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门外的鬼子官兵们，一齐朝屋里望着他俩的举动，全在无声地笑，脸上全都出现一种骄矜的表情。分明的，他们认为，那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中国男人奴仆般臣服于一个他们日本的小军妓的证明。确乎，关于他曾是东京大学什么博士这一点，已在军营中传开了。他的高学历使他们暗生嫉妒。全体这一个团的鬼子中还没一个曾是大学生的呢，他们的一号长官池田大佐也只不过是从军校毕业的，怎么能不嫉妒呢？何况那“支那人”是他们堂堂东京大学的博士。即使是在日本，他是一个日本人，他们这些底层人家出身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那也是会嫉妒他的！不论在哪一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底层人家出身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对自以为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人，一向是心理不平衡的。在他们经常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这一种不平稳的心理每变得相当强烈，甚至会形成歧视。那会儿，他们倾斜的心理平衡了不少。支那人就是支那人！曾是东京大学什么博士的支那人，那也终究还是支那人！只要是支那人，其身份就在一概的日本人之下，包括日本的小军妓！看，这一个自以为身份特殊的支那男人，不是正在为我们的一名小军妓穿木屐吗？他们内心里几乎全都在这么想。虽然，他一次也没敢在他们面前流露出半点儿自恃身份特殊的样子，但是在他们看来，似乎他内心里就是那么自以为是的……
王文琪替那小军妓的光脚丫套上木屐之后，特绅士地做了一个往外恭请的手势。当时的他，内心里充满了对她的厌恶，也充满了惜香怜玉之同情。两种几乎同等程度的情绪在他内心里打架，难分胜负，纠结一团。
小军妓却不想离去，她大大方方地拉着王文琪一只手，将他拉到了窗前，问外边的鬼子们还要不要听他俩再唱了？
那些鬼子们就七言八语嚷嚷着说还要听。
她又问王文琪还会唱什么日本歌？
他说凡是你会唱的，我估计自己都会唱。即使连你都不会唱的，我也会唱不少。
她不言语了，轻轻唱了起来。刚唱半句，王文琪立刻和之。他一和，她马上改唱另一首，而他又立刻和唱。如是四五番，她终于不再改唱，看得出是信服王文琪的话了。最后他俩唱的是一首相当古老的插秧歌，歌词大意是一位老母亲在插秧的季节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盼望儿子能回到家乡帮他插秧。可儿子已离开家乡多年未归了，在哪里不知道，在干什么不知道，死活也不知道……
他俩一个站立在窗的左侧，一个站立在窗的右侧；她看着他唱，他垂着目光唱。
窗外那些鬼子官兵，有的脸上闪着泪光了。
“八格牙路！”——外边突然响起一句恼怒的咒骂声，王文琪本能地戛然而止，那小军妓却继续唱，仿佛没听到。又仿佛，虽听到了，但根本不将咒骂之人放在眼里，仍目不转睛地看着王文琪，都没朝窗外瞟一眼。
王文琪听出了那是老池田的副官的声音，但也没朝窗外转脸，低着头，垂着目光，一动不动地肃立着而已。
鬼子副官继续咒骂着，从头上扯下军帽，用以抽打那些呆呆听着的鬼子。待他将那些鬼子从窗前门前驱散了，小军妓也唱完了。她看着王文琪微笑，笑得有几分洋洋得意。仿佛对副官的粗暴制止不予理睬，是体现了一种尊严。
那副官闯入屋里，朝小军妓扬起了抓着军帽的手。她则毫无惧色地仰着脸，瞪视着他，似乎认为他不敢用军帽抽打她。
那副官也确乎被她瞪得犹豫了，抓着军帽的手僵在半空中。
王文琪此时已抬起了头，用日语低声说：“太君，一位有军队荣誉感的军官，是不会摘下军帽抽打别人的，更不会用军帽抽打一个小女子。军帽对于军人是比军服还神圣的，是军威的象征，正如军旗是军魂的象征。”
那鬼子副官被王文琪的话说得愣愣的，扬起的手不由自主地垂下了。
王文琪又说：“太君，虽然我还不理解您刚才为什么大发脾气，那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向您指出，您刚才的做法有失副官身份，我不认为池田大佐会很欣赏您那么做。”
以前在一般为人处事方面，王文琪并非是个很会说话的人。父母甚至认为他是个很不会说话的人。往往，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把话说了，一点儿也不善于绕弯子。经常的，因为话说得太直，已将人得罪了，自己还浑然不知。这样的儿子，即使凭着聪明医术学得挺快，那也是继承不了祖上的衣钵，在县城里经营不好医堂的。所以父亲也不指望他子承父业了，宁肯花大把的银子遂他的意愿让他到日本留学，并且同意他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学多少年就学多少年。在当年，父母那么顺着他，也算是很开明的父母了。父母能那么开明要感激“五四”，“五四”之后的中国，但凡是接受了一点儿新思想的父母，都尽量避免使儿女觉得自己是典型的封建专制式的家长，都尽量表现得与时俱进，哪怕内心里其实并非多么的情愿。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王文琪，逐渐学得会说话点儿了。身处异国，人际关系相比于国内复杂多了。因为不会说话很吃了几次苦头，再没记性的人也长点儿记性了，往往就善于将话说得八面玲珑，滴水不漏了。而开始善于说话了，加上日语说得极好，使他受益匪浅，尝到不少甜头。一尝到甜头，则就更会说话了。但自从回国后，他似乎又变回了从前那个王文琪，并且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却不是经常因说话而得罪了人自己不知道，而是变得话少了。眼见日寇猖狂，山河破碎，百姓命如蝼蚁，许多人朝生夕死，且死得悲惨，他觉得能不说话便不说话，哑巴似的活着，心里反倒好受些。即使与乡亲们之间，他采取的也是一种言简意赅的说话方式。如果靠了摇头、点头、表情及手势也能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他就宁肯选择不说话。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自己的心情也较好的时候，他的话才多些。那日为了救韩柱儿一命，他急中生智地也可以说是条件反射地居然说起了日本话，随之又孤单单地被押入炮楼，不得不与藤野等鬼子机智周旋，使他在日本时面对日本人很会说话的技巧又恢复了。同样孤单单地被押入县城置身狼窝虎穴之后，他觉得自己那一种技巧获得了很大的提升。那是性命攸关的前提之下被逼迫出来的智慧的提升，是出于保命的本能。
面对扬起手来，要用军帽狠狠抽打那日本小军妓的鬼子副官，他说话的智慧和技巧又一次良好地发挥了。斯时，他内心里对那小军妓的怜花惜玉的同情，终于打败了他对她的厌恶，完全占了上风。
鬼子副官狠推了他一掌，将他推得倒退数步才稳住双脚。而鬼子副官擒住小军妓一腕，拖了她大步往外便走。王文琪看见，小军妓被拖得踉踉跄跄，才走了五六米远，一只脚上的木屐掉了。她低头咬了副官一口，副官怪叫一声，她得以挣脱了腕子，跳格子似的往回跳，穿好那只木屐后，还没忘朝窗口瞭他一眼，摆动摆动手，扮了个鬼脸，斜刺里朝另一个方向跑掉了，那个方向有她住的屋子。
鬼子副官也朝窗口转过了身。直至那时，军帽仍拿在他手中。他戴上军帽，笔直地伸出一只手臂指了王文琪一下，猛转过身去迈着大步走了。
王文琪呆立片刻，关了门窗，仰躺于床。
他怀着一种爷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好汉大丈夫般的英豪气概，就那么和衣睡了过去。一夜无梦，天亮方醒。
又出乎他的意料，鬼子副官居然来陪他共进早餐，说奉了池田大佐的指示。早餐也居然不是馒头和大米粥了，而是油条和豆浆了。这当然表明待遇又升格了。但待遇升格了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他就难以推测得准了。他深知日本这个民族有着这样一种“传统”，那就是，如果决定要杀死一个其实自己本应感激的人，在杀之前尤其要尽到该尽的礼节，以抵消“歉意”。并且，要杀得对方猝不及防，顷刻丧命。对于日本男人，那似乎是一种特人道主义的讲究。若连杀也杀得干脆利落，那么便连杀死了应该感激之人的那一份儿良心不安也对冲光了。因为王文琪了解某些日本男人这一种彬彬有礼的流氓性，他一边吃着久违了的油条喝着久违了的豆浆，一边猜测着，若那鬼子副官果然是为了杀自己的，那么自己究竟会遭到一种什么死法。他倒没太怕。头两天分分秒秒地提心吊胆，到了这时，怕劲儿过去了。身在虎穴，一条命攥在对方们手中，怕也没用啊。他只不过是由于好奇。那鬼子副官没佩军刀，用刀杀死自己首先可以排除。鬼子副官坐下之前，将枪套摘下挂衣架上了，估计也就不会用枪杀他了。那不符合出其不意的快捷原则——得起身去从枪套里拔出枪来，麻烦。用皮带勒死自己？可对方坐下前连军腰带也解了，一并挂在衣架上了。掐死自己？自己又不是个婴儿，肯定本能地挣扎和反抗啊？那还不蹬倒了桌椅？那种杀法太不成体统，有违武士道精神。日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不仅体现在杀人和自杀方面，也体现在杀死自己本应感激的人方面。在中国古戏或古小说中，惭愧极了每曰“愧杀人也”。日本人杀死自己本应感激之人时，也有那么一种“愧杀”之感。杀是肯定要杀的，愧也不是丝毫没有，所以才尤其要杀得讲究些，就是中国俗话讲的“大面儿上过得去”的那么一种杀法。
是在我这一大碗豆浆里下了毒吧？
王文琪几经猜测，最后估计到了自己唯一可能的死法。
这时他已将那一大碗豆浆喝下去一半了，却暂时还没有毒性发作的感觉。
那鬼子副官将枪套和军腰带挂在衣架上之后，曾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将一些白色的粉状物倒在他的碗里，还替他用小勺搅了搅，说是军队里供给的糖，从日本运来的糖。怕他怀疑，又说，自己不爱喝甜豆浆，而更喜欢喝淡豆浆。当时他其实倒没怀疑，这会儿断定，那正是毒药无疑，一种作用缓慢发生的毒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