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聆
一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自序中说：“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
深入农村，接近农业，我才觉得：写它，那真是一件十分艰辛而痛苦的事情。
2006年初秋的一天，我带着诸多疑问接受了这次采写任务。我觉得大农业既让人无所适从又使人敬畏。同时我也意识到，在中国农业转型时期，对一个泱泱大国中一个典型的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94%的农业县农业进程的关注与亲近，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早就明晓衣食之道必始于农耕的中国人，大致在黄帝始祖时代，就将发展农桑定为“本业”，倡导“农为国本”的理论。以至于春秋范蠡开田土，方雪越王之耻；战国商鞅奖耕织，遂成秦王之业；始皇嬴政焚诗书，独免种田植树之藉。这些传统的思想至今时时触撞着亿万炎黄子孙寻求温饱的敏感意识。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农业，蔚为大观。古人称“务农桑，足衣食，此礼仪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证明了中国大农业不仅是国计民生的问题，它同时也在创造和制约着人文伦理。
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农业如何更上一层楼？农业科学家和农业生态学家提出，要走生态农业之路，构建中国式的农业生态系统。
而如何把农业生态中各个环节如耕地、空气、水等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使其总体发挥最大的作用以期达到1+1＞2的效果呢？又怎么能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农业的发展，把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高效产业发展和生态系统恢复及改善有机结合，达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效统一”？
仅仅不到一旬的时间，我匆匆地穿行在彭阳这块敦厚朴实、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因为我多次采访报道过彭阳的生态农业。每次下去，看着那些层峦叠嶂，纵横的沟壑，六块残塬、两条长川扑面而来，耳畔都会回响起彭阳父老乡亲们称颂自己梓里的热腾腾的话语：“有山有川又有塬，河里有水能浇田。”那种从精神深处激扬起的纯朴悠远的农业意识令我感奋。
外出采访的时间很有限。那些新修的梯田、新打的井窖、新造的果林、新开的村道及村道上缓行的满载丰收的粮食的驴车（这就是山区的“驴车经济”？）那些修堰筑坝、凿井挖窖、打坎淤田的创业场面我却只能匆匆一瞥。可就在这匆匆一瞥中，我却觉得有许多深醒之处，我似乎看到了中国世代农民辛勤劳作的身影，也可见其何以志在耒耜的心态。
然后，我深入大农口的各个部门：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局、粮援办、扶贫办、农技中心……
我翻阅资料，访问谈话，核对数字，在大报小报的端尾流连捕捉……我希图能尽可能快地对彭阳的生态农业求得一个清晰的轮廓。
这天傍晚，主管农业的邓万儒副县长在陪同我看了几个流域点后驱车赶往县城。
路上，他和我谈到了生态农业。他说：“老韩啊，你知道我国农业生态系统在演进过程中面临着什么吗？我给你讲讲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耕地，耕地面积日趋缩减，有资料说1996年至2002年年均就净减少68.5万公顷，这个数字可不小啊。灾害频繁，种类多、范围广、频率高、危害重。近10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因受灾减少粮食产量约4000万吨，经济损失上千亿元。土地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投入产出率这些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
“是啊，差距。西部与沿海有差距，整体上与国外有更大差距。”
他接着说：“我们的城市化程度低，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到目前我国仍然有近三亿农业劳动力不得不以营农为生；农业以种养业为主，而占全社会从业人员50%的农业从业人员仅创造占GDP不到20%的农业增加值；我们的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低，这些，我们西部更加突出。”
我说：“农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的挑战。”
他说：“当然，这种挑战同时又是一种发展的空间。”
……
彭阳何如？
在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了一本彭阳搞生态农业的小册子。
小册子薄薄的，可它却容纳了彭阳县建设者们的全部心智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我觉得翻阅它就是翻阅彭阳久远的过去和这里的人民几十年艰苦创业的风雨史。
那里面有一幅彭阳县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示意图，我觉得那太像一艘航船了。那艘巨大沉重、伤痕累累的大船正负载着彭阳大农业的整个命运劈风排浪向前航行。
不算多的接触，邓副县长给我的印象是：作风务实，有现代大农业思想，数字感极强，讲话触类旁通，对县域情况了熟于心。他是一位称职的农业副县长。我能从他的意识中看到那种重视大农业的传统风范。
在邓副县长的办公室里，我还想到了那个北魏高阳太守贾思勰。他是怎样将农作物、蔬菜、果树、竹木、农畜农禽的饲养、农产品加工和副业等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观察以及组织试验而后凝成具有综合性大农业意识的心得？又是怎样将它们容纳进一部《齐民要术》的呢？
中国的农业先祖似乎早已看到了集约经营农业，生态环境互相交叉、互相制约的重要性了，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有吏可稽。
彭阳的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农业，必须摆脱那种传统单一发展粮食的小农经济模式和静态滞后的心理，“在确保粮食稳步增长的基础上，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业走‘两高一优’的路子，逐步实现地域布局，基地化生产，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市场化经营”。在经历了“六种、七养、十加工”、“三个五”经济发展战略等反复论证实践，屡兴屡败的痛苦过程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适合彭阳经济发展的思路，那就是立足于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与自然抗争，从小流域为单元改土治水入手，走“生态立县”的路子，治穷致富。
可在彭阳发展大农业，改造农业生态环境，何其艰难！
大面积的水土流失，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退化，而且导致了小气候的恶化，干旱、冰雹、霜冻、大风、扬尘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十年九灾、十灾九旱、旱涝交替、年年抗灾”，危机在暗中窥伺，希望备受冲击和摧残。但彭阳人民还是挺过来了，并且在艰难中寻找着出路。
当我在县政府拿到一份上报水利部的关于彭阳县生态农业建设的材料，看着那一项项用汗水浇灌而成的成就时，心里产生的不仅仅是感动，更多的是对全县人民的敬佩——
目前，全县累计治理小流域81条，其中12条通过水利部、财政部“十百千”联合验收和命名；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752平方公里，实际保存治理面积1423平方公里，治理程度由建县初的11.1%提高到61%，林木覆盖率由建县初的3%提高到18.5%，水平梯田由建县初的3万亩增加到72.8万亩。初步实现了“山变绿、水变清、地变平、路畅通”，生态步入良性循环的历史性转变。先后被评为全国生态建设、水利建设、水土保持、造林绿化先进县，并于2003年被国家环保总局列为第八批全国生态示范区。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1998年彭阳率先在宁南八县实现了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目标。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被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评为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提升速度最快的100个县之一。2004年全县完成地方生产总值5.6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24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518元，分别是1983年的22倍、16倍和21倍……
看完材料，我陷入长久的深思——“民以食为天”，这个“天”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造的。
二
1995年，天荒地枯。
百年不遇的大旱持续两个年份、九个月。彭阳有一农妇怀着“旱胎”等雨，可直到孩子降生，竟然滴雨未见，那孩子便取名“旱儿”。
农业，在无奈中痛苦呻吟，老天爷在考验人的耐力。在我们这个“水是龙世界”的国度，“水”这一上关国计、下奠民生的东西，农业在它的面前总是与恩赐和无奈同在。不涝则旱，尽管老百姓对老天爷是那样崇敬和虔诚，但靠天吃饭，却吃得惶惶惑惑。
于是，自救。
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水资源，实行自救。
1995年年初，县委和政府多次召开扩大会、现场会，分析旱情，确定目标，动员布置，及时提出“以秋补夏，以副补农”的应急措施。一项世纪末的“自救温饱工程”感天地、泣鬼神。
整整一个春天，到处是车拉水、驴驮水、人挑水点播保苗的场面。农民把一粒玉米连同半瓢水埋进土里，然后就是仰面朝天的漫长的祈盼。
人的精神，农业的精神呐！
中国农民在求生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业绩，那是难以估量的。
玉米给了彭阳人一次机会，玉米创造了奇迹。
早在1988年7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视察彭阳的地膜玉米、蔬菜种植情况后就题词：“推广地膜栽种，发展农业生产。”
大旱之年的1995年，群众硬是半瓢水半瓢水点种玉米3.68万亩，其中地膜玉米2.68万亩，种植面积创历史最高纪录。
玉米丰收了。平均亩产500公斤，总产量1523万公斤。其中地膜玉米总产1342.5万公斤，最高单产量达900公斤，连同糜、荞等其他作物，秋粮产量共3204.8万公斤，加上夏粮部分，成为历史上第七个粮食产量超过亿斤的年份。
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采访农业局的老局长的情景——他给我讲得最多、最细致、最陶醉的就是玉米。他像从泥土中拣一粒粒粮食似的给我通报着一个又一个数字，如数家珍。
他一支接一支吸着烟，显得那么激动而兴奋。
他为核准一个数字接连打着电话：“……是赵磨那块，890？900？……咳，究竟是多少？要准确，转湾那里的？809.2嘛，再查查……”
那是地膜玉米的最高单产量。其实，在我看来，那只是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数据啊！
那一时刻，我似乎看到了那一片一片茂盛的玉米田，看到了玉米那紧攥泥土的根爪。
土地的气息如此浓烈，庄稼、草木、农人、阳光和雨水……它们共生于一体在我面前晃闪。他们都是有精神的，就像面前这位“老农业”一样。
土地让农业在它的腹背生息，感知着农业的脉动和体温，其实是那么宽容。天灾，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
接下来“老农业”给我讲那些上过报的种粮大户，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有一户“玉米大王”当年种玉米12亩，仅这一项收入就超过万元。
在彭阳，农业“温饱工程”历时已久，成绩不可磨灭。1989年，彭阳县被评为“全国夏粮高产县”，受到国务院表彰；1990年被评为“七五期间粮食生产贡献突出县（市）”之一，受到区人民政府表彰……
告别温饱，主要还得益于特色种植。
彭阳人围绕“稳粮、扩经、增草、强牧”四篇文章，培育出一大批示范户、示范村和示范园。红河的辣椒、城阳的中药材、新集的菌草、孟塬的黄花菜、王洼镇的食用葵……
红河种辣椒，在彭阳一时成了红火事。2003年全乡种植5000亩，亩均收入1300元以上。随着市场的扩大，已成为一项稳定的产业。
蘑菇产业作为闽宁对口扶贫项目，近几年给彭阳山川增添了新的生机。全区农业观摩会、闽宁第七次合作会议、全区菌草工作会议都把彭阳县菌草技术示范基地作为“亮点工程”重点观摩。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自治区主席马启智、副书记韩茂华、副主席赵廷杰等领导曾先后对彭阳县的菌草生产情况进行专门调研。韩茂华在调研时强调：彭阳县菌草生产规模要达到5000～10000棚，要把菌草技术产业做成彭阳的第二大特色产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考察了彭阳县菌草技术示范基地后满意地说，从菌草产业在彭阳县发展的情况，他看到了扶贫工作的希望。
又是一年六月天，麦黄杏黄，蘑菇也一个个从菇床上钻出来，收获在望。
当你的目光随着摄像机的镜头，对准彭阳的黄土山塬时，你看到的早已不是大片的荒凉，而是一片翠绿和金黄；当你看到这里的老人和孩子时，他们的脸上挂着的也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忧愁，而是一脸的幸福和陶醉；当你看到那一排排林立的蘑菇棚时，你也会对什么是贫困、什么叫摆脱贫困产生另一种切实的感受。
我们用目光抚摸那些色泽鲜白、形体圆实的蘑菇，它们有平菇、香菇，有双孢菇、金针菇、鸡腿菇、猴头菇、杏轮菇。我们知道，那每一朵蘑菇的身上都凝聚着山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份向往、一份深情。
三
“树随地走”在彭阳是一句话的前半句，用于鼓励农民植树造林，细琢磨，富于哲理意味。
这话是十年前我在彭阳听到的。
1997年秋天，我和地区文联的李成福老师去采访当时主管农业的韩怀敏副县长。
那是在他家里。抢在清晨去时，他正急急地扒拉一碗稀饭。
李老师说：“彭阳生态农业搞得好，有很好的宣传价值，文艺工作者有义务推广这份宝贵经验……”
韩说：“宣传是一方面，重要的还是作风要务实。”
在短暂的谈话中，韩副县长已看了两次表。随后他抱歉地说：“我得栽树走了。”一起往外走时，我见他在摸门背后立着的一把圆头铁锹。韩副县长让我们到栽树现场去看看。
在县委和政府两座楼前，我看到黑板上写着同样的话：“县直机关停止办公一周，义务栽树。”
清晨正刮风，黄风土雾，十一月的温度已降至零度以下。可全城各单位门前正人群如蚁，集结队伍，整装出发。我看到植树的人们每人握一把锹，肩上挎只馍馍袋，全是如此。我还看到县委和政府的几位主要领导都在队伍中间。
在劳动现场，我们了解到：这次秋季义务植树共参加78个单位，1800多人。在彭草公路长达10里的工段上，栽树的人们一字排开，那种场面如今确实已不多见。印象中过去那种“一哄而起”式的大会战，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声势浩大，招摇做样子的场面与这里的领导垂范，人人挥锹，个个流汗的务实精神面貌是那样的不相称。
几天以后，带着绝少滋生的敬意走进林业局办公室。我翻看了一份彭阳县义务植树造林十年汇总材料。材料反映：建县十年，他们累计义务植树1365万株，平均每年有10万人参加植树，成活率和保存率达88%和80%以上。1365万，那不是数字，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树，是绿色的希望啊！
彭阳的林业建设“百里果香绿千重”，成绩斐然，大报小报有关报道屡见不鲜。可环视办公室一周后我好生纳闷，怎不见半面锦旗奖状为这个林业首脑部门添光增彩？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知道彭阳县在“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期间，就曾多次获国、部级奖励。
有幸碰上局长王毅。人刚从植树工地回来，一身劳动服，敦厚的身板，古铜色的皮肤，神情举止让我觉得：立在我面前的这条汉子酷似一匹在荒漠中长途跋涉的骆驼。
逮住机会先讨问“锦旗”问题。王局长一时让这个问题弄得有些腼腆起来。他挠了挠头发，然后笑了。
顿了顿他说：“你知道几年前台县长提出的‘为官一任’要做啥事情吗？”
我说：“不知道。”
“绿化一条沟、一面坡、一道梁。”
我做着记录。
他接着说：“起步晚，底子薄，技术差，问题不少……荣誉只能说明一个阶段，关键是看以后的路子怎么走……树随地走吧。”
后来他还不能给我讲了彭阳林业建设“三起三落”的经历，讲了曾经有过的“大呼大起”，讲他心疼那些白白丢掉的可贵而有限的投资，讲一个类似“植树去，老地方”的故事……
多么实在可信的一位林业干部啊！我深信他身上透出的那份坚毅是为跋涉和因跋涉才独有的。他让我更形象地深信“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改造了人”这条真理。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种精神和力量。
彭阳的林业干部都这样，不来虚套套，说真话，干实事，具有军人风范。其实，我早就听说王局长正是军旅出身呢，铁骨铮铮，一身正气。
有这样一则故事：三国时，吴国丹阳太守临死前对他的子女们说：你们的母亲反对我积蓄钱财，所以咱家一贫如洗。不过，你们也不必担忧，我在外面有千头木奴，足可使你们不愁衣食。原来，他曾暗里派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为家里种了千棵柑橘，已经长成结果。出售后，每年可得绢数千尺。于是就有谚语说：“木奴千，无凶年。”古人做得多好。太守不留给后代钱财，他留给后人“木奴千”，因为他知道树是活的这一道理。我不知道太守那时在留下一大片柑橘时，是否会想到他留给后人的其实是一条既改观生态人文，又发展经济的生态农业之路呢？
彭阳的林业建设者们就为自己描绘了一幅包括水保、经果、薪炭、防护、用材及水源涵养林在内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观，那就是：
“山顶沙棘、柠条戴帽；山坡地埂杏树山桃缠腰；刺槐臭椿遍种沟岔河道；庄前屋后广种核桃花椒；河谷川道发展苹果梨桃；土石质山区封造结合，针阔混交……”
不是乌托邦，不是世外桃源，这已经是或正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自1986年“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第二期工程实施以来，领导重视，真抓实干，县上实行领导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心中有任务。领导率先办绿化点，组织营造“三八林”、“青年林”、“红领巾林”等各种纪念林；严明奖罚，制定政策条例；到处刷标语、竖牌子，使全县上下形成大办林业的气氛……
这些，总结起来很轻松，但要实施并使之成为气候，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免不了的扯皮……一切都太难了。
但他们让人敬佩，让人叹服。
1986年～1995年全县造林保存面积硬是爬到了52.06万亩的高度，占计划的149%，超额完成任务，林业建设在全地区六个县中站在前列。
最令人欣喜的是造林所带给农民的好处和它本身的经济效益。建县头十年间，彭阳的林业总产值就达到1.05亿元，为林业总投资的9.26倍。全县相继出现了不少靠“摇钱树”致富的典型——古城乡温沟村农民马成录几年前承包了300亩荒沟，先后栽植树木10万余株，产值近30万元，每年收入过万元，仅此一项全家人均收入就达到1900元。
东部年降雨量只有400毫米左右的小岔乡榆树村农民张学彦利用荒山种植杏树120亩，苹果、梨等30亩，年收入也近万元。
崾岘乡白岔村是搞生态农业的典型村，从1978年开始试行林草建设和农业用地结构的调整。经过15年的努力，陡坡地退耕还林还牧，缓坡地农田林带成网……农林牧三业用地镶嵌分布，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全村发展杏树3000多亩，每年杏干、杏核收入20多万元，人均收入近200元。
挂马沟国营林场是镶嵌在彭阳这块土地上的绿色宝石，也是一个奇迹。建县初，彭阳就提出了“封山育林营造10万亩针叶林基地”的项目，并得到自治区计委和林业厅的批准。1985年建立了挂马沟林场。为了办好林场，县上领导多次出面，想方设法从六盘山林管局调来了针叶林育苗造林方面有专长的吴志胜同志。就是这个曾在巍巍六盘留下一片葱绿的江苏支宁青年，一个工作狂、事业狂，用那种不要命的敬业精神和顽强意志仅用了十年时间，又为彭阳留下了一片新绿。
1993年，彭阳县在全地区率先搞宜林“四荒地”拍卖、绿化治理。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影响很大。
我曾经请张全科副局长谈了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他说：“拍卖‘四荒地’，当时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树苗管护，二是资金。全县共有宜林四荒地40万亩，先是在城阳乡长城村搞试点，一次拍卖4950亩。到1995年共拍卖11万亩，占全地区拍卖总数的70%。地区两次组织在我县召开现场会，总结经验。实践证明，这个举措是可行的。”
彭阳人治理山河有道是：带子田，山连山；山是花果山，地似刮金板。
对这样的理想，彭阳的林业人比谁都更渴望，因为他们心痛过。
当他们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在同一个山里再次种下一棵幼小的树苗时，他们感到无比心痛。他们心疼那些无声无息地干枯了或被人为地糟蹋了的幼树。
因为心痛过，所以他们比谁都更懂得“成活率”和“保存率”对于一块渴望绿色的家园情感上的意义。
因为心痛过，所以他们为此动的脑筋最多，花的心血最多，跑的路最多。
措施，在心痛过后，应运而生，并一条一条付诸实践——
成立林果开发服务公司，由公司在全县各地建立苗木基地，就近、就地解决造林苗木。
山杏秋季截干深栽。
旱地果树盆状覆膜。
地埂造林。
“88542”这项造林整地技术，更是创举，是彭阳这具特别的胎盘里孕育出的希望的新生儿。它能最大限度保存降水，使水不下山，泥不出沟。
自治区技术监督局曾经把这项技术列为旱地林业新技术，在宁南山区推广应用。
从诞生、应用到推广，“88542”几乎成为一种不屈的象征，一种奋斗的标志。它带着特别的品性和情味，让人传说、品评，修筑它的人们干着、寻味着，给他们力量和信心。
“88542”是绿色的源泉，是希望的摇篮。它不相信宿命，它相信智慧，相信科学，相信“人定胜天”这条理。
彭阳林业建设者们敢说“不”字，相信一个“敢”字。
谁说这里的山不长树？谁说这里的地不蓄水？旱魃不可怕，山大沟深不可怕。只要信念在，只要敢做敢拼，敢打硬仗，“敢”能战胜一切。
四
农史记载：商朝已开始整治田地，早在公元7世纪的春秋时期，就将“兴水利”视为农业丰歉、国运兴衰的大事。20世纪90年代，处在国家级贫困带上的彭阳县口号提得响响的，要“充分利用‘三水’大力建设‘三田’”。
这是一种不屈的声音。
我曾经在彭阳县另一位农业副县长米超（原“4071”项目主任）那里，看了一份“4071”项目论证材料：
“据1990年专家抽样调查，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2307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91.4%，其中，中、强度侵蚀占92.3%，侵蚀模数高达4000～7500吨/平方公里·年。全县平均每年流失土壤1424.93万吨，带走的氮、磷、钾素分别为351.4吨、175.7吨和1757.4吨。”
“据1957年和1979年两次航片判断，全县平均冲沟沟头前进速度为5.32米/年，最严重的李寨沟达10米/年，赵新庄沟为15.71米/年，每年只此一项损失壕掌地259亩以上。同时，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水库淤积，道路毁坏，农田受损……”
这些资料印在我脑海里怎么也抹不去。
彭阳县的领导们在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搞综合治理问题上，比干任何事都清醒。他们知道这是功在当前，荫及子孙的大事。指导思想是：“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重点突破，分类推进”。
彭阳人的“务实”是出了名的，他们的领导方法也体现着彭阳特色。彭阳有这样的话：“少在面上看，多在点上干；少在会上讲，多在现场办。”
紧迫感，到什么时候都是干好一件事情的原动力。方向认准了，不惜一切代价。农田基本建设既然摆在了经济工作的首位，就得吃偏份饭。“三西”资金、“以粮代赈”投资……凡能挖掘利用的都重点倾斜，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夏、秋两季修农田，人员构成让人感动。脱产干部、学生娃娃大小一起上，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向大自然要小康。
环境改良让国人陷入思索，亟待援助的现状，甚至牵动着世界。
1992年前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简称WFP）先后4次派官员考察彭阳，进行粮援项目的评估。
多少个紧张而又忙碌的日子，为了迎接考察，为了给彭阳多争取一份资金，粮援办的全体人员在年轻干练的米超主任的带领下，就像十几台机器通宵运转，准备资料、图表，反复论证以求最大程度的准确无误。他们吃住在办公地点，埋头在资料堆里，眼睛熬红了，熬肿了，有好几位工作人员几次晕倒在工作现场。经他们处理的材料原稿是以吨来计算的。
当我此次采访正在新集项目区冒着酷暑检查工作的米超，问他当时的情况时，他说：“那时大家都把苦下了。”
“WFP”的官员十分苛刻，可最终为他们竖了大拇指。
“4071”项目总投资3756.456万元，国内配套资金1156.456万元。对于彭阳来说，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一项援助啊！
工程从1993年10月1日起实施。范围包括：水利、灌溉工程、造林工程、退耕种草、养畜、旱地发展梯田、人畜饮水工程……这是一项系统综合工程。其中的旱地发展梯田一项，以极快的速度投入推土机械31台，与1991年县上开始投入的机械合流，形成强大的机修阵容。那种声势能使人联想到二战期间的“德盟坦克大战”。截止目前，全县共投入推土机械98台，布设机修点50个，完成机修面积近20万亩。
彭阳农业的根基古老深远，错综复杂，站在它庞大的治理圈中，如果你用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眼光注视它，那么在你的视线内，有一种近乎悲壮的情景简直让你不忍目睹，那就是人畜饮水的漫漫长途，以及那路途上被风尘湮没的人畜的踪迹。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们可以漂洋过海，可以登上月球，但像彭阳北部干旱山区，那里还有12个乡镇的10万人、8万头大家畜和8万只羊挣扎在寻水的长路上。水，在离他们十里外的深沟里，在他们渴盼的枯焦的视线外……干旱，甚至让他们常常断水。
于是，向山外要水，向地下要水。
哪怕深入到地下50米、100米，也要解决群众的饮水困难，这是县上党政领导的共同心声，也是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
措施：有水源处建工程，无水源处打井窖。沟底河道筑库打坝，截流蓄水，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
经过多年努力，全县目前累计打井窖5.54万眼，建水利水保工程5600多处，可灌溉面积8万多亩，使全县的人畜饮水问题大为缓解。这样的工程还在继续，一眼眼井窖还在向地下深入……
五
孙中山先生称：“交通乃实业之母”，它就像大地的脉络，我因此想到了那个“田”字。
我想这个字应该是更通达一些的。
闭塞，是长期以来伴着贫困束缚彭阳人的一条挣不脱的绳索。“走出东山里”这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死胡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彭阳人代代相传的梦想。没有路，彭阳人吃尽了苦头。祖祖辈辈人背驴驮牛拉车，真是一路风尘，一路血汗，一路辛酸啊。由于没有路，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苹果、桃子、山杏等优质水果运不出山，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烂在家里；上乘的党参、黄芪、生地等中药材卖不到好价钱；外面的煤炭拉不进山，取暖、烧饭只好忍痛把牲口的饲料烧掉，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都是因为没有路，彭阳人守着勤劳换来的果实却吃不上饭。致不了富。
一条洋洋洒洒的国家二级公路兰宜路从彭阳的最北端擦边而过。彭阳人望着那条路发出深重的叹息：离咱太远了！
敢问路在何方？
路，就在脚下。
彭阳人信奉“宁愿苦干，不愿苦熬”这个理。搞农田大会战，春秋两季造林，农民背上干粮，麻乎乎上山，热乎乎一天，黑乎乎回家，一干就是数十天，胳膊甩肿了，手上的血泡干了一层起一层，就是没有人叫苦叫累，畏惧退缩。苦干使彭阳的农业基础条件有了质的变化，生态环境大为改善，群众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彭阳人在向荒山开战，建设家园的漫漫征途上并没有停步，在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腾出精力，以更高的热情，更大的干劲，迈上为自己铺设致富路、幸福路的行列，掀起一轮又一轮村道建设的热潮。
一条条村道在建设者们的脚下延伸，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形象在人们面前展现，“勇于探索，团结务实，锲而不舍，艰苦创业”的彭阳精神再次得到印证。
我们为啥贫困？历届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多次在一起分析症结：有历史的原因，有地域环境的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交通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所以，“就是再困难，也要解开‘行路难’这个死疙瘩”。彭阳的决策者喊出了全县人民的心声。
修路，只有修好路，才是山区人民唯一的出路。
而摆在彭阳人面前的现状是：全县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314公里等级公路，除了309国道彭阳段62.5公里油路面从县境北部擦边而过外，其余的均为大车道土路，路面狭曲不平，且常遇山洪毁路，交通阻塞十天半月时有发生。
怎么办？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受尽无路之苦的山里人能走上幸福路，彭阳的决策者们选择了逆水而进。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向贫困落后挑战，把大兴公路建设作为与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同行并进的另一“牛鼻子”工程，紧紧抓住，进行田、林、水、电、路综合治理。老百姓在无路的大山里跋涉得太久太久。农民太苦了！
村级道路直接相关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它就像一个村庄流动的血脉，从大路一直流到千家万户。怎样解决好“三农问题”？怎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交通事业新的跨越式发展？怎样让“三个代表”思想活生生地从老百姓门前的一条条村道上体现出来？
1998年，“村村通工程”伴着和煦的春风，吹进了全县156个行政村的角角落落。一时从县委政府到普通群众，人人都在说道“村村通”，人人都在期盼“村村通”。这么好的政策机遇，真是千载难逢。于是，政府审时度势，一声号令，不能等不能靠，要借党的好政策自我加压。一轮村道建设的热潮掀起来了。一系列措施出台：民办公助、公办民助、民工建勤，措施得力，群众的积极性呼拉一声被调动起来。县、乡、村上下齐努力，纵横一盘棋，那阵势和当年的农田大会战比，毫不逊色。
崾岘乡分管道路建设的是一位女同志，拓宽提升白岔段那条路，作为副乡长的她，带领另一名乡干部没白天没黑夜在路段上跑，因刚学会骑摩托车，加上修路没有好路走，摔了几跤她忘了，但夜里睡觉嘴里还嚷嚷，明天一定得把最后一段线放完了。
苍天不负有心人，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到2002年上半年，全县有76个村通了油路，有132个村通了沙砾路，基本实现了村村通目标。
在彭阳县村道建设一线，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一曲曲由彭阳人民奏响的奉献之歌令外来的人为之动容。他们不仅在奉献自己的劳动和汗水，他们更在奉献他们对自己家园的热爱之情。
红河乡文沟村是全县有名的模范村。在村支书文明发的带领下，曾创下全县农田建设、农电、退耕还林等数项第一。而这个村的自然条件在全县却是最差的，多年来他们硬是靠着“大干、苦干、实干、巧干”这八个字，在全县率先脱了贫致了富。可文支书不满足，面对村域内七湾八梁、十二道峁、十九条壕沟，他在想，我究竟要给文沟人留点什么？文沟人现在最缺的是什么？路。路是制约文沟村经济驰向快车道的最大的瓶颈。修路困难自然很大，但文沟又有两个优势，一是经济发展了，群众手头上不再像以前那么紧巴了；二是群众素质高，这一点县委书记就竖起大姆指说过。
文沟人不信邪，就信一个“干”字当头。果然，经过反复讨论，广泛动员群众，最后达成共识，干，我们自己门前的路自己不修，谁修，国家为我们修好了大路，小路我们自己投劳筹钱修。党员干部会上定下措施，全村按人头15元集资，修路占农户半亩地以上一分地补贴100元；道路铺砂人均1方，不够两人再补集1方，再不够户均补1方，群众大会举手通过。去年9月份，文沟人向深沟险坡要路的战斗打响了。好一派轰轰烈烈的场面呐，全村义务投工投劳，一人不落，就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七八岁的娃娃们也上阵了。有的农户把甘肃亲戚家的四轮车也叫来给路上拉砂子。这让我们想起文沟人当年口粮困难的时候背上酸杏子充饥也不停止修田的情景，不禁感叹，文沟人的骨头就是硬，这就是文沟精神。正是凭着这股精神，经过一年苦战，拿下了48公里的建设任务。
文沟村目前的路况与90年代乡道水平相当，而且几乎修到了田间地头，村庄农舍，道路两旁全栽植了白蜡和河道柳。更可贵的是，他们以兑地、补钱、投工投劳的方式在毗邻的甘肃平凉境内的地块上修通了2.5公里的砂道，实现了与甘肃高寨集贸市场的连接。为了在外省境地开辟一条出入捷径，文支书不分白天黑夜多次深入当地农户求情下话做工作，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过去，文沟有5个队走高寨得绕行5个小时，现在仅用半小时。
崾岘乡中庄村村主任闫生润做梦都想着为乡亲们修一条宽宽展展的路，再也不能让群众过没有路走的日子了。2003年秋天，一场自发投工投劳修村道的大会战开始了。经过一年时间的苦战，不仅完成了两条15公里村道土建任务，而且还全线完成了路面铺砂。望着昔日的滚牛洼上新修的大道，闫生润激动地说，这可是我们中庄村致富奔小康的快车道啊！
白岔村的韩支书为修路挨了打，可他没有一丝怨言，还在坚持修路。小岔乡群众自发修路的积极性一直很高涨，退休老干部虎久荣自告奋勇带人抢修被洪水冲毁的路面；群众党员杨森林率家人主动修路的事都一时被传为佳话。
在刘塬、在川口、在石岔、在冯庄、在孟塬……到处都能看到村道建设的热腾腾的场面。
几年下来，县上共争取以工代赈和交通厅配套奖金230多万元，修建村道21条237公里，解决了54个行政村交通不便的困难。通过乡村动员群众自发投工投劳、出车捐资修建村组道路770多公里，解决了67个行政村的行路难。
群众的修路热情时时触撞着彭阳交通人的心，局长海向春为此曾感慨地说：“如果我们有一种百姓情怀，我们就会相信，我们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给我们的比我们给他们的要多得多啊！”
自古无路的地方有路了，自古无桥的河面上架起了彩桥，路上的车辆明显增多了。现在老百姓出门看个病、办个事班车就从庄前过，路边上一招手，想去哪儿去哪儿。
说“修路架桥似甘霖福荫”，这话一点不假。先进的生产方式、科学知识、致富信息在车上相互一聊，全知道了，思想观念也随之开了窍。过去那种足不出户、本土难离、小进即满、小富则安的状况全变了，全县内不管山区还是川道里，纷纷掀起打井打窖热、修田热、铺地膜热、经商热、运输热、打工热。
有了路，许多家庭买了摩托车，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据文支书讲，他们村路修通后，仅去年秋季短短两个月内村民就接回了30多辆新崭崭的摩托车。
彭阳乡袁老庄是彭阳的一个旱地果园基地，过去由于没有公路，数百亩果园产的果子运不出去，销售非常困难。袁老庄村道修通后，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果园，极大地方便了果农，他们形象地称之为致富路、挣钱路。
当初，我没有想到，农业，彭阳的农业会给我如此的感动与深思。我在采访之余，常常像树一样虔敬地立在它的面前伫望：
面前的景象总是那么丰富。
六
彭阳人搞生态农业，他们的实践是缓慢的，但却是生动的。
我由此想到，从卡孙1962年写《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1970年写的《增长的极限》，代表人类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起，在几十年间，我们究竟做过哪些真正贴近自然与人的生存的努力？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认识自然资源的有限，也认识到地球生态平衡的精巧与脆弱？
还想到，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提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那一天起，为什么会迅速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并成为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主调？从联合国粮农组织于1991年在荷兰登博滋会议上发表了《可持续农业和农业发展的登博滋宣言》，明确指出农业发展要达到保障社会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三大目标起，我们朝着这一目标又走了多远？
彭阳的实践是否给了我们思索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依据？
我没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去追寻那些为彭阳的生态农业建设作出贡献的人们更多的感人故事，可我知道，那些故事还是存在着、发生着；也没有能够深究出他们的实践的可借鉴意义，但这种意义也肯定存在着……
最后一次凑机会外出采访，挤在邓副县长去周庄灌区的车上。
他一路给我介绍那些起伏的梁峁上新修的鱼鳞般的梯田。那些梯田有许多已无先人治理的痕迹，可世代农人开山造田的壮阔场面仿佛就在眼前。他们的目光切入哪方土地，哪方便改天换地。我被祖先的精神所感动，更为现在的建设者们感到欣慰。
甲骨文中就有了“田”这个字，我此时在想，古人创造的“田”字象征着什么呢？
“田”字的造型呈阡陌纵横状。我觉得那是祖先为我们造得最为绝妙、最具有远见卓识的一个字。周时的“井田”不是已经使田地具有了沟、渠、道路等综合含义了么？现代生态农业肩负着更为系统的全新的责任啊。
先农后稷发明了农业，就注定了这项“济养民生”的工程的浩大无比和永无止境。
彭阳生态农业的进程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写它，更是写不完……
（作者为宁夏作协会员，固原作协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