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筹钱
1838年，林则徐受命前往广州禁烟。他被委以钦差大臣之职，正准备干一件影响世界的大事。
是年，还有一人也要干一件大事。此人叫曾子城，后来叫曾国藩。他也要干的大事，跟禁烟、通商、海轮、工业革命这些事毫不搭界，他只想考中进士。
与林则徐这位要风得风，要雨有雨的钦差大臣相比，曾子城除了一肚子八股外，几乎要什么缺什么。他眼下最缺的就是一样东西——银子。
1834年冬，曾子诚进京参加会试，落第。他此后便留住在京城的长郡会馆读书，等待第二年的恩科，不料恩科也落第，只好打道回府。通过一年多的苦读，他发起了第三次冲锋。
去一趟京城不易。生活在湖南湘乡乡下荷叶冲的曾家，虽有百把亩薄田，但那时候的生产条件低下，光景过得并不怎么如意。农忙时全家都要下田耕作；农闲时大人要种菜养猪、纺丝织麻，小孩也要帮着干活。例如曾子城就得带着弟弟去十几里路外的蒋字街帮人推板车，或者赶集卖自家编的竹篮。
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但曾家的掌门人——曾子城的祖父曾玉屏，却很有远见。曾玉屏决心把长孙（儿子曾麟书不太争气）培养成一个光宗耀祖的人。于是就一心送孙儿读书，当孙儿二十四岁中举之后，曾玉屏举全家之力，送曾子城进京会考！
考了两回不中，这次是第三回了。又要打发孙子赴京赶考了，但曾玉屏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没钱。
越穷越借不到钱，这条法则自古如此。至亲至戚虽然很穷，但都来凑一把。如曾子城外婆家几个老实舅舅，把猪卖了凑了点钱，曾子城的岳父欧阳先生也把多年积蓄都拿出来。
但是，还差一截。
不是没有任何办法。比如，在当地还是有些声望的曾玉屏只要放下面子，到荷叶第一富户人家进门一拜，人家也许会借给他。因为中国人看重下跪。
问题是曾玉屏也要尊严。
如果曾子城再次名落孙山，人家就会拿这个当笑话。
如果曾子城考上进士，小则知县大则尚书，倘若官运通达，拜相封侯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旦官越做越大，今后就可荣及父母，泽被子孙。父母也会被朝廷赐封各种称号，比如光禄大夫，一品夫人等等。试想想，这么一个未来人人敬重的家庭曾给人下过跪，那是何等的耻辱？
唯一可以体面地接受是地方上的富户，认定曾子城有出息主动上门送上一笔银子，曾玉屏就驴下坡，说些无比感激的内心话，那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奇迹没有发生。
要理解荷叶富户们：这是一笔风险投资。帝国农民的小农意识有几千年了，凡是风险投资，绝少有人愿意。
到了快要赴京的日子，曾家猪也卖了，牛也卖了。曾子城的母亲江太夫人纺的麻布也卖了。但还差一笔钱。
曾玉屏决定去王姓表弟家坐坐。
虽说这表亲隔得远一点，但毕竟是亲戚，家里也富有。
曾玉屏到了王表弟家，叙过亲情然后就把话题往孙儿身上靠。说子城的八股越做越好了，子城很懂事，上次回家一路上省吃俭用，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套二十三史。王表弟也顺着曾玉屏，说子城这回肯定能中。听着这话，曾玉屏就顺势开口向表弟借钱。
王表弟一听，惊呼道：你何不早说？我刚刚向上坳里四爷买了五十亩田。
无比失落的曾玉屏跌跌撞撞，黑夜里举着火把独自回了家。他召集家人再次商量，最后他掷地有声地说：把上坳丘那三十亩田典出去，有钱再典回来。
这是一个割肉的决定！年轻的曾子城感到沉闷，赴京那天，祖父和父亲送他出了荷叶冲，一直送到通往湘乡县城的官道上。临别他强作欢颜地笑笑，然后消失在两代人牵挂的视野中。
路过长沙，这座他曾经求学过的城市，也引不起他半点留念。曾经站在湘江边写过很多意气风发的诗篇，此时，他半点诗意也没有。他有的只是一股无形的压力。
1838年，北上的曾子城有些沉闷。道光帝的苦恼，林则徐的万丈雄心，此刻都与他无关。他只是荷叶冲里走出的举子，一步一步地朝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目标进发。
好在上天及时给了他一个机会。
二十八岁的曾子城在这一年的会试中，终于如愿以偿，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会试后，他改名曾国藩。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被亲自主持考试的道光皇帝拨至第二名。
不管列位多少名，只要中了进士就行。公元1838年的状元叫钮福保，但后世知道这个人的没几个。不止是钮福保，凡是历史上的状元，让人记住的实在不多。
朝试后，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所谓庶吉士，就是在翰林院当“研究生”，毕业后就可进入翰林院任七品编修。
此时曾国藩已进入“准七品”行列。考试完毕，曾国藩请假回到了老家。
衣锦还乡吗？
只说对了一半。确切地说，与去京城考试前面临的困境一样——缺钱！
前番是进京赴考缺路费，这次是长住京城缺安家费。
如果曾国藩像现在的富家子弟一样，他就根本不必回乡来筹钱。给家里一个账户就行了。家里实在太穷，根本拿不出钱来让他在北京安家。白居易有诗说：长安居不易。作为一个新晋进士，他不是缺一点点钱，而是缺一大笔钱。
安居乐业，住是第一。北京寸土寸金，不说买房，租个房子也挺贵的。清朝政府一律不给官员分福利房，你有钱就买，买不起就租，租不起就滚。
其次是衣食。去北京安家，他必须把家属带去才有人给他料理生活。居家费用也是一笔大开支。
应酬是一笔更大的开销。曾国藩已进入官场。官场讲人脉：你来我往，结成圈子，互相照应，才有出路。应酬的费用越多越好。相比起来，房租还算一碟小菜，应酬才算得上“加州空运牛排”，是个无底洞。
曾国藩的工资收入大约相当现在月薪二千。试想想，这二千要租房、要生活、要应酬，怎么够上开支？
所以，曾国藩决定回乡筹钱。
当然这次是衣锦还乡，与一年前筹集赴京路费完全是两码事。回乡就像办喜事，人家会主动送钱上门。
果然如此。回到家乡的曾国藩，几乎天天有人来拜访。湘乡县令、地方乡绅、中里名流，反正凡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恭贺，顺手送上伴手礼。比如他的同学朱尧阶住在五十里外的江口，用船运来了四十担稻谷。这朱尧阶算得上曾国藩的一个铁杆朋友，每年都会送四十担稻谷来。
不过地方乡绅名士也只有那么多，两个月后差不多该来的都来过了。请了一年假，闲着的曾国藩开始游学。也就是主动地出去走走，访客会友，积累点人脉关系。他觉得自从他们大界曾氏从衡阳迁湘乡以来，几百年没人中过进士，借此机会要修一修族谱。
这给游学找了一个最好的借口。
修谱是穷人富人都感兴趣的事。只要姓曾，除了穷到揭不开锅的人家外，都会出银子。也不管你游学多远，天下反正到处有姓曾的。
这方法很灵验。曾姓族人得知新科进士来修族谱了，往往大鱼大肉接待，走时族上会送一笔钱给他。当然，曾姓之外的人送钱给他，也大有人在。比如衡阳县令、都转盐运使等人借机送上程仪银。
如此这般，曾进士边吃边喝边接银子。一年下来，扣去费用纯挣了一千五百两银子。
一中进士，身价百倍，但家中用度也大起来。原来曾家没几个贵客来，那些粗木家什看着都挺顺眼。现在县府官吏、乡绅商贾要来，一些打眼的家具一定得换。原来穿着的粗衣麻布，现在连曾玉屏老爷子也得细袄皮帽，仿佛不如此，就不像个老爷。甚至曾国藩去岳父家，也得坐上八抬大轿。
所以在离家之前，曾国藩仍然需要借钱。他在1839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记道：“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
在曾进士沉溺在个人与家族的“小我”成功中，西方科技发明进入一个井喷时代。1839年，法国发明了摄影术、美国解决了橡胶制品的定型和发粘问题、德国创建第一个电磁单位制、英国有了自行车、瑞典发现了化学元素镧……
这一切不关荷叶山冲什么事。在神州开始快要陆沉了的1839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夜，曾家沉浸在巨大的家族成功中。曾国藩在这年六月初三的日记中记载，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以至曾国藩认为他“趑趄嗫嚅，村鄙可怜”。
只要帝国大厦不倾倒，他家的荣华富贵就在前头。
此时的曾国藩浑然没有半点感觉：这世界快要变样了！
从迷茫到破局
1839年底，曾国藩把妻儿带到了北京（这年年底，他的大儿子曾纪泽出生），在棉花胡同租了一处房子住下来，开始了京城生活。
他开始找到了一种非常有意义而又有成就感的生活方式。
京城确实太大、太繁华，可游历的地方实在太多。
登山、游园、会友，参加各种沙龙，曾国藩的日子过得十分逍遥，他最忙的一天会了十三个朋友。
但是，这种游乐与他在湘乡乡下的游乐不一样。自从他中了进士后，在湘乡，他碰到的都是恭维，听到的都是奉承。与这班京城的读书人在一起，若是聊起吃喝玩乐，他几乎算个门外汉。朋友应酬吃完海参席，有的人买起单来，无论多少银子眼皮都不眨，而他揣着游学筹措和向别人借来的钱，常常心疼得要死。
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有一次，他到朋友家中去玩，这位朋友是个富二代，除了妻子还讨了小妾。
那小妾不仅长得妖艳白胖，要命的是抹胸穿得很低，两只酥乳像要冲破束缚似的，活蹦乱跳。
曾国藩的眼睛当时都直了。想想夫人欧阳氏，一副女生男相，简直觉得白活了。
曾国藩见识越多，幸福感就越少。
偌大的京师，纸醉金迷。辚辚的华车碾过，那是富贵人家的车马；姣美的女人回眸，那是他人的妻妾；红红的花朵出墙，那是官家的豪宅。
与在湘乡享受人上人的待遇相比，曾国藩觉得在京城，他这个进士只是一粒尘埃。
曾国藩唯一可以安慰的是自己腹有诗书气自华。他自恃有才，文章写得好，时时写首什么诗，名义上请别人指教，实际上是炫耀一下自己的文采。
他想听到恭维与赞扬，但别人真的会给他指教起来。有一次，他与一位张姓进士为一句诗争了起来，张进士说：你这个水平，还是先多读读《楚辞》才动笔为好。
在湘乡，谁敢这么说他？
但现在，别人不仅敢说，而且口气里含着不屑。
人家对他不屑，他又能拿人家怎么样？除了争执几句，总不能挥拳相向吧？
他一向自恃的诗文，在京师众多才子中，也不见得出色。曾国藩有些丧气，加上无度的应酬、喝酒、吃海鲜、吹牛、熬夜……他生病了。他的病很奇怪：白天没事，每到晚上全身奇痒难耐，双手抓个不停，抓得遍体鳞伤。这里一块血痂，那儿一块血痂。他去看中医，医生说是血热血燥，叮嘱他一不能喝酒二不能吸烟三不能吃海鲜。服过几剂中药后，稍好一点，医生又叫他静养。于是，曾国藩学会了打坐。
奇痒弄得他经常通宵难眠，家中经济也捉襟见肘。游学挣得的那一千多两银子，用于路费、安家、交际，眼下是塘干水尽了。有一天回家，妻子欧阳氏说：刚才陈佑说要走，说上个月的工资还没付给他，这个月又快月底了，你也没跟他说一声。曾国藩心情本来不太好，就说：我说下个月就给，他怎么这么小气呢？第二天，等仆人陈佑来了，曾国藩说：过了这个月，我就付钱，你找夫人做什么？
陈佑把扫帚一甩，说：上个月说这个月，这个月说下个月，你说话算数吗？
曾国藩一咬牙，说：好好，我下班回来一定给你。
一路上他又急又闷，寻思着向谁开口，好打发这个恶仆走人。他把朋友们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说也怪朋友这么多，可要找个开口借钱的人，还真想不出谁来。这京城就是怪，越要借钱，越借不到钱。不仅钱借不到，还让人疏远你。
到了翰林院，曾国藩进屋就抹桌子。一位同事见曾国藩穿的袍子比较破旧，指着他的袍子玩笑道：你这抹桌布也该换了。曾国藩正在气头上，和同事大吵起来。
真是斯文扫地！
这样糊里糊涂的日子，很快让曾国藩感觉到自己在堕落。
一个困顿的新科进士，没钱没权没地位，甚至连学问这块唯一值得光荣的金字招牌，在别人眼里也是一堆烂货。
在老家，他的才学有了进士这名头，作的诗文再差也有人恭维；在京城，他轻易不敢把作品拿出来示众，因为学问好的人不计其数。
总之，这么一位在老家备受殊荣的才子，在偌大的京师实在算不上一只什么鸟。
对于一向好胜的曾国藩来说，备感失落。
经济窘迫、无权无势，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曾家，左邻右舍、亲朋戚友，却把他当成大官。
有事找宽一（曾国藩的小名），成了曾玉屏在亲戚朋友面前吹牛的口头禅。果然，真有这么一位不谙世事的亲戚把几年的积蓄取出来，屁颠屁颠地来到了北京。
来人就是曾国藩的亲舅舅，排行第五，人称南五舅。南五舅进门就说：宽一，帮五舅找个事做吧。乡下实在太苦了。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哪能替舅舅安排工作？曾国藩说：五舅啊，这事我做不到。
五舅笑道：宽一啊，为舅不会出你的丑，也不会为你的难。就到你单位煮饭，当个烧火佬，这不就你一句话？
曾国藩脸色尴尬，说：五舅啊，这京城不比乡下，我说话不算数。
五舅大惑不解，反问：你舅舅不会干别的，就当个烧火佬。这个你放心，火要旺，心要空……
曾国藩满脸羞愧，说：五舅，你不懂京城的事，这里……
五舅大失所望，说：你嫌五舅老实，不懂京城世事，是乡下人。会丢你的脸？好，我走，我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