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是如何设计捕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的？中央警卫团又做了什么特殊工作？中南海内捉江内幕大披露。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曾经震惊中外。当时南斯拉夫一家报纸称之为“人类近代史上最巧妙最漂亮的一仗”。邓颖超曾经对日本涛人、作家清岗卓行谈论这场斗争，认为“粉碎‘四人帮’等于打开了中国人民的‘症门”’。当年这场“无声的战斗”究竟是怎样打响的？中央政治局和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酝酿这场斗争的重大决策，又是怎样付诸实施，获得一举成功的呢？
马克思、恩格斯有句名言：“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发生在中国70年代中期的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毫不例外，也是一次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在巨星陨落、奸凶当道的现实面前，全国人民震怒了，奋起了。丙辰清明，首都连日来从全国各地汇集的上百万群众走上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和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围栏上面，苍松翠柏枝头，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悼念总理的洁白花朵。“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万众传抄的一首首诗词像匕首和投枪，直刺向“四人帮”；像誓词和号角，表达了人民要扫除奸佞，建设祖国的心声。
老一辈革命家的心和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叶剑英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每天派人去了解情况，抄录诗词，备加赞赏。他还曾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群众抄录诗词，了解事态的发展。这位老革命家坚信：党心、军心、民心是向着光明的，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终究是要失败的。在北京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南京、杭州、郑州、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呼声，成为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民意、粉碎“四人帮”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
以天安门事件为集中代表的四五运动，点燃了亿万群众心底的仇恨火焰，发出巨大的震慑力量，使“四人帮”胆战心惊，慌恐万状。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镇压、反扑，气急败坏地追查运动的“根源”，妄图迅速扑灭这场熊熊烈火。
“四人帮”原来就把邓小平、叶剑英看作是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巨大障碍，现在更加制造口实，要揪出“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疯狂地迫害邓小平，同时把矛头指向叶剑英。
顺应党心民意，酝酿锄奸除害
然而，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焰下，许多老同志早将个人荣辱进退置之度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在思考和酝酿除害救国的战略决策。
但是，面临的形势是异常严峻的。当时，毛泽东的病情继续恶化。自从5月中下旬，毛泽东带病相继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之后，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主席今后不在外交场合露面。尽管毛泽东意志坚强，还想支撑着病躯，尽心竭力为国操劳，但已是力不从心了。而“四人帮”，尤其是以“吕后”、“武则天”自居的江青，不断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和迫害毛泽东，使他的病势日益严重，危在旦夕。
王震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受邓小平、陈云之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议论“朝政”。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他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密谈。一次谈到“王、张、江、姚”的问题时，王震问叶剑英：“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不让他再往下说。他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王震想了一会儿，终于会意：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叶剑英在与王震接触中，问他首都附近有什么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当他了解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主管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曾是王震在延安当警备司令时的老部下后，特意交代王震要同这个“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做到随时能够讲上话。他还嘱咐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王震说：“我听老帅的，做老帅的联络参谋吧！”他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凡是叶剑英交代的事，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他还主动到中央警卫部队帮助解决干部转业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以加强联系和交往。
在此期间，聂荣臻也特地从城内搬到西山，靠近叶剑英住处。两位开国元勋，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患难与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刻又处在逆境险局，朝夕相处，心心相印，无所不谈。他们屏退左右，从天下事谈到“上海帮”问题，甚为忧虑。出路何在？经过多次密议，得出这样一些看法：“这几个东西闹腾得不得了，一定要设法解决。”“投鼠忌器。特别是那个人，不太好办。但不解决也不行。”“看起来，得想个办法，不能用正常手段解决。”
叶剑英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他不只同聂荣臻等同志交谈，也主动走出去，同其他同志接触，交换对形势的看法。他留心每天能看到的各种文件和报刊，还向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注意研究国内问题。要求办公室的同志全面了解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特别是“王、张、江、姚”的活动情况。不论工作多么忙，他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做到全局在胸，了如指掌。
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唐山又发生了强烈地震。在天灾人祸的折腾中，毛泽东病重垂危。在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作最后告别。叶剑英走过来了。这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并且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聆听最后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的手，凝神注视，伫立良久，只好移动沉重的脚步，离开病房。他陷入了沉思：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思考。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他的心情很沉痛，意识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以为，邓小平已被打倒，叶剑英靠边站了，华国锋又刚刚上台，政局不稳。这是天赐良机，大权唾手可得。于是，王洪文擅自要秘书在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要求重大问题直接向他们报告，妄图架空党中央，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直接给她送东西，在北大还搞了个联络点，凡是给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这个带着黑纱的“女皇”，对毛泽东的治丧不感兴趣，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大叫：“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她每天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那里，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秘书抵挡不住，被她“借”去两份机密文件。结果，不但不退，还涂改得面目全非。
叶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伙人拼命抢文件有两个用心：一是心虚，怕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东西，比如林彪叛逃时企图带走的江青提级报告就是一个。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他们一旦把毛主席的文件档案搞到手，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任意篡改“最高指示”，为所欲为。叶剑英派人给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并亲自打电话给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挺身而出，勇担重任
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
这时，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由于历史的原因，难以有力地制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而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正遭到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瞩目于叶剑英。这位老革命家虽然已经“靠边站”，但还担任着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在国内外享有众望。
处在这场斗争的旋涡里，叶剑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他认为，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晚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毕竟察觉了江青等人阴谋篡权的活动。他在政治局宣布他们一伙是“四人帮”，并进行过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同时，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位置的路。这是毛泽东对付“四人帮”的“两着棋”。毛泽东还多次向老同志讲过汉朝周勃、陈平平吕氏乱，巩固汉室政权的故事。这些都给叶剑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解决“四人帮”问题，也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当然，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的问题，尽管说过“半年”、“一年”、“两年”、“三年”解决，但在他生前实际上没有解决。现在则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就在叶剑英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动向，苦心思索着在什么时机，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这伙败类的时候，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在考虑这个关系着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思想是相通的。有些人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就个别打招呼，酝酿此事。叶剑英还特意打电话邀请陈云，并派车去接他，两人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谈到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要注意合法性。叶剑英有一次与李先念交谈问他：“你看军队怎么样？”李先念回答：“军队听你的。”其他的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
叶剑英经过与党内、军内的许多同志个别接触和交谈，心里有了底，增强了战胜“四人帮”的信心。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认为，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毛泽东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而在毛泽东病重以后，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泽东的指示由他下达。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毛泽东逝世以后，客观形势出现了变化，只要政治局团结一致，齐下决心，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这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