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时半，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反复播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他说：“近几天，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天安门广场”。
9点29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突然，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照明灯全部开亮了，手持木棍、皮带的警察、民兵等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广场。这天实际出动的民兵是10000人（准备30000人）、解放军5个营（准备9个营）和3000公安人员。因为各路出动的快慢不一，从夹缝中又跑掉了一些人，最后被包围在纪念碑周围的只有200多人。这些人都遭到了毒打、拘捕和审查。人民的鲜血流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栏杆上。
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审查和大镇压。许多四五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我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天安门事件为集中代表的四五运动，反映了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真实要求，代表了人民的心愿。它本身是正义的、革命的、合理的。这样的群众运动本应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但却受到了完全相反的对待。这是为什么？除了它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一根本原因外，有下边三个重要的原因：
（一）江青一伙恶意歪曲事实，欺骗中央，蓄意打击陷害是造成天安门事件性质被错定的主要原因。
江青一伙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打着“坚决支持群众运动”的旗号发家的。但是，他们的反动本性决定了他们是最害怕群众的。因为广大群众的真正觉悟之日，也就是这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灭亡之时。因此，南京事件一发生，王洪文立即对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姚文元也对这个心腹说：“南京事件会很快影响到北京，你们要注意一下北京的情况。”“现在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清明节是旧习惯，这样的行动是违反中央大方向的。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4月3日，姚文元还特地在自己的笔记上写：“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专政究竟不是绣花”。可见，他们早已下了镇压群众、杀害人民之心。
为此，他们积极策划了两手。一日，伪造情况，歪曲事实，欺骗中央。按照“四人帮”的指示，《人民日报》每天都派出一些记者到天安门广场，混在人群中刺探各种情况，然后择其所需编写成《情况汇编》。这期间突击编写的十多期《情况汇编》，都是经过姚文元审查修改定稿的，在欺骗中央方面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例如，有一首《满江红，敬周试作》，原文是：“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姚文元把“捍卫咱，周总理”一句删掉，然后上纲说：“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后，还想搞行动的。”又如一篇小字报说：“历史将无情地宣判那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翻总理案、损坏磨灭总理伟大光辉形象的人不得人心。这些人民的败类，社会的渣滓，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千古罪人和公敌。”这话明白无误地是斥责“四人帮”的。可是，姚文元却在下边批上：“从这里可以看出，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
他们不仅加各种歪批，还肆意删改原文。“扬眉剑出鞘”本是一首单独的五言诗，可是姚文元却把它同另一首新诗中的几句：“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等拼凑在一起。并把“洒泪祭雄杰”的“泪”字改为“血”字。然后说，这是“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如此等等。
这些不择手段编造的假情况，为“四人帮”欺骗中央、镇压群众立下了汗马功劳。姚文元在事后曾赞赏说：“小报有时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大”。张春桥夸奖鲁瑛说：“你们提供了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很高兴”。4月7日，“四人帮”还在人民大会堂专门设宴款待写《情况汇编》的记者，说他们是“有功人员”。姚文元把他们逐个介绍给江青。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并亲自给他们敬酒。这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一面。
二日，调集力量，准备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一开始，他们就布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心腹刘传新等，派便衣到广场去监视群众的活动，照相、撕取诗词，并拘捕了几十个人。4月2日，正式成立了公安、民兵、卫戍区的联合指挥部，抽调组织机动力量，准备随时出动镇压群众。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刘传新主持下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为镇压群众制定了方案。3日深夜，王洪文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看花圈和诗词，并打电话给在公安部的亲信，下令组织人到天安门广场拍照。“不拍下来怎么行！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江青一伙是早就给群众运动定了性，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积极准备镇压的。这是造成错定运动性质的主要原因。
（二）华国锋同志等党中央领导人，受“左”倾思想支配，轻信：“四人帮”制造的假情况，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是造成错定运动性质的重要原因。
华国锋同志当时是国务院代总理兼公安部长，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在“左”倾错误思想支配下，听信了一些假汇报，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主持了4月4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邓小平和叶剑英外都参加了。会议一开始，华国锋同志就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他的这个错误论断，对政治局错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当然是有影响的。
吴德同志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点了中央和北京市一些单位的名。他说，送花圈多的单位，都是问题多的单位。他认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华国锋和吴德对天安门事件性质的看法，同江青一伙观点是没有根本区别的。
据说，会上在采取什么具体措施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吴德同志主张采取比较和缓的办法，拖几天，再逐渐收花圈，江青等反对。正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姚文元接到《人民日报》社鲁瑛的电话，说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上找到一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点了江青的名。姚文元听了大声叫好，马上告诉了江青。江青借机在会上大吵大闹，说什么“中央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了”，压别人表态，马上收花圈抓人。在“四人帮”的压力下，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采取措施。4月4日深夜的行动就是这样决定的。而这个错误决定，直接导致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的某些激烈行动。
所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把中央政治局放在前边，这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三）毛泽东同志脱离实际，受了假汇报的欺骗而作出错误判断，对天安门事件最后的错误定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前所述，对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定性是首先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需要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准。作为毛主席个人联络员的毛远新参加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并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说：中央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而决定，从当日（4日）晚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是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圈阅批准。
4月6日，毛远新又把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说：政治局认为，敌人烧了房子、汽车，打了人，进行了反革命宣传，充分暴露了，5日晚的镇压，振奋革命群众的士气。正是根据这样一个错误的判断，毛泽东同志作出错误的决策：撤销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把天安门事件作为反革命事件公开报道；同时，决定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就最后铸成了这一重大冤案。
这三个方面原因互相影响的结果，造成了天安门事件性质的错定。孤立地只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是不够全面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这次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这是一次在特殊条件下的最真实的民意测验，充分反映了全国人心的向往。
社会主义中国的报刊，特别是党报、党刊，本来是人民自己的舆论工具，应该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表达人民的心声。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别是由于江青一伙掌握了宣传大权，使报刊和广播背离了自己的本性。当时的报刊广播中充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叫嚣，“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帮腔帮调臭不可闻，人民群众十分厌恶。
这些报刊广播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人们就创造出自己的舆论工具，用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天安门广场上的诗词、散文和悼词等等，就构成了在特殊条件下的人民自己的重要舆论阵地。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其他各地的一些诗词文章，虽然发行量极少，少到只有一份，多的也不过百十份，但却被人们争相传抄，广为流传，拥有最广大的读者。这是当时那些发行量成百万份的大报、大刊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难以计算的大量诗词文章中，没有一份是支持当时报刊上疯狂宣传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众口一词，几乎都是悼念人民的好总理，赞扬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整顿，愤怒斥责江青、张春桥之流的。这可以说是，人民开动自己的舆论工具对“四人帮”反动宣传的一次大反击。事实充分说明，“四人帮”在群众中极端孤立，人民已经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历史判决，宣告了他们的必然灭亡。
第二，这次群众运动显示中国人民具有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无穷的创造力。
这次群众运动，选择的时间好，正是清明节，充分运用了中华民族扫祭先人和烈士的传统习惯和心理；地点好，在首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这正是表达人民情感和意志的最合适的场所；采取的形式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形式。有诗有词，有散文、快板、顺口溜，有传单、标语、呼吁书、倡议书，有誓词、悼文，还有歌曲和政治笑话。
诗以言志。强烈的爱和憎，产生了许多真挚动人的不朽诗句，充分发扬了中华诗国的优秀历史传统。而且充分运用了各种隐喻和比拟的方法。既使人们一看就清楚所指，赞扬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和精神力量，又使敌人难以抓住把柄，这正是斗争艺术的巧妙所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诗词，必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崇高而重要的地位。
第三，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捍卫社会主义民主，做历史主人的坚强信念。
这是很多诗词文章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总理形象真伟大，人民敬仰敌人怕。
为何生怕死更怕？只因人民力量大。”
“历史，在太空逝去，也将在太空永存。
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也将的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一一怒斩。”
“如果有人想重新充当‘天才’、‘天马’，爬到人民头上，欺压人民，想当‘秦始皇’、‘武则天’，重建‘蒋家林氏王朝’，他一定被人民唾弃，摔得粉碎。”“历史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
“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个历史的法则，是任何力量、任何人都不能扭转的。千百万群众用时代的最强音表现出这个历史法则，正是铭刻在天安门事件这座历史纪念碑上的一个不朽的功绩。”
《人民日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写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中的这段话，代表了历史的公正评价。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运动，由于被错误定性而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四人帮”以为这是他们的胜利。可是，当他们举杯祝贺“胜利”的时候，正是铲掉了自己脚下的最后一块土，为自己挖好了坟墓。他们误认为，天安门事件宣告了邓小平同志政治上的死刑，而其实，真正被人民宣告了政治上死刑的却是他们自己。仅仅过了6个月，历史的审判官就严格地执行了人民对“四人帮”的判决。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反人民者必亡，这就是四五运动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