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恒泽
1983年初，袁宝华同志就学习借鉴国外管理经验提出了“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十六字方针，从那时起至今已整整20年了。这个方针含有丰富、深刻的内涵，从学习研究的态度、方法、含义以及目标等方面给我们指引了方向。20年来，它促进了我国现代管理科学的研究，推进了我国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在实践中也不断加深了我们对这个方针的理解，从而不断引导我们为科学而努力。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而又很必要的指导方针。
提出这个方针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久，大门刚刚打开，人们纷纷出国考察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颇感眼花缭乱，引起很多议论，有怀疑的，有否定的，有主张照抄照搬的。针对这种情况，应采取什么态度，宝华同志作为当时国家经委的领导人适时地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因此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为了适应“洋为中用”的需要。其实，这个方针不仅仅是为指导管理工作的“洋为中用”，而且还包括管理工作要重视“古为今用”的问题。比如方针中的“博采众长”，是指既要博采西方各国各派管理之长，还要博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众多流派的管理思想之长。有感于此，今天重温十六字方针，油然激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引发了我的思考。记得就在发表十六字方针的第二年即1984年的12月，当时的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在袁宝华同志倡导下，召开了一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座谈会”，参加者共20多人，大多是专家学者，只有一位厂长。会议结束时，宝华同志抱病同与会者见面，发表了言简意赅、充满热情、意义深远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现摘其要点列举如下，以加深我们对十六字方针的理解。
“讲话”对座谈会提出发掘古代管理思想，坚持“古为今用”，为管理现代化服务这一主题给予高度评价，积极支持。认为“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新课题”，是对研究我国管理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是我国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研究工作正在向纵深发展，迈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宝华同志号召我们“要重视发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这个伟大的思想宝库，做到‘古为今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管理科学服务”。
“讲话”联系十六字方针指出：“管理的现代化，绝不意味管理的‘外国化’，它必须符合本国的国情，体现民族的特色，做到科学化与民族化相结合。因此，要实现管理现代化，还必须十分重视从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现在看来，在继续吸收、消化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深入发掘和积极总结、研究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应该说是时候了。”这样做，“我们对经济管理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更系统、更全面、更科学了”。
“讲话”对怎样正确对待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怎样开展“古为今用”，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对自己的祖宗一无所知”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另一种是“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统统都是好的，分不清精华和糟粕”，“抱残守缺”、“食古不化”的态度。因此“讲话”特别强调要总结自己经验，指出“在‘洋为中用’的问题上，我们始终主张‘以我为主’，强调在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科学。其实，总结自己的经验应该包括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也就是既要总结我们现代的管理经验，也要总结我们古代的管理经验”。“在总结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洋为中用，一方面古为今用。”同时，还“要敢于创新”，“应该无愧于古人，而且要超越古人，同时也应敢于超越洋人”，“这样来建立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管理科学”。
综上所述足以说明，宝华同志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对十六字方针的一次精辟的诠释和论述，也是对为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所作的一次有创意的探索，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有指导意义的基本思路。
就在这次讲话的启示下，参加当年那次座谈会的与会者们在取得共识的《会议纪要》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今后的任务应当是，既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又重视总结我国古代的历史经验；一方面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做到‘洋为中用’、‘中西结合’，另一方面汲取古代管理思想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源流结合’，为此两翼齐飞，在‘博采众长，融合提炼’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科学。”在20年的实践中，宝华同志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和这次讲话，连同上述《会议纪要》中的这段话一直在激励和鼓舞着我们，成为我们不断学习、研究现代管理科学的精神力量。
谈宝华同志对石油工业调整和节约能源工作的贡献
陈荫镔
我于1973年从五七干校调回计委，在生产组调度室做石油调度工作。宝华同志是计委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直接领导工交生产和调度工作。调度室主任是张雁翔。那时候调度室的工作可以说是昼夜不停。宝华同志同我们一样加班加点，苦撑被“四人帮”搞乱了的工交生产局面。我先着重回忆一下压缩烧油工作。宝华同志对压缩烧油是很有远见的。当时石油生产形势很好，但仍供不应求，大量的原油代替煤炭用于燃烧锅炉和发电，利用效率低，实在可惜，当然那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此，1974年2月，计委专门开了一次压缩烧油的会议，请谷牧同志主持，研究确定了压缩烧油的计划。1975年召开的计划会议上，许多省、市和部门又纷纷要求在“五五”期间上大批烧油的工程项目。当时世界上正处于第一次石油危机，我国经济上和石油工业生产的可能上都不可能承受烧油这样无限制地发展。因此我写了一个不能再大量增加烧油项目的报告，宝华同志看后十分支持，立刻批到计划会议上研究。但压缩烧油的工作，遇到的阻力特别大。1976年初，江青一伙批什么卖国主义，说有人压缩国内烧油，把油拿去出口，是卖国。江青还说，你们安排的这个烧油计划不行，应当增加烧油，辽宁省就应加100万吨。当时她说了谁也顶不住。那个时候，随时就可给生产组戴“唯生力论”和“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我们主张压缩烧油的又可能被戴上卖国主义的帽子。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难以承受。宝华同志面对江青的无故责难，主动为我们承担责任，向我们说：你们只要按照实际情况，可放手工作，问题决定错了是我们领导的责任，你们不要担心。这使我们很受鼓舞。实际上压缩烧油的方向是对的。宝华同志有远见地对压缩烧油做了大量的工作。
1978年，国家经委成立，康世恩副总理兼经委主任，宝华同志为常务副主任；康调走，宝华同志提为主任。新经委成立后张劲夫任主任，吕东、宝华为常务副主任；张调走，吕东为主任，宝华为常务副主任。大家看得很清楚，宝华同志的高尚品格，为之敬佩。宝华同志做主任或常务副主任，都是总揽经委业务全局，不遗余力地工作。
（一）计划指标留有余地，有产可超是宝华同志的一贯指导思想。1978年经委成立，他就着手研究石油生产指标偏高的年度计划调整问题。为了防止过量开采，破坏油田的合理开发，国家经委专门组织调查研究，国家计委同意后，发了调整石油生产计划的文件，对保证几个大油田以后几年的稳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抓节能工作。1980年，把燃动局改为能源局，在能源局设节能处。宝华同志强调抓节能要特别注意从基础工作抓起。在确定1980年生产计划的时候，把节油、节焦、节煤、节电及其措施和办法列为一个主要内容。之后，拟了一个文件，报请国务院转发各省市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贯彻执行。这一年节能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能耗下降，工业生产增长7%。
1981年，计、经、科三委，以经委牵头，共同研究制定了“节能五十八条”；以后在此基础上又搞了《节约能源暂行管理条例》，使全国的节能工作有了一个初步的法规。当时，怎样搞节能工作，还没有被大多数人认识，因此要求各省市区和消耗大量能源的部门，可依条件建立节能服务中心，为管理部门研究地区和部门的特点，为主管部门节能工作出谋献策，为企业节能提供技术咨询。后来又组织“节能情报网”，并要我担任节能情报网第一任理事长，负责做好节能信息交流工作，及时交流各地区、各部门节能中的好的技术和经验，推动全国节能更快地发展。以节能情报网为基础，以后发展为现在的国家节能协会。以上都是宝华同志亲自抓节能工作取得的成果。
（三）抓石油对外开放工作。宝华同志十分注重研究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引进先进科技成果为我所用的政策、办法。刚开始搞海洋石油勘探，怎样搞法，我们没有实践经验。1980年，石油部组团到国外考察，宝华同志积极支持并派我参加，确定考察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国外海洋石油勘探、开采的经验、政策和办法。我在英国、挪威、荷兰三国考察后，整理了考察资料，曾写了海洋石油勘探，资源国应采取怎样政策的报告，以后建立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我国的海洋石油勘探得到较好的发展。
（四）调整成品油生产结构。1980年到1981年，先后建成一批以轻油为原料的化肥厂，轻油即石脑油用量增加了，当时生产无法满足这一需要。按宝华同志指示，我们同石油部研究，采取了调整石油产品结构的措施。就是减少原油烧量，把原油加工为重油、石脑油、汽油等。重油代原油供电厂烧用；石脑油供化肥厂作原料；多余的汽油还可出口，取得一举数得之效。1981年实行“石油包干”。商业、外贸部门持不同看法。宝华同志要我们了解原因，原来他们担心实行包干，将影响成品油市场供应，影响出口。国家经委经过与外贸部、商业部商定，先把市场、出口需要量定下来，实行石油包干时先确定油田原油商品率和炼油厂成品率，在生产计划中对市场和出口确实予以保证。这个问题得到了统一的认识，国务院也较快地批准了石油包干的办法。实践证明，实行石油包干后的几年，石油工业得到较好地发展，市场石油供应和出口任务也完成得较好。
（五）组建石油集团公司。这是经过宝华同志多次召集会议定下来的。先是在几个炼厂集中地区组织成立了上海高桥、南京金陵、辽宁抚顺等较大的石油公司。这些公司建立起来后，又选定了一批国内的重点炼油厂，研究建立中国石化总公司问题，在反复研究认为条件成熟后上报了国务院，经国务院开会确定建立了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陈锦华同志任石化总公司总经理。
1996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