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村庄中都存在种姓之间的争斗，而且长期贯穿。
人类的早期被史学家称作氏族社会。为什么叫氏族社会呢？因为当时的人们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的，而部落形成又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换句话说，一个部落实际就是内亲外戚一家子。早先人类是没有姓氏的，后来有王者赐姓，或有自己选姓的，都是以部落整体入姓，所以，一般来讲，一个部落只有一个姓氏，或者几个部落一个姓氏。
村庄是在部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部落从游牧状态进入农耕因而进入固定居住时，村庄就形成了。一个村庄的姓氏不像在部落状态下那么单一，这是因为部落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紧密，外人不易插入，而当固定居住形成村落以后，部落就会分化为家庭，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就成为必然，村庄的姓氏就不可能保持单一。
安岸庄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或是形成于哪个朝代，已经很难考证了。一般来讲，除了由原始部落长期盘踞自然形成的村庄和因分封形成的以外，其后形成的村庄必定与移民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主导下的移民有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与当地关系最密切的移民有三次，都是在北魏初期。一次是从山东、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徙三十六万人。另一次是战胜燕国后，从山西南部徙入二十万人；还有一次是从甘肃一带徙十万人。史书记载的是“充实京畿、计口受田”。北魏的都城是平城，即今大同，其京畿范围南至广武，山阴县属京郊范围。北魏时全国人口三千多万，雁北当地居民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万，三次移来的人口数量占半数。另据史料记载，马姓的始祖是战国时的赵奢，赵奢功高，被封到河北省邯郸附近的马服山为王，以后当地人都姓马，到秦汉时已繁衍和发展到所有的中原地区；吴姓的始祖在今陕西渭河流域一带，以游牧为生。吴字的象形解释就是一个奔跑着的人回头向后边人呼喊，完全是一种集体狩猎的情景。其后，这个部落的一支在当地建立了周王朝，另一支到江南建立了吴国。吴国被越国灭亡后，吴国后人都改姓为吴，向北迁移，一部分回归到晋南和关中一带。基于这样一个路线图，认为安岸庄是北魏前期由“充实京畿、计口受田”而形成的村庄并且同时把徙来的吴、马两姓分到一起不是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曾传说，这个村的祖先都是从洪洞县迁来的，其后裔的小脚趾上都应有一个象征性的小骈指。但是从史料看，明代洪洞几次移民，都是从山西往周边省份移，特别是往东往南，没有向北迁移的记载。只有北魏。另从烽火台的建造看，烽火台的建造早于长城，长城最早建于秦汉，而烽火台在商纣时期就有，有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就发生在周幽王身上。其后修长城，就把长城和烽火台结合起来修造。修造烽火台有几个要点，一是在高峻险要处，二是在交通要衢。安岸庄在平原，不算“高峻险要”，但它在交通要衢，烽火台下是堡城，官道从堡城通过。交通要道上的古城堡应该比周围其他村庄更古老，更早出现。烽火台和长城都是建造在边界地带对付入侵的，清朝的版图已覆盖了内外蒙古，雁北一带已不属边界，而且清乾隆年间的《大同府志》就有安岸庄这个村庄的明确记载，据此我们可以判断，烽火台绝不会是清朝所建，最晚也应是宋明时期。而村庄或者与烽火台同时建造，或者早于烽火台。即使是建于明代，也应有六七百年的历史。
几乎所有的村庄中都存在种姓之间的争斗，而且长期贯穿。争斗一般是在大姓之间，小姓散户一般不参与。我们所说的小姓不参与只指他们的主观意识，事实上，许多时候，他们都会被裹挟其中。一般来讲，小姓散户都不是原住民，而是通过各种关系迁移而来。人户迁移就迁移人单方面来讲是一种趋利行为，但迁移本身会对各方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一是在资源分配上会对原住民形成蚕食，比如耕地、宅基地等等，所以，原住民对迁移户一般是有抵触的。唯其有抵触，所以，无论在日常活动中或是在重大事件中，迁移户都表现得谨小慎微。二是会改变或影响到迁入村的政治和社会格局。这种改变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比如舆论，比如选举。那么，是什么决定迁移户的思维倾向呢？一是姻亲，二是利益。村庄内的宗派争斗主要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利益关系基础上。
村内马吴两姓之间的争斗由来已久。封建时代，村内没有行政长官，维持村内秩序主要靠乡绅。乡绅不是官职，行使权力靠地位和名望。那么，乡绅从哪来？来自于富户，富户与官家勾联的机会多，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富户也会有较强的群众基础，遇事有人出头，更能形成一定的势力。一般来讲，富户出自大姓，所以大姓机会就多，所以，在可以考据的上溯到很久以前的年代里，该村基本由马姓统治，马姓的提议一般会被采纳，马姓人想要干一件什么事，也很少有人会阻拦。马姓在气势上略胜一筹。虽然如此，虽然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种性意识，但实际的相处还算和谐，至少算安稳，从未发生过种族械斗。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有四：一是有官家刑律；二是有社会公理，也就是舆论；三是通婚关系，大家算起来都是亲戚；其四，毕竟大家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谁都企盼平安过活，这样，大家就都会有忍有让，小的摩擦时常有，大动干戈的事很少发生。
村里设置行政长官是从日本人占领后开始的，日寇为安定秩序，统治人民，在各村指定一个人来当村长，在大村除村长而外，另设甲长、闾长等等。因为马姓为大姓，马姓中文化人较多，所以马姓被起用的人多，马夺远任北周庄大村公所村长，马福任安岸庄村长，另有甲长、闾长数名都由马姓人充任。从此以后的整个战争年代，马姓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统治者。马姓当权，马姓人当然能沾光，有些人就去伪政府当差或在伪军里做事。这就为他们日后被批斗被压制埋下了伏笔。
不是说马姓人能当差能在伪军或伪政府做事吴姓就不屑，就硬要去当八路军，去干武工队，不是的。吴马两姓的争斗还不至于这样势不两立。事实上，吴马两姓人中也有在共产党八路军方面做事的，也有在伪军警或国民党部队中做事的，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无法以姓氏来归类的。除了一部分人已经加入组织，具有一定的信仰而外，偶然因素也有。在整个战争年代，村西的官道上经常有队伍经过，当地把当兵叫作“吃粮”，穷到食不果腹时，人们就去“吃粮”，有的赶上了八路军、解放军，吃了共产党的粮，有的赶上了西北军、奉军、国民军，就吃了国民党的粮。另外是抓壮丁，抓壮丁是不分姓氏的，姓吴姓马都出于偶然。
但是，总的来讲，人的价值取向基本还是由他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决定的。马姓为大姓，地位较高，发展条件也好。村内富户多为马姓，马姓又掌权，所以，眼前利益能够多得一些，找一个较好的差事也更为容易些。而吴姓人少，不掌权，也没有富户，土改时定成份，只有一户为中农，其余全为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是依靠的对象，所以，党组织发展时吴姓对象就多些。另一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总会有反抗，对着干的思想意识也不是没有。你为日本人国民党做事，我就去参加共产党八路军，这样一来，日后的天下是谁的也就有些说不准。至于说阶级觉悟，许多当事人在当时来说其实是较为懵懂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村内的政治格局大翻版，吴姓党员多，积极分子多，于是，村干部内吴姓占多数，特别是村支书，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基本由吴姓来担任。而村内的地主富农全为马姓，马姓中在日伪军国民党内做事的也多，所以，马姓中执掌权力者就少。“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马姓人曾奋起夺权，成立革委会，但是风头一过，不得不自行解散，把公章交出来，因为由红卫兵组成的革委会中没有一人是党员，当不了支书，也拿不了党支部的章。
如果说这样的政治版图是由历史形成的，那么，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第一大姓的马姓中为什么只有一两名党员呢？其中缘由不得而知。“文革”造反时，马姓造反派给吴姓支书的一个最大的罪名就是“关闭党门”，说他哥俩为了达到长期掌权的目的，有意不发展党员。有没有这样的主观目的我们不知道，马姓指责的事实似乎是存在的。但马姓人在指责这一事实的同时，却忽略了另一与此相关的事实，那就是，当时入党的条件是苛刻的，除了本人根红苗正以外，社会关系必须清白，而马姓人囿于先前的一段史实，许多人要想“清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掌权者多次更迭。马姓在村里入党者仍少，但马姓有参军入伍的，在部队入党，复员以后，就有了竞争的条件。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少有人愿意参与政治，无论姓吴还是姓马。当时土地被承包，村干部手里没有多少权力，责任反而不少。最难的是计划生育、植树、收粮以及摊派积累工和义务工进行修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农户各自忙，对这些事都比较抵触，工作不好开展。这一阶段的政权不太稳定，也少有人出来竞争。
对村政权竞争激烈从本世纪初重新开始。这时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臻于完善和稳定，政府开始有步骤地对农村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减免农业税，村干部工资纳入财政列支，当干部可以有一笔稳定的收入。粮食以保护价收购，收粮的任务免除了。农田基本建设不再被当作例行任务，修路、植树等逐步由国家投资来完成。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人们的观念转变也有所趋缓，罚款也不会再导致超生户一无所有。而更为重要的是村集体有了一定的收入。除了政府补贴和一些项目投资外，村干部还可在土地上作一些文章。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高，占地需求越来越旺。集体机动地和荒地或出租或承包都可以得到一部分收入。国家或企业占地，补偿款除分给农户一部分外，其余作为集体留成，使村干部有了较大的支配权力。有两家私营的煤炭运销企业在本村占用耕地，建起了运煤专线。村集体与煤站之间可以有一些互惠往来。比如用工，村干部推荐的人当然是首选。煤站需要铲车、装载机等，村干部可以放在那里挣钱。这种情势下，人们对权力的攫取变得热心起来，竞争逐步激烈，竞争手段也变得多样化。
通过以上记叙，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对村政权的竞争，多数是一种趋利行为，荣誉感和使命感是次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行为意识无可厚非，我们着重要做的有两件事，一要通过监督和制度约束确保他们获利正当，二要在法律和民主的前提下和过程中选贤任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