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这实质上是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的一出闹剧。选举为何成了“遍选”？
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召开后，即着手制订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按照民元《临时约法》的规定，组织政府的程序应是先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再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和组织法，在10个月内召集国会，然后由国会制订出宪法，再根据宪法制订总统选举法，据以选举总统，产生政府。可是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后，即迫不及待地要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颇嫌《临时约法》规定的产生总统的程序太繁琐，便指使爪牙极力鼓吹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所持理由，是说没有正式大总统，列强不承认，则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立不住脚，随时有被列强瓜分或招致清室复辟的危险。国民党议员则主张按照法定程序，先制定宪法，后举总统，因为总统的权力和地位应根据宪法产生；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乃本末倒置，必为舆论所不容。进步党起初也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由于两党趋于一致，国会于6月底议决先定宪法，并由参、众两院推举出宪法起草委员，于7月12日正式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赶制宪法。正当此时，“二次革命”爆发，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一批国民党激进派议员相率南下，参与举兵讨袁，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仍留北京，幻想“以法律倒袁”。袁世凯曾一度对国会施加压力，逮捕了一批激进派国民党议员，甚至处死了几名，致使国民党议员大起恐慌，纷纷逃离北京，国会有瓦解之势。梁启超连忙上书袁世凯，要求衷发布“尊重国会令”，速发议员薪俸，以安国民党籍议员之心，勿使离散，以便借国会“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袁世凯立即意识到国会对他尚有用处，于是发表保护国会议员的命令，并于7月31日传讯国民党本部负责人吴景濂等，限三日内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参与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一律除名，则对国民党议员仍“照常保护”。吴景濂、王正廷等决议“遵政府命令办理”。故此，他一面对南方国民党用兵，一面又在北京发表保护国会和议员的命令，对国民党议员表示“宽容”。因此，正当国民党人在南方浴血奋战之时，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却照常出席国会。但此时的国民党议员在袁世凯的打击、分化、瓦解、利诱之下，已分裂出一批小政团，如政友会、相友会、超然社、集益社等等，有的甚至投入进步党怀抱以求自保，所以此时国民党已完全丧失了在国会中第一大党的优势。进步党由于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受到袁的垂青，而逐渐扩充了党势，成了国会中最有影响的大党。为了进一步拉拢进步党，袁世凯于7月31日任命进步党领导人之一的熊希龄组阁，成立了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通过这一系列纵横捭阖的手段，袁世凯初步控制了国会。为了早日攫取正式犬总统职位，8月间袁指使一批议员分别向国会提出先选总统的议案，并策动由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领衔，联合19省军、政长官联名致电参、众两院，要求两院“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而“先从选举总统人手”。
8月30日，黎元洪又致电进步党领袖梁启超、汤化龙，说只有先选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在内外的压力下，进步党人改变了腔调，同意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此时国民党议员连“法律倒袁”的勇气也已丧失，只能在袁世凯划定的圈圈内，充当表决机器，所以国会于9月5日顺利通过了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案。由于国民党向进步党妥协；也由于袁世凯对国会进行压迫和干涉，引起许多议员，包括进步党议员的不满，所以进步、国民两党议员的矛盾反而日趋缓和，较易于协调一致。袁世凯恐两党接近，于己不利，故又指使亲信梁士诒以金钱和地位收买一批政客，拼凑了一个近百人的御用政党——公民党，9月7日公民党正式成立，即以梁士诒为党魁。公民党是袁世凯在国会中的打手，它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确保袁世凯当选大总统，除此外无任何政党精神可言。所以该党成立后立即发表通电，表示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公民党虽不堪，却是权与势的象征，代表着袁世凯的意旨。因此，在公民党的鼓噪下，国会加快了选举总统的步伐。为了满足袁世凯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两周年纪念日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心愿，不到一星期，宪法起草委员会即将总统选举法起草完毕，10月4日获国会通过，6日即召开总统选举会。袁世凯有进步党的支持，公民党的保驾，仍不放心，选举当天，又派出大批军警“保卫”国会。此外还收买数千名便衣军警、地痞流氓，组成所谓“公民团”，将国会会场团团围住，逼令议员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的选举会选举产生，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数的2/3构成，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3/4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投票两次均无人当选，则将第二次投票获票领先的两人提出作为候选人，第三次投票进行决选。本来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已为大势所趋，但很多议员对袁操纵选举的行径感到气愤，所以以拒绝投袁的票为消极抵制，故此经两次投票后，袁得票虽居领先地位，却未能当选。两次投票后，时已过午，议员们想回家吃饭，却被“公民团”围住大门，高呼：“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选举会只好接续第三轮投票，将袁世凯与黎元洪二人进行决选。可怜的议员们忍饥挨饿，知道袁氏不当选，“公民团”誓不罢休，只得放弃消极抵制的想法，投票了事。结果，袁世凯终于以507票当选（到会议员共759人），“公民团”始高呼“大总统万岁”的口号，作鸟兽散。次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大总统宣誓就职典礼，首先按《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紧接着宣读宣言书，他引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言论，强调“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但他所强调的道德，仍是“忠信笃敬”等封建道德；又对共和政体下了定义，谓“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强调“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最后又信誓旦旦地宣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袁世凯之“逼选”总统以及他虚伪的就职宣言，堪称近代史上的一大秽闻。池爬上正式总统宝座之日，即是他开始复辟帝制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