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是精神活动的领域之一，它体现作家的思想、感情、精神、意志以及审美要求，影响人的意识，陶冶人的性情。因此，作家的人格修养，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能的发挥。古人说：“诗品出于人品。”（刘熙载《艺概》）鲁迅说：“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随想录四十三》）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高尚的人格（即思想作风、道德情操、理想追求、创作态度的总和）对作家来说，更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精神特质。
作家高尚的人格，首先表现在对真理的追求与坚持上。作家最可宝贵的品格，在于真诚地、严峻地看取人生，对体现人民愿望和要求的社会真理求之若渴；对凌辱真理，践踏人民利益的黑暗势力深恶痛绝。纵观历史，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他一生同教皇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近二十年的流放生活中，追求真理，断然拒绝佛罗伦萨统治者要他缴纳罚款，宣布忏悔，以取得赦免的要求。法国作家法郎士在左拉墓前的悼词中，称赞这位伟大作家在“德莱福斯冤案事件”中，站出来仗义执言，写出《我控诉》的声讨黑暗审判的文字。为此，他逃亡英国避难，付出沉重代价，是“人类良心的一个关头”。我国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一生为实现“美政理想”而遭奸佞小人谮毁放逐，但初衷不改，在《离骚》诸作中怒斥群小欺君误国之罪，表现了他高洁的人格。另如当代“当之无愧地可以兼有战士和诗人这两种称号”的郭小川，十年浩劫，在冤祸加身的逆境中不沉沦，不苟安，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诬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团泊洼的秋天》）诗中凝聚着诗人战斗的思考、信念、品行和节操。相反，古往今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出卖灵魂，视真理节操为玩物者亦不乏其人。
钱谦益的诗，在清代是首屈一指的。清中叶，朱彝尊编《国朝诗选》时，把他的诗放在第一位，惹得乾隆大发脾气。说：一个降臣，竟冠于众人之先，简直岂有此理。对于钱诗，叹其精工之余，无论如何也忘不掉他和王铎为南明小王朝所拟的《降清文》。且听其中汉奸言语：“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全，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之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这一张完全彻底的投降派嘴脸，是怎样也淡化不了的。于是，读他那字字珠玑的诗句时，想起这篇投降文字，便产生一种好比嚼了一个苍蝇的感觉，真是恶心欲吐。病逝于美国的张爱玲，她的确写过一些很精致的小说，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有其独特见解。不过，要是读过她在香港为某国新闻处炮制的反共小说《秧歌》之类作品，就让人对她的行径不以为然了，很难用瑕不掩瑜这样的辞藻来为她开脱了。
作家，是用他们的笔在写不朽之作，同时也是用他们的人格、思想、行动、道义在写一部比文学更有力的传世之作。一个作家如果不敢直面现实和人生，不能示以世人一个坦荡的自我，有意无意地美化、掩饰自己，或无病呻吟，或矫揉造作，自觉不自觉地随波逐流，或言不及义，或附庸风雅，或助纣为虐，出卖灵魂，这样的作家，只能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作家。
作家的高尚人格，还表现在不慕虚名、不谋私利上。文学艺术的重要社会作用，主要是通过培养人的崇高精神，唤起人的尊严感，从而达到淳风俗、厚人伦、美教化的目的。因此，作家只有负起作家的责任和义务，呈现出作家应有的勇气和良知，吃进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为人民大众倾吐心声，毫不足惜地摒弃那些将文学艺术视作沽名钓誉、牟取权益的“敲门砖”之类的庸俗思想与作风，才算是具有高尚的人格，他才能无愧地担当起作家崇高的生活使命。
我们应该明白作家所写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名片”，就是身份的象征。任何应酬活动，任何侮辱自己的屈从、迎合、交换、出卖……只能表现自己良知的毁灭，而不能为作品增加丝毫的分量。如果每一个作家都相信作品的重要性，相信时间的公正，读者的慧眼，文坛也会宁静和繁荣多了。
在我国古代文坛上有不少不慕名利，“固穷守志”“忧道不忧贫”者。文学大师曹雪芹虽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穷苦生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顽强地写作《石头记》。“晨风夕月，阶柳庭花”还滋润了他的笔墨。他的《石头记》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止“泪尽而逝”。留下的只是琴剑在壁，“新妇飘零”，以芹圃之才，不去写那些投时所好、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文章，却偏要写这部“怨世骂时之书”，这与他不慕虚名权势的高尚人格是分不开的。由此联想到近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作家为迎合市场效应，追求蝇头小利而不惜扭曲人格。于是就有了身傍大款、为人捉刀撰写自传的“食客”文人；有了公车接送、为人弄虚作假、歌功颂德的“师爷”式文人；有了弃文从商，跑江湖拉戏班，开办“文化股份公司”的“老板”式文人；有了东拉西扯、一身烦躁，动辄痞气十足、玩新潮的“侃爷”式的文人；也有了专事追“星”捧“腕”、热衷于炒卖花柳逸闻、秽行艳史、撰构地摊文学的“掮客”式文人……读者想在他们的作品中“读书”而“明理”，不啻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不被教坏，已经是上上大吉了。巴尔扎克早有名言：“从铜钱眼里看问题的人是很难理解艺术家困难重重的劳动的。”一个对金钱享乐有着非分奢求的文人，无论如何不会拿出醒世诲人的作品，而那种低浅粗俗的作品则会造成社会人格的失落和误导。
作家高尚的人格，还表现在虚怀若谷，自觉地、不断地“解剖自己”。作家不可能是“完人”，其作品也不可能是“完品”，对于一个富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须正确地对待与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8月2日给萧军同志信中所说的那样，须“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这是作家须具备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也是高尚人格的一种表现。
19世纪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于1839年曾批评格列包耶陀夫的剧本《智慧的痛苦》，认为他简直“不是喜剧”，比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要“低劣到不可估量的、无可比拟的程度”（《别林斯基选集》）。但是，别林斯基后来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了这部喜剧真正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因而立即纠正了自己以前的偏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诚恳地说自己想起不公允地批评过《智慧的痛苦》就难过，说自己曾“高傲地、轻慢地讲到它”，而没有看出它是“一部最高贵的人道主义作品，是对于丑恶的俄罗斯现实，对愚昧无知、自作自受的奴才行为等等提出的有力抗议”（《别林斯基选集》）。尔后，1881年，别林斯基在《诗的分类和分型》一文里，把《智慧的痛苦》和《钦差大臣》一起并列为真正的艺术喜剧，肯定这部作品是“不朽的”（《别林斯基论文学》）。这种尊重客观真理，严格“解剖自己”，勇于修正错误的人格，确是令人感动和景仰的。对于今天某些尚不能正确地对待同志的批评的人，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