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其实我们的文学已经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有人在谈文学边缘化的问题，也有人在谈文学死亡的问题。我想，文学边缘化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正确对待。我们现在感叹文学边缘化，其实我认为文学边缘化才是正常的，说明文学神归其位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被政治化、神圣化。文学承担了它不应该承担的东西。文学的负载太重太多，因此，文学工具化了，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在“文革”刚结束那会儿，文学之所以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热点，那是由于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人们的精神领域一片空白，且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现代媒体，因此，一部文学作品一出来，便会风靡全国。我记得我那时还很小，一本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让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学生如痴如醉，还借不到，借上了就在煤油灯下把最精彩的情节先抄下来，第二天赶快再还给人家。那时文学在心中的神圣感不言而喻。而现在，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请读者注意，一个正常的社会，在什么时候，文学都不会成为中心。居于社会中心的肯定是政治而不是文学。如果文学成了中心，人人都想去当文学家，那这个社会也很可怕。所以，文学边缘化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还有人悲观地认为文学已经死亡。记得在2006年，由著名诗人叶匡政先生首先在他的博客发文——《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因此，在文学界掀起了一场我们要不要文学、文学究竟有什么用、文人的价值在哪里等等一系列的大讨论。我曾给叶先生留言，谈了我的看法，我说文学不会死亡，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会存在。我谈了我的理由，他给我回信了，他说“文学不会死亡”这个观点是对的，他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也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文学的重视，矫枉必须过正。看来，文学死了的观点他也是不赞同的。前不久，有朋友向我约了一篇稿子，是谈文化的。我写的题目是《欲望时代的精神自救：选择灵魂的高贵》，在这篇文章里，我全面地阐述了在当下这个欲望的时代，要拯救灵魂所要采取的途径。那用什么来拯救灵魂呢？文学！我们说，人是一种精神动物，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满足人生理需求的物质享受需要，那是低层次的需要，人更高层次的需要是来自精神层面的被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物质极大丰富，然而，我们的精神世界却一片赤贫，如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令人可怕。我们需要追求形而上的东西，因为我们毕竟是精神动物，不能光满足于吃饱穿暖。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拯救灵魂的东西有三样：哲学、宗教、文学！哲学在我国主导的意识形态里，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是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地酿造和浇灌的世界观，这应该是现实价值观念中的主流，但这种世界观唯物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各种观念纵横交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所以，一些人的信仰已经迷失。另一方面，则为儒家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在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一书中，虽然把孔子列入世界四大哲学思想范式的创造者之一（其他三位是苏格拉底、佛陀、耶稣），但我们说孔子的儒家思想更多的是形而下的东西，他的哲学没有完成体系化构建，大多是一些格言警句式的提示，是日常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精神引领的作用并不明显。再来说宗教。我们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我这样说可能有些人不认同。有人会说中国的大部分人信仰的是佛教呀！怎么能说没有信仰呢？但我要说的是我们对佛教的信仰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形。与印度真正的佛教相去甚远了。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被儒家思想所改造，也可以说是儒教化了，因此，世俗的烟火味太浓。有些甚至滑入迷信的泥淖。（瑞士著名学者奥士丁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说：宗教与迷信的区别只有一点，如果是指望从你的信仰当中获得实际的好处，这就是迷信。而想通过信仰达到心灵的净化，这就是宗教。通过宗教，虽然命运无法改变，但心灵就会得到净化，求得解脱）。宗教在这里找不到真正向善救赎的使命，虽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已经两千多年了，但我们一些世俗民众的信仰并不彻底，并不是寻求灵魂的安宁，而是太世俗，太功利。求神拜佛的目的只是乞求赐福与平安，消灾免祸，升官发财。甚至在贫困的农村，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考上好的大学，去烧香许愿……没有灵魂救赎的虔诚。所以，宗教在这里失去了拯救灵魂的作用。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拯救灵魂呢？文学！所以，我们的文学需要崇高，需要精神指引，需要安妥灵魂。有些人可能会对我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但你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大国。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它并不影响我们成为一个文学大国的事实。你想想，我们国家光长篇小说每年就出版4000余部呀！平均每天就有10部多。其他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了。那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并且文学的传播方式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的国民阅读量虽然在下降，但网络阅读量在上升。据统计，我们的互联网用户已达3亿多，手机用户达9亿。只要你的作品生产出来了，走向市场了，总会有人去读，受众面的大小，影响的大小，当然每个人不一样，但它只要走向市场就会有一部分人受影响。所以，我们的作家们大可不必悲观，我们所从事的是神圣的事业，拯救灵魂的事业。下面，我就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和当下的散文创作，结合一些文学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一些体会谈几点看法。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也是咱们今天在这里要讨论的主题中的一个关键词：消费时代。那么，什么是消费时代呢？肯定有许多人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说消费时代其实就是欲望时代，也叫技术时代，工具时代。我们是一个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而以时代来命名的话，它叫消费时代，也叫娱乐化时代，技术时代。这个时代你细细地分析，很有特点。它的本质特征就是以娱乐作为一种行为方式。而它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生产过剩——即消费品的大量存在。人们用“消费”来描述后现代社会以对应于用“生产”来描述现代社会（工业化社会）。它们二者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社会，因为那个时代生产相对不足，供不应求。一个生产不足而商品短缺的社会，它必须要限制消费而鼓励生产。
生产社会的维持必须以造就一部分劳动者为前提，而这时的消费者将自己的欲求必须降到最低，维持机体需要，排斥贪欲和享乐，将其视为道德禁忌。通俗地讲，就是把奢侈享乐视为可耻的事情。
相反，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则是生产过剩。也就是商品过剩。因此，为了达到推动维持生产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达到拉动需求的目的，使生产无限地发展下去，因此，它排斥节欲节俭的传统道德。它渴望欲壑难填的消费者。因此，这个时代，充斥着消费欲望的社会和大众，娱乐就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是反道德的。消费社会鼓励人们消费，为了使人们能愉悦地消费，消费社会就会呈现出泛娱乐化倾向。
当然，这种泛娱乐化倾向，还有一个促成条件在里面：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新媒体的出现。新媒体也叫现代媒体，它的具体形式就是电视和电脑。后来又出现了网络，人们把网络称之为第四媒体。它与影象电视一起构成了现代媒体，包围着我们。它的传播方式很典型，就是图像化叙事。图像化叙事如果用一个形象的名词来概括其时代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所说的“读图时代”，也叫数字化时代。一切都以图像的形式、数字化的形式出现，在这样的包围当中，用波兹曼的话来定义这个现实世界的话，那就是：“人被异化”！
在这个时代，从文学的整体品质来看：文学呈现的是娱乐化叙事。文学缺乏人性开掘的深度，文学娱乐化特征明显，审美低俗化，感官化，缺乏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这也是当下文学问题存在的根源。
文学的娱乐化叙事所呈现的征象是什么呢？我们说它主张从严肃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里挖掘其娱乐性；情节上追求趣味性和煽情性，竭力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和欲望化书写。从具有后现代消解神圣意味的戏说历史到戏说名著，到以解构、反讽、戏拟等为特点的大话文学，文学言说者们把原著中的人物重新演绎，经典文化脱离了其原初的价值，突出了游戏性和娱乐性。文学消解了崇高，消解了形而上的建构和意义。娱乐化叙事突出表现在大量表现大众趣味的消费性文学作品中，这些作品在刺激消费的同时，又营造了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极力张扬身体欲望话语，舍弃生命活动的远大理想和宏大叙事，追求对生命本身的世俗化读解，将娱乐视为生命价值的实现，生命过程不再是英雄的壮举，而是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经验和自我享受的满足。因此，在一些作家那里，真善美被颠倒，崇高被消解，是非被混淆……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就连我们的一些精英作家也不甘寂寞，运用娱乐手段，通过言语的狂欢获取个体的满足，突出娱乐文化的消费性和休闲性，使人们沉醉于感性的、欲望化的满足。我们说这是一个精神信仰普遍缺失的时代。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人们精神如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原，缺乏寄托，找不到一棵可以依偎的大树，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所在。对此，不少学者担忧，在世俗化的大潮下，娱乐文化过度的商业化运作会抽空以精神审美为表征的文化价值底蕴，一些过度的享乐所导致的非理性享受和低俗化倾向，容易导致人们沉湎于感官刺激的享乐主义而丧失文化的崇高和理想追求，作为主观体验价值的快乐往往游离于人的创造性价值立场之外，演变为一种感觉游戏而导致一种赤裸裸的粗鄙欲望和物质性的占有。文化日益失去深度空间和价值维度，作家日益失去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日益消解自我反思的禀性和能力，而文学变成一种纯消费的文学和享乐的文学。这也是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指出的：当神圣被消解，价值高下的差别被遮盖，生理快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身体在此仅仅是永不停息的欲望机器，欲望机器最终生产的是一个欲望乌托邦，身体乌托邦，快感乌托邦，一个因为娱乐泛滥而濒临死亡的物种。
在这样的时代，欲望化抒写所产生的文学肯定承载不了精神自救的使命。因此，我们的作家们要从这样的精神困境中突围，要在消费时代的价值重构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消费时代的散文创作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说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散文的年代。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与人们所置身的日益世俗化的生存境遇和功利化的文化背景有关。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处在一个消费的时代，一切成了商品，消费主体成了“上帝”，满足“上帝”的需要则成了一切社会活动的驱动力。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一些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也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改弦易辙，大量炮制“媚俗”乃至迎合读者原始欲求的作品，从属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颓废文风一发而不可禁。这一动向首先表现在散文领域，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当代“散文热”潮流的发生。
回头看看散文热中出现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散文，常常是“滥情煽情，自我陶醉，无关民生痛痒，缺乏艺术回味的小摆设”。“文学是世上最孤独的事业”，而当代作家却放弃了对孤独的坚守，积极向热闹靠近，就怕自己被世人与时代冷落，缺失了一种平和的与世无争的心态。不再对自己的灵魂时刻守望，不再拥有独立内在的精神生活，对写作失去了虔诚，也就消极地解构了文学。当我们的作家们总想在浮华的世上留下些什么，或者想寻找自己活着的意义时，他就已蜕变成一个世俗的角色，什么都想得到，得到的亦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荡然无存。一个人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粟，对于消逝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当代作家的消逝是消费时代所给予的宿命，而作品的消逝则是无能为力的异化的作家所给予的宿命。科技文化的高度发展，读图时代的到来，它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对散文，甚至文学，读者们遗忘了文本阅读的姿态，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读图时代以前，人们进行的是文学性阅读；而当代人们进行的是消费性阅读。
作为散文作家，不管散文创作的手法如何变换，散文创作采取何种技巧，我认为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关注读者的精神需求，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读者是上帝”与“消费者是上帝”是同样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关注读者的阅读取向，那就会迷失自己。如果你创作出来的东西没有人愿意看，那我们作家的存在就得打问号。因此，我们的创作一定要关注读者，关注底层，关注社会。写读者爱看愿意看的作品，能引起他们精神上的共鸣，方为好的作品。在目前的情况下，读者的阅读情趣大体上向两个维度靠拢：一是需要在阅读后获得一种思想的震撼、精神的享受、理想的寄寓。这种要求势必使散文写作向富于思辨性的“形而上”方向靠拢，阅读后产生大快朵颐的感觉。二是在那些真切抒写普通人的生存景观、生活情趣、凡人小事中寻求一丝温馨与慰藉。这样势必要求使一部分散文的写作向善于表现生活的“形而下”方向靠拢。
当前的散文创作热潮，显示了散文由传统向现代的艺术转换。这种转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从中心到边缘的转换。传统散文对中心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的归附，显示出写作者本质主义的写作走向。而现代散文却表现出对既存的“文化现实”“神圣存在”的重新叙述。这种叙述不是在已有的存在中添加一些新质，而是对既定存在的唯一性、合法性、自然性的质疑和动摇。第二是，从真实到虚构。对传统散文“真实”写作观的质疑来自于坚等人，他们的写作一方面消解了传统散文创造“真实”的神话，另一方面确立了散文新的本体论存在——虚构，它开启了散文存在的多重空间，消解了散文的本质，如刘亮程等的散文。
但是，不论散文创作如何变化，现代散文如何消解传统散文，散文的本质还是应该坚守的，否则散文也就不称其为散文了。消费时代对散文创作提出挑战，散文创作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散文创作模式化倾向。比如大文化散文走红，大家就都去写这类体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很多感觉来自媒体信息，出现媒体时代特有的特征，使思想观念和意识不约而同地走向一个模式，虽然是“我”的口吻，但个体意识已经出逃。个性淡弱，共性强化。二是姿态化的倾向。过去的散文创作“我思故我在，我心写我口”，真诚地表现自我，而消费的时代，信息过剩，一些作家为了能够吸引读者，扩大、强化信息量来避免被埋没，出现姿态化问题，散文消解了真诚，而追求了知识，散文的基本特征已经消亡了。三是散文创作中调侃的成分增加，出现了插科打诨的低级趣味，真正的生命体验和深度思考没有了。四是技术主义问题，很多人认为散文是很容易写的，这就从一个方面导致散文的深刻含量不足，特别是一些文学圈内部，一些作家津津乐道于自己精心构筑的小世界，精雕细琢，在意象营造上煞费苦心，造成了散文的华而不实。
我们说，散文最需要的就是通向心灵。在优秀的散文作家那里，散文是自然朴实的，仿佛信手拈来；散文又是精粹和细镂的，仿佛是作家在人生岁月的河床上披沙沥金所得。能够感动人心的散文，一定是作家对社会独特而深刻的记忆和审视，是作家人生经验的淬火，是作家心灵打开后结出的果实。阅读散文应当是随意轻松的，因为散文的本质是随情适性，具有游戏的意味。但散文的阅读也要予人以感悟，甚或感动，以体现其核心的庄重和意义。说到底，散文的意义就在于求道。散文的创作过于刻意拘谨，便堕入庸常，远离了大道；太随意而不用心打磨，又易散漫无神，徒具形式。所以，是否来自心灵，是判定散文高下的分水岭。
散文的成长过程需要多种元素的滋养才能完成。散文之所以打动人心，首先是作家倾入其中的情感成分，情感是作家的一种感悟，一种发现，一种与土地血脉相通的精神，散文如果丢失它们，就会苍白虚浮，构建不起散文生命的质感。著名学者丁帆对当代散文有个很精辟的阐释：“当散文不再成为拷问灵魂的哲思时，当散文的性灵的鬼魅一次次被驱逐瓦解时，当散文那个隐在的精神的向度被颠覆时，当散文仅仅成为女人撒娇、男人显摆的华丽外衣时……我便怀疑起散文的生命力来了。我们实不指望散文在虚假的繁荣中有什么大的作为，只盼着它能够回到作者的性灵之中，成为守望灵魂的自我故里。”“散文就如同弹唱艺人手里的竖琴，从那颤动着琴弦上飞流出来的，都应是真实的思想情感，都应是发自肺腑的真话。”著名学者刘锡诚如是说。
我们说散文是一种抒情的文学样式，那么怎么样的抒情才算是高手的抒情？才不会流于矫情？从我创作多年的经验看，把真情实感融于客观的叙事中，不动声色而又情蕴于内，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淡化抒情。
好的散文总归是作者思想情感的产儿。思想和情感的真实在散文来说，是最重要的。没有真实思想的散文和没有真实情感的散文，都难以成为散文，更难以成为好的散文。巴金老先生总结他大半生的创作经验，将散文的创作概括为三个字“说真话”。在此，我认为，在消费时代的今天，对待散文创作也不要随意套上这个或者那个标签，不要由于概念和形式而限制了散文创作的“随意”之美！只要我们付出了真情，沉淀了思想，丰富了语言，好的散文就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