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光复以后不久，当地的八路军部队奉命调往别处。一支国民党的部队接管了县城，设立了党部。不久，来了几位迟到的接收特派员。一个被日军占领多年，早已抢掠得民不聊生，彻底贫穷的县城，除了人口，其实已没任何值得接收的了。
但他们总是要做出点儿政绩的，于是“肃奸”、“除奸”。
真正的汉奸早就被武工队除掉了，伪军也被八路军及时解决了。
他们收集了一些不经核实的情况，将王文琪逮捕，匆匆秀了个审讯的过程，贴出告示，要将王文琪枪决。
一些村子里的农民不明真相，奔走相告，拍手称快。但对于全县城里的人，王文琪是大恩人。结果在县城里引起众怒，许许多多人欲要砸国民党党部。这引起了有责任感的国民党人士的过问，一了解，事实相反，勒令将王文琪释放了。
几天后，王文琪从当地消失了，实际上是被罗队长护送到八路军的队伍里去了。不仅王文琪消失了，武工队也消失了，韩成贵那样一些地下抗日时期的“内部人”一同消失了，连韩柱儿都跟他们走了。
又不久，内战开始。
到1951年，王文琪脱下军装回到家乡，被任命为县中学校长。那所县中学的前身，便是当年的县女中，校址依旧在原址。韩柱儿也转业了，改名韩铸，成为土改工作组的一名骨干。因为他父亲是烈士，尽管他脾气不好，也喜欢独断专行，上下左右的同志们都尽量包涵之。罗队长在内战中牺牲了。韩成贵随大军南下，在福建某县当上了副县长。
关于王文琪家的成分，土改工作组中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既然他当年曾将地契烧了，并且自行将土地分给了乡亲们，自己一亩都没留，无论如何不该定为地主。根据他父亲在世时对农民们挺好这一事实，定为“开明乡绅”比较恰当。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工作组定农村人们的成分，主要是以土地多少为原则的。有多少土地定什么成分，上级是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的。在文件中，并无所谓“开明乡绅”的条目。县一级工作组无权自作主张，那是要犯错误的。非定什么“开明乡绅”，须打报告请示上级。等上级批复下来，肯定是旷日持久的事。而且，未必就是同意的批复。至于王文琪烧地契，分土地，那种个人行为固然可嘉，但并不能代表新中国具有绝对权威性质的政府行为，实属无效，不应影响土改工作组划分阶级成分的原则。在后一部分人中，韩铸是态度最为坚决的。
于是，王文琪的家庭成分被定成了地主。向他宣布时，他很不愉快。事后，欲找韩铸理论，要求改正。一想韩铸脾气不好，怕结果更加不愉快，就变了想法，决定请韩大娘间接向她孙子反应反应他的个人意见。隔了一夜，自己想通了，觉得成分不过就是成分，无所谓。反正自己单身一人，又已经是党员了，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能有什么实际影响呢？便作罢了。但不愉快却埋在心里了——别人什么主张他不在意，他在意的是韩铸也那样坚持。心中明明有不愉快，某时话里话外地就带出来了。
韩铸对王文琪也是心存老大不快的——王文琪当年两次救了他命的事，每被同志们借以开他的玩笑。在那种玩笑中，更受人尊敬的，似乎不是他，反而是向日本鬼子跪下过的王文琪了！这使他特别恼火。尤其令他恼火的是，当有人想听当年那段往事去问王文琪时，王文琪居然每笑着说：“请韩铸同志专门讲给你们听嘛！”
韩铸认为王文琪这么说，是成心想使他丢丢脸。
其实，有的同志并不是借以开他的玩笑，而只不过是对那段往事颇感兴趣罢了。
两年后，王文琪结婚了。那一年他虚四十岁了。他的妻子叫刘梦舲，二十二岁，是县中的教师。
王文琪不知韩铸也对他心存芥蒂。在他那儿，觉得只有自己对韩铸不满的理由，他韩铸哪有也对他王文琪恼火的把柄呢？所以，婚礼前，他还是托人给韩铸送了一份亲笔书写的喜柬，为的是主动表示依然友好的意思。毕竟，是一个村里出来的人啊！
举行婚礼那天韩铸借故没到场，但让人捎去了一台德国相机，那是韩铸的部队首长送给他的纪念物，他很喜欢的东西。王文琪收下了，觉得是收下了一份深情厚意。
婚后的王文琪，夫妻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着实过了几年幸福美满的日子。若说也有遗憾那便是，刘梦舲不能生育。但王文琪却不以为憾，每将妻子也当女儿宠爱着。
五七年号召给党提意见时，王文琪表现得积极踊跃，逢会必大发其言，还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意见可多了，再没机会提出来快憋死啦！”
他给已经当上了县委干部的韩铸也提了不少意见，认为韩铸好大喜功，又每每凡事充内行，比如对县中学的工作就经常下达很外行的指示。
韩铸那时也结婚了，妻子是地委一位书记的女儿。
在划“右派”时，韩铸坚持道：“如果王文琪不是右派，那简直就没有什么右派了，反右斗争干脆也别搞了！”
于是王文琪不久后被宣布为“右派分子”。
客观而论，即使韩铸不那么坚持，王文琪也必定还是会被划为右派。即使他替王文琪说好话，结果也不会改变。他说得不错，如果连王文琪都不是“右派”，那简直就没有什么右派了，“反右斗争”干脆也别搞了。
但韩铸同志并不认为，王文琪一旦成了“右派分子”，他的人生就会是另一番情形。今朝是“右派”了，明朝悔过自新了，摘去帽子，依然可以重新成为党所信任的人嘛！他认为“反右”只不过就像父母惩罚一下不懂事的儿女。不论站在党的立场上，还是个人解解气，他都认为太有必要惩罚一下王文琪了。
王文琪也是这么想的。便闭门思过，开始写哪一次都通不过的检讨，承认自己言词过激。
偏偏那时，福建方面派人来搞韩成贵的外调，王文琪是重点询问对象。王文琪做梦都想不到，由副县长而副书记的韩成贵，在福建那边也成了右派。他还以为韩成贵又要进步了，升职了呢。
尽管自己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王文琪还是乐于成人之美。他说韩成贵是大好人啊！怎么个好法呢，他就讲起了当年韩成贵如何教他写汇报，如何让他将第一份汇报烧掉了的事。话一秃噜，连自己和佐艺子之间的事也说了出来……
结果韩成贵那边的命运就雪上加霜了。好么，当年教王文琪那么一个软骨头的中国人如何隐瞒在日本军营里的重要而可耻的经历，如何欺骗抗日组织，这是性质何等严重的问题啊！
韩成贵哪里能料到王文琪会对搞他外调的人说那些陈年旧事呢？暗暗叫苦，据理力争，说王文琪当年的骨头一点儿也不软。
两个右派，一个说对方是大好人，另一个替对方辩护骨头之软硬，工作组的同志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俩是两个“右派”之间的“惺惺相惜”。
而韩成贵则转而认为，王文琪是为了自保，所以出卖他以求有功。他心说，王文琪啊王文琪，你何必害我？！
王文琪也由于自己暴露出了可耻的历史问题，结果不仅已是“右派”，而且又有“汉奸”之嫌了。
韩铸良心发现，去找他是地委书记的岳父替王文琪作证，说王文琪当年肯定没有汉奸行为。
岳父反驳他，凡事谁也别那么肯定。王文琪当年在日本军营里的行为，除了他自己清楚，没第二个人清楚啊！如果不是他自己说走了嘴，谁会知道他竟与一名日本军妓有那么一腿呢？你韩铸并不知道吧？那个韩成贵倒是当年就知道，可是却教他隐瞒。他后来的表现确实有功，但怎么能证明他就不是随机应变的一种狡猾招数呢？现在看来，他一刀砍下了池田的头，就不能不说是疑点。如果池田被救活了，成了战犯，留下口供，不就不必怀疑他了？可正是他一刀将池田杀死了呀！……
韩铸被岳父说得哑口无言。
岳父又说，我们是讲政策的，实事求是的。目前虽不能就给他戴上“汉奸”的帽子，但此人有重大历史疑点，这种结论也是没法不下的吧？
结果王文琪自然当不成校长了。
结果组织不得不出于好意，劝刘梦舲与王文琪离婚。
刘梦舲哭着回到家里，质问王文琪与佐艺子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文琪只得对妻子细说当年，倾诉自己当年经历的种种恐惧、屈辱和无奈，也坦率承认自己与佐艺子确有过那么一件事；并将当年自己的种种想法，耐心地向妻子一番番解释。
最后他问：“你能理解吗？”
妻子默默点头，表示可以理解。
他又说：“为了你好，我愿意离婚。”
但刘梦舲反而更加爱丈夫了。她一向认为他是个特别诚实的人，对他的陈述和解释句句相信，很为他不平。
所以她态度坚决地说：“可我不愿离。”
王文琪劝了她半天，强调种种离婚对她的好处，直至将她劝哭了，大声嚷嚷起来：“你怎么就不说说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说你说，对你自己有好处吗？！”
王文琪愣了，半天说不出话。
结果，连刘梦舲也当不成教师了，与丈夫一起被遣回韩王村，成了“劳改”对象。
韩王村的大多数老人都还健在，他们经常叮嘱晚辈，不许欺负王文琪夫妻。他们并没经受与乡亲们不同的什么苦难，一如既往地恩爱着。王文琪又充当起了乡村医生，不久便被乡亲们视为村里不可缺少的人物了。
王文琪五十三岁那年，刘梦舲三十五虚岁了。那一年，“文革”开始。与“文革”时代相比，两口子变成农民夫妇的十来年，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县城里的形形色色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三天两头到村里来批斗他们一番，还有时押着他们去各村游斗，或将他们押到县城里去，召开场面更大声势也更大的批斗会。批来斗去，夫妻二人渐渐明白，与其说他们是“革命”的敌人，莫如说他们实际上成了“革命者”们的玩物。批斗他们能使“革命者”们无比娱乐。而那种时代是缺少娱乐理由和方式的时代，而人又是多么需要娱乐的动物，中国人也不例外。成了玩物比是敌人更加可悲。因为批斗敌人的方式，无非就是戴高帽子、挂大牌子、剃阴阳头、以墨泼脸、扇耳光、皮带抽、冬天勒令在严寒中冻几个小时、夏天被迫在大雨中淋，或在烈日下晒那么几种；而同时又成为玩物，被凌辱被虐待的方式，则就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了。不论农村还是县城里，有些老人死了，还活着的变得明哲保身了。他们也每对王文琪进行揭发，说昧良心的话。他们的行为一受到鼓励和肯定，渐渐地便不觉得昧良心了。中青年们，都是更需要娱乐的，即娱乐着也等于革命着，干吗不快乐地进行呢？至于当年的事实，谁还管那些呢！
夫妻二人，只有用一个“忍”字相互开导着坚强地活下去。
韩铸起先也是挨了批斗的，但“根红”，后来被“革委会”结合了。唯恐哪一天再被踢出“革委会”，于是亲自组织了一场对王文琪夫妻的批斗，痛斥到愤慨之际，也扇了王文琪一耳光。王文琪嘴角流血呆呆地看他时，他往下猛按王文琪的头，同时骂：“给我低下你的狗头！”接着又小声说了一个字：“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