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引起各界展开为女解放运动讨论的事件。李超的惨死引发了妇女界、教育界的大讨论，也引发了对案法社会制度的无情抨击与斗争。
五四运动期间引起各界展开妇女解放运动讨论的事件。
李超，广西梧州人，父母双亡，姊妹三人。父有一妾，李超随其长大。李家财产殷实，但依照传统的伦常，女儿无继承权利，因此招来一个侄儿（即李超名义上之兄长），按照封建家族的传统，承续香烟。李超自幼上学，曾在梧州、广州等地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7月，赴北京人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初为旁听生，后改正科生。同年冬，因体弱多病，经医生确诊为肺病，入首善医院治疗。因心情抑郁，经济拮据，病又加重，于同年8月16日病死于法国医院，年仅二十三岁。李超死后，初始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是在她的书信被朋友们整理时发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李超因其性别，在家中备受歧视，被其兄嫂视为眼中钉，没有丝毫的家庭温暖。还在她20岁时，其兄嫂即想把她很快嫁人，以便独吞家产。但李超执拗不已，坚持用家庭的钱财来供给自己上学，因此益发为兄嫂所忌恨。他们不仅断了李超的经济来源，甚至还写信告诉她的姐夫，不许对其进行接济。李超远离家乡求学，告贷无门，又碍于自尊而不愿将此家庭丑事外扬，最后于贫病交加中死去。李超的境遇震动了全社会，由此引发了妇女界、教育界的大讨论。人们普遍认为，李超之死并非个人问题，而是反映了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切实问题。它向人们提出了两个问题：（1）男女平等的问题，即有女为什么不算有后，女子为什么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利？（2）女子教育和经济独立问题，即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必然阻碍着妇女的思想解放，而如果妇女不在经济上取得独立，也就无法取得受教育的权利。李超事件由此被各界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件大事，由她的朋友们发起召开追悼会。1919年11月30日，李超追悼会在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召开，到会人员踊跃，达千余人以上。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社会名流学者均到会并发表演说，全场感动，满座侧然。到会的男女学生也纷纷上台发表演讲，控诉封建的家族专制制度和旧的道德观念，呼吁为妇女解放而奋斗和呐喊。这次大会还收到了追悼挽联近千幅。蔡元培等人也都送了挽联。蔡元培的挽联是：“求学者如此其难，愿在校诸君，勿辜负好机会；守钱虏害事非浅，舍生计革命，不能开新纪元。”胡适还写了一份约有六七千字的《李超传》在会上散发。胡适认为，李超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嗣的大问题”。他号召人们对宗法社会制度展开抨击。追悼会从下午2时到5时整整开了一个下午。事后，女高师的学生还为李超之死编写了话剧，到天桥等地上演，并将收入所得举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识字班等，一直坚持了几个月。李超事件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后，要求男女平等、教育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女子高等师范即将毕业的本科学生，希望到北京大学深造，有些女生甚至直接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详论男女同校的理由。在教师方面，主张男女同校者也愈来愈多。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2月，北京大学一改以往旧例，正式招收女生入文科旁听，不久即开始正式招收女生就读。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此后，全国高等学校男女同校的风气，即逐步传播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