说：“万红是我们医院的骄傲，不然我们这个山沟沟里的医院怎么会上电视、上广播？”
吴医生瞪他一眼，同时踢踢万红的脚，万红一琢磨干事的话，明白了。他是说：你万红别太贪了，在一个植物人身上获得了多少政治大丰收？适可而止吧。正是宣传干事阴阳怪气的话惹恼了吴医生，他对万红说：“你不是有证人吗？”
新政委问道：“谁是证人？”
吴医生在自己微微发胖的胸口一拍：“我算一个。”他用了一串学术词汇，加上几个学院学来的洋文，重述了张谷雨入院那年发生的事故：手指被夹进铁床而出现的脑电图变化。他说他不是唯一证人，还有比他更重要的证人：张连长的儿子。
花生的证词将是万红的撒手锏。男孩被带到院部会议室时，整个脸都在绷带后面，只剩两排牙和一双眼。他和人打架英勇过度，头和脸被石头砸出好几个洞，缝了十多针。他站在门口，两只黑眼睛像碉堡的枪洞，向每个成年人发射了一束目光。怎么叫他进来，他都不肯，一脚在门槛里，一脚留在外，似乎随时打算冒犯了谁就掉头逃走。
万红让花生告诉叔叔伯伯们，那天在山上，他和父亲相认时的情景。
男孩的黑眼睛又在纱布的白色炮楼里向人们连续扫射。
“你爸是不是紧紧拉住你的手，你抽都抽不出来？”万红启发道。
花生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趾从过大的军用胶鞋里露出。他母亲用烂军装烂军鞋换成七成新的，先尽小乔师傅穿，再让花生捡小乔师傅的。
“花生，问你哪。”老院长说。他快退休了，态度是但求无过的。
“就是嘛，小孩子，说错叔叔也不会怪你。”宣传科长说。
万红又把那天的情形替花生叙述一遍：他怎样被父亲紧紧攥住手，攥出四个白里透青的手指印子。后来，往帐篷外走时，回头看见父亲嘴唇之间冒出个大泡泡。
“来，花生，你小娃娃记性比我好，我肯定没你记得牢，你跟你爸说了什么？”万红这时已经走到了花生面前，蹲下来，“你当时哭了，对不对？”
花生不点头也不摇头，习惯性露在嘴唇外面的大门牙消失了。男孩子们都比着顽强，当众说他哭等于揭他的短。万红笑了笑，又问：“你跟你爸说了学习成绩，还有呢？”
吴医生说：“拉住他儿子的手，不肯撒手，就这一个细节，就很说明问题了嘛。喂，花生，你爸有没有拉你的手哇？”
老院长比刚才精神了。他毕竟是医生出身，对医学的疑谜和奇迹还有颗年轻的好奇心。他布满脂肪的脖子向花生的方向探着。似乎只要花生的口一开，那大门牙一露，一个巨大的疑谜就大白于天下。
花生的门牙在绷带形成的出入口闪了闪。他那只踏进门里的脚跟门外的脚站成平齐，都在门外。万红还是蹲在他面前，一点也不急。
“花生，没的哪个敢把你哪样，说嘛。”万红用学来的云南调说道。
男孩嘟哝了一句什么。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有万红一个人听清了他的话。她慢慢撑着双膝站起来。等眼前的黑暗消散，她说：“花生他妈不让他说。”
老院长说：“院长伯伯，政委叔叔都在这里，说！你怕你妈还是怕我们？”
男孩又嘟哝一声。万红听见他嘟哝的是：“我妈。”
她跟吴医生用眼睛互换了一句话：“这怎么办？”
万红是在整个事情过去后想通玉枝为什么不让儿子作证的。一作证事情就大了。张谷雨连长不是植物人，是个有灵有肉有情的人，只是四肢不便，口不能语，那她和小乔师傅未公开的关系就不再会受到众人的容忍。领着丈夫的工资、补助、军服、粮票油票布票，却把丈夫当活烈士（假如是死了的烈士至少她还会带儿子去上坟），跟另一个男人夜夜过成一家，便是破坏军婚，那可是要坐牢监的。
还是新政委有办法。他建议花生去看望一下父亲，跟父亲认个错，保证以后再不跟人打架。
人们全都起身，从院部办公室往脑科病房走去。花生走在最后，万红和吴医生一个走在他左边，一个走在他右边。从院部办公室到脑科病房要穿过操场，几个轻病号和男护士在弄乐器，几个女护士坐在树荫下钩台布、床罩，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男病号们斗嘴。天气仍然很热，暴雨打落了旧花，枝子上此刻已冒出新花来，又开得野火一般。
从院部一路走来，二十多个人已经变成四十多人。人们一打听院长、政委、著名的吴医生兴师动众地要去做什么，马上自动跟上来。后来人们也不打听了，有那么多人去赶的热闹一定是真热闹，凑进去不会有错。经过了操场，女护士们拖着大网似的钩织物，也跟上来，男病号、男护士们拿着二胡、口琴，跟女护士们挤挤撞撞，骂骂笑笑，一块儿拥进了脑科那条阴森森的长走廊。
人们议论的声音很响。每个人都在提问，但并不知道到底在问谁，每个人又都在解答，却也不知道自己在答谁。为了自己的提问或解答能让别人听见，每个人就必须把嗓音进一步提高。
“哪个是英雄植物人哟？”
“咋个就你不晓得呢？都在这儿睡了好多年了。”
“姓啥子？”
“管他姓啥子！”
“到底是英雄还是植物人？”
“就跟植物一样样的！”
“万护士旁边那个眼镜儿是哪个？”
“眼镜儿恶得很，喊你‘让开让开’！”
“挤死老子喽！”
“把瘫子都挤坐起喽！”
人们说话的声音把老院长的话全淹没了。因此老院长对花生和万红说的“往前头来！”谁也没听见。
吴医生把花生扛在肩头，从肩膀和肩膀，腿和腿之间挤过。吴医生指着储藏室帐子里躺着的身影对花生说：“去吧，你爸等你呢。”
吴医生对花生说的这句话被人们“这个娃娃是哪个？”“咋个没得脸呢？”“脸遭野猪啃了？打那么大个绷带？”“是不是英雄植物人的娃儿？”“植物人还能生娃娃？”“皂角树还结籽呢！”之类的话埋在了最下面，男孩只感觉吴医生轻轻把他往床的方向一推。
万红也挤了过来。现在她和吴医生站在门边，身后是院长和政委。院长和政委成了真正的门扉，把走廊上一会儿一涌的人潮挡住了。
一共只需要三步，花生就能走到父亲床边。帐子现在成了浅棕色，连褶皱里的那点淡蓝也融化殆尽。只有帐顶上“向英雄的张谷雨同志致敬”的标语仍然可辨。此刻，张连长侧身躺着，他的视野一片宁静，视野里有那磨得如同青玉的石板地面，有白色污物桶的底边，有小书架的一个角，上面放着一摞读过的杂志。他的听觉世界非常嘈杂，但万红的声音被他从中分辨出来了。他听见那个天天和他说话，为他读书，给他读旧日信件的女声说：“怎么站住了？往前走啊，花生。”
万红认为她的谷米哥宁静的视野中此刻出现了儿子那双污秽斑斑的脚。袜子却不穿，脚脖子和脚背相接之处皮肤都老了，又黑又粗，那双过大、过分破烂的军用胶鞋也刺目刺心：即便给孩子穿回收的旧军鞋，也可以从女兵那儿换到尺码小的，让孩子穿得合脚些。万红因而看到，谷米哥的视野已失去了宁静，随着穿破烂军鞋的脚步步挪近，青石板地面、白色搪瓷桶、一摞杂志摆成的静物画面被搅乱了。这个视野已不堪目睹。
花生停在了父亲身边。
万红走上前，把张谷雨的身姿调整了一番，让他改为仰卧，又把白色铁床的床头摇高，使他半靠半坐。人们的议论声小下去。
“叫爸爸一声啊。”万红轻声提醒花生。
花生看一眼门外的人，又看看对着不远不近的地方凝视的父亲。他舔了舔嘴唇。父亲的脸很光润，被刮脸刀刮过的下巴、上唇、鬓角一层好看的青色。父亲看上去比母亲玉枝年轻多了。此刻他眉心微蹙，似乎有桩大事正在烦他。
门外的老院长发了话，叫花生喊一声父亲，然后去握父亲的手。
花生叫的那一声“爸”比蚊子还轻。但张连长肯定听见了，因为他的眉心顿时解开，睫毛垂了下来。万红看了吴医生一眼，吴医生正在看她。两人的意思相互都明白：你看见了吗？看见了。你也看见了？当然。
走廊上几乎安静下来。耳语把储藏室里的戏剧进展一层层往外传：“男娃儿赶到床根儿啰……”“好像喊他爸了……”“要拉手喽！”“植物人爸爸好惨哟，生了个儿子，儿子叫他他都听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