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的纠正“左”倾错误
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也使他有可能从一些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这种反思使他进一步放弃了几年前对“文化大革命”那种热情洋溢的赞扬和肯定。他虽然还没有放弃“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可能从整体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也确实觉察到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些严重问题，以及“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些明显漏洞，并在他认为可能的范围之内，着手纠正一些错误。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极“左”思潮的不满。“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他曾对红卫兵和造反派一些偏激、过头的言行采取了宽容、理解甚至支持的态度。但在1967年“天下大乱”到了几乎失控的时候，他又对极“左”思潮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对“王、关、戚”等人采取了断然措施。在此之后，毛泽东还不时批评过极“左”思潮，甚至把它归结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在毛泽东决心削弱林彪集团的时候，他所选定的主要突破口，便是林彪等人煽动极“左”思潮、鼓吹个人崇拜的言行。“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更是把极“左”思潮的表现和破坏与林彪集团直接等同起来。与以往略有不同的是，这种批判有时已超出了极“左”思潮的范围，而对“文化大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的错误也有所触及。
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的形式主义。他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19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到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对极“左”思潮的不满，使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与党内一大批老干部接近起来，这是“九一三”事件后他的一个突出变化。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说，“二月逆流”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为“二月逆流”平了反，并做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批评。
1972年初，陈毅病危期间，毛泽东特意派周恩来、叶剑英去看望陈毅，并转达他为“二月逆流”平反的意见。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1月10日，毛泽东不顾自己仍在病中，冒着严寒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嘛。”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解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种冲击的老干部并大胆地使用他们，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来信上做了重要批示，这个批示突出地反映了他当时思想认识上的两重性。批示中，他一方面仍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没有丝毫松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肯定了邓的历史功绩，对邓迟迟未能出来工作表示不满。
“九一三”事件后，许多老同志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在揭发和批判林彪集团的同时，也反映了各自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希望能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与家人团聚、改善生活。毛泽东对其中许多信件作了批复，有的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审查、出来工作，有的虽然未置可否，但在当时条件下，也容易被理解为同意申诉人的意见。1972年1月，萧克从江西永修农林部五·七干校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一面揭发、批判林彪的罪行，一面说明自己虽已结束审查，但却迟迟未予解放和恢复组织生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萧克同志的问题属于党内犯某些错误的性质，应当恢复党籍，并给予适当工作。周恩来等因势利导，在不长的时间里，使陈云、苏振华、杨成武、林枫、张执一等许多老同志或解除审查，分配工作或改善了生活待遇。
中央一级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对省、市级乃至基层，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许多领导机关都比较自觉地把落实干部政策与批判林彪结合起来，当作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1972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落实政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对于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进一步限制造反派的势力，遏制江青集团的破坏，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林彪事件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干部队伍的严重错误估计，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重要的、明显的变化。1973年后，尽管毛泽东对批林整风运动中明显发展起来的纠“左”倾向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断定林彪的实质是“极右”，但他仍未停止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1973年12月21日，他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明确地表示要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领导同志的冤案承担责任，要作自我批评。他提出要给贺龙、“杨、余、傅”和罗瑞卿平反，并坦率地承认有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要“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九一三”事件后，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或隐或现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些变化是有限的，但也是重要的。这种变化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在它提供了一种可能，使得党内健康力量能够利用这种变化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有利条件，展开批判极“左”思潮和纠正某些“左”的错误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在不少方面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初衷。
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烧常工作。1972年间，周恩来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认识上的积极变化，以其敏锐的观察力、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抓住时机，适时地把批林整风引导到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为抑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减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殚精竭虑，不懈努力。在1967年至1971年问，他多次使用“极“左”倾向”、“极“左”行动”、“极端民主化”以及“极“左”思潮”等用语，批评社会上的种种极端言行。在一些问题上，他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尚能被接受的形式，曲折、间接地对“左”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尽管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性，但是，对他来说，不存在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更为彻底，甚至成为一种反对“左”的错误的特殊方式。“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里，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斗争。
周恩来等这一阶段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首先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而且从一开始就与调整和整顿密切相联。
1970年国民经济建设的高潮刚刚兴起，领导班子软弱涣散、一些省、市主要领导人领导生产不力、无政府主义、瞎指挥、纪律废弛、生产设施、设备失修甚至被毁、空头政治肆虐、体制混乱、几乎没有企业管理、知识和知识分子备受歧视、科学技术工作停滞、倒退、各级领导对抓生产疑虑重重等所造成的危害，立即尖锐、严重地暴露出来。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客观上不能不是个否定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的过程。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联系经济工作实际，精心组织，使这次会议成为批判极“左”思潮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精神。根据他的指示和与会代表的要求，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纪要》强调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放到第一位，等等。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无政府主义、空头政治的强烈愿望。《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建议提请中央批转下发，但张春桥却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加以否定。张春桥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对会议施加压力。《纪要》虽因张春桥的反对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其基本精神却通过与会代表广为传播，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1972年初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健全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精神显然使他们受到了鼓舞，得到了指导。从1972年上半年起，多数省市的企业又先后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次劳动竞赛不仅在规模上大于1970年的那次竞赛，而且，它主要是在企业内部展开，从一开始就与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企业管理等内容联系在一起。竞赛除了政治、学习、作风、团结等当时被称作是“大指标”一类的内容外，还有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等仅限于生产领域、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在竞赛中，完成指标者可以得到某种物质奖励。实际上。在当时开展竞赛的企业中，“小指标”赛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1972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李先念审阅的《辽源发电厂坚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更是在全国肯定、推广了这种劳动竞赛的形式。
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破坏和否定，造成了产品质量普遍严重下降。周恩来从抓产品质量人手，解决当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71年12月15日，周恩来针对援外飞机质量下降批示，要求“提起警惕”。19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时'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就汽车生产质量问题批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四五月间，周恩来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却这么差！这怎么向国家交待，向人民交待，向领袖交待？”“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从产品质量问题入手，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新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根据他的指示，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方面人员调查、研究、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