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小说带有浓郁的感伤、悒郁的基调。在作品中，常常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感伤、悒郁的性格，竭力表现他们的情欲和性的苦闷，以及由此而生的变态的心理言行。因此，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颓废、淫秽，表现了作者悲观厌世的情绪。细读全篇并非如此。本文略陈己见。
《沉沦》是郁达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该文写于1921年5月，小说借写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真实刻画了一个在异国受歧视被迫害的弱国子民的复杂内心世界，塑造了一个“时代病”的典型体现者。那么，作品的主人公为什么会患这种“忧郁症”？怎样看待主人公的性爱意识和爱国思想？如果我们把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联系主人公思想发展的逻辑，不难发现，主人公的苦闷、忧郁，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苦闷、忧郁，而是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中人们普遍存在的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凌辱，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忧国忧民的苦闷精神。“他”在日本整天过着异样的孤独和冷寂的生活，“他觉得学校里的书，味同嚼蜡，毫无半点生趣”。他讨厌把学生的自由，束缚得同针眼儿一般小的这种弊风。“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广众之中，他感到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清冷的地方感到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一个弱国子民的委屈和自卑感笼罩着“他”的全心。“支那人”“东亚病夫”的辱称，同学的冷遇，性的苦闷等等构成了“他”精神上的重负，于是乎，他伤感、彷徨，或临风洒泪，或自作自贱，胸中郁积的万千愁绪无法解脱，终于得了“忧郁症”。这令人窒息的苦闷，使“他”寄情于大自然。作品写“他”漫无目的，“不知不觉”地来到海边一家“大庄子”前，忽然发现这是妓院，“不觉惊了一头”，“好像一桶冷水浇上身来的样子”，进退两难。一会儿，自尊和恐惧，使他责备自己不该来这样的地方。一会儿，那变态的“复仇”心，又使他“咬紧了牙齿”，“捏了两个拳头向前去，好像是对那几个年轻的侍女宣战的样子”。一会儿，他想把他的心里的苦闷都告诉她；一会儿，那被凌辱的民族自卑感又使他“全身发起痉来”，“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小说这样努力捕捉和表现“他”在瞬间触发的各种感触、幻觉和情绪，展示了“他”极其复杂的精神状态，把一种病态的心理极细致地刻画出来了。显然，“他”的性苦闷，是在令人窒息压抑人性的恶劣环境中形成的。“他”的苦闷与其说是性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变态，不如说是由于现实的压迫才去寻求变态的性满足。在这里，我们不能因作者描写了“他”的性的苦闷，而否定作品所涵盖的社会内容和美学价值。作者在回顾新小说发展过程时说：“表现人生，务须拿着人生最重要的处所，描写苦闷，专在描写比性的苦闷还要更大的人生的苦闷，因为性的苦闷不就是人生的全部。”显然，作者的主旨是要于性的苦闷之外，来表现人生的苦闷。“他”要求性爱自由而不得，于是“窥浴宿妓”，酗酒浇愁，进行自戕，这当然是坏事。但是，这也仍然是他为追求人类爱情和同情而不得所进行的无力反抗。然而，这种反抗，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使爱情得到满足，而且使本来就郁闷难迁的情怀更加凄苦、伤痛。
狂热的爱国心和无力改变现状的矛盾，是作品的又一层深意。作品中的“他”在极度哀伤之后所想到的是：“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在字里行间弥漫着“他”对丧权辱国的哀愁。祖国河山的破碎，异乡的屈辱，人民的困苦，没有一处不令“他”忧伤。希望报效祖国而不能，渴望纯真友谊与爱情而不得，狂热的爱国心和无力改变现状的矛盾，构成了“他”性格复杂的一个方面，而“他”的忧伤、痛苦，归根结底是由于自己的祖国不富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情在“他”心里燃烧。异族对中国人的歧视，“同我们歧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为‘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他”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祖国的贫穷落后是造成“他”命运悲剧的根本原因，只有祖国富强起来，“他”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因此，当严酷的现实跟自己的理想发生矛盾冲突时，他大声疾呼：“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中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情人罢。”最后“他”站在海边遥望彼岸故国，带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内心创伤发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是何等坦率、真诚的内心剖白！它震撼着中国每一个沉睡的灵魂，激起人们的愤慨。“他”在自惭自愧，无力自拔的矛盾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种用死来表示反抗的形式虽说幼稚、消沉，但“他”决不是懦夫，也不是伪善者。（成仿吾《〈沉沦〉评论》）这种在压抑下的消沉是表象的，看似沉沦，却不甘沉沦，动摇、幻灭不是“他”的主导，追求光明、个性解放才是“他”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