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在秘密情报局的战时行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搜集情报本身就足够困难了，但如果搜集到的情报传不回伦敦或其他需要的地方，整个行动就将功亏一篑。八处在开发和改进无线电发送和接收文件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成败关键还是离不开在危险环境下孤身操作设备的男女工作人员。在法国里昂工作的英国无线电报务员马格佩在1943年3月发给总部的一封信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因为目前只有一台发报机，而为了保持每日的通信，我必须每发完一个情报就转移地点。这就意味着我每次都要带着它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由于交通工具匮乏，这一切都得徒步完成。上周日，我带着我的MED（他的发报机）和天线步行了九英里，你可以想象这是个怎样的体力活。顺便提一下，那个箱子的把手还很不牢实，我的都断过两次了。我跟你说，提这箱子要是没有把手的话是件多么不容易的活儿。
马格佩提议，为避免把发报机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的风险，应该给他提供更多的发报机，把它们放在“城里城外不同的地方”。为平复马格佩的抱怨（考虑到他的工作环境不是那么有生命危险），他从伦敦得到了更多薪酬。“我很感谢总局，”他在信中写道，“他们在最后这几个月里的工作，使通信总是能很快地进行。你能够确定我们这儿的所有人都作出了最大努力以确保通信畅通。”谈论这封信时，肯尼斯·科恩注意到，马格佩所在的间谍系统在最初的两个月几乎都是在四处逃避中度过的。他的困难证实了“给各处分配更多的无线电发报机”的需要。伦敦方面为此作出了回应。就在马格佩加入战斗6个月以后，他所在的间谍系统内已经有了30台发报机。利用这些机器，他在当地招募、培训了一些报务员。
除了受变化多端的天气、大气压、电力供应和当地安保工作的安排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外，一份可靠的无线通信还有赖于对准备信号细节进行最密切、谨慎的关注，1944年1月的一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八处发送了一个信号给代号为“博妮塔·格兰维尔”的一名法国自由特工，通知他第二天调整到1300接收一条信息。像这样的信号通常会盲发给许多特工而不需要他们回复，而伦敦方面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通讯前并没有办法确定该信息是否被接收到，但是特工们仍然会按预先安排好的次数做通讯工作。当时的情况是，第二天该名特工的下一个计划通讯是在1200，当他发送完另外的信息时，由P.1（自由法国间谍系统管理处）按照要求将关于在1300的通讯计划的信号又重发一次，该特工也作出了收到信息的答复。但他在1300并没有回复伦敦方面的来电，而是在1400。接下来由基地位于伦敦西部伊令的自由法国通讯训练处（日常监管与法国的通信）电话告知八处，称博妮塔·格兰维尔正在呼叫伦敦。取得通讯后，该特工又收到一条信息要求他“在当夜2000处收听我们”，他回应并要求：“检查和重复你们的编码。”伦敦方面照做了，但他又重复了两遍要求他们“检查和重复”。“说完这些后，这位恼怒的特工发出‘他妈的！’的信号后，关上了他的机器。”
到底出了什么错？甘比尔——帕里亲自调查了这个案子。他对信息进行译码和重新编码，结果显示，“信息都如报务员传递的一样准确无误”。只是当他对比法国用的译码替换表副本和伦敦的原版替换表之后才发现，“在副本的表格中，打字键入时其中有一排的一个数字放错了位置”。这个代码错误就导致了博妮塔收到的第一条信息是叫他在1400处呼叫（这个他照做了），然后第二条信息是叫他在“3000”处呼叫，自然他什么都没发出去。像这一类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甘比尔——帕里对此事的调查说明，该系统的工作必须十分小心。原版的代码替换表格分别有10个栏目，有100种不同的版本在使用。这些表格都是在华顿路大厅的办公室里打字键入的，交到特工手里的是写在复写纸上的副本。表格“在发给各情报站的时候又重新被打印到硬纸上，他们每天都要接收大量待处理的信息”。甘比尔——帕里报告说，错误就出在重新打字的时候，“尽管这一不变的操作方式是把被重新打印的副本交予两位不同于该打字员的工作人员检查”，他还是确定问题就出在最初的那位打字员身上（他是在6个月之前制作该副本的）并“训诫他的这一错误”。他和孟西斯讨论过，“这样的错误是人之常情，再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虽然密文是一个经过了千锤百炼并经得起测试的联络通信方式，但是仍可能会出问题。1942年末，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站长西里尔·切舍的一项任务是劝说丹麦一名代号为“161”的生性胆小的特工把制造隐形墨水的新型药片带回丹麦，药片装在一个写有瑞典语的盒子里。“以前这个盒子是用来装胃药的，我叮嘱161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说这些药是他私人用的，并可以吃一颗来证明，”但是，他继续说道，“我也不知道服用这药会不会给这位重要的特工带来什么副作用，我只能往好处想。”回到百老汇后，一名同僚谈到此事时说，“这不会有大的毒性”。因而切舍又一次保证：“显影剂虽然有少许毒性，但小剂量的服用不会给他的身体带来损害。”虽然“这个小包裹会让他有些许不舒服”，但“不至于给他带来生命危险”。
秘密情报局及其特工所使用的一些精妙的藏匿装置。
图章戒指这些戒指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和机械装置。最初是设计来藏匿自杀片剂的，但是也能用来藏匿小珠宝、微型照片或是写在小纸片上的信息。
5/314型图章戒指这一款的顶部有一个螺钉，向右旋转可以将其卸下，打开隐匿空间。
5/315型图章戒指这款戒指的顶部一角可以旋开，之后通过滑动一块滑片，就能将其下面的藏匿空间打开。
5/316型图章戒指这款戒指的顶部一角有一个旋钮，将其滑动能使其打开，里面藏有一个微型的指南针。
5/317型图章戒指这款戒指的顶部内嵌了一块石头或珠宝。只有将其卸下才能打开下面的藏匿空间。
战后在对秘密情报局军事行动的回顾中，比尔·科尔多考虑把在被占领的欧洲大陆传递特工或情报员报告的行动写进去。当时，大部分的文件都是“被影印缩小了的”，而且使用了各种隐蔽技术。基于间谍小说家们最喜欢的话题就是那些精妙的隐蔽技术，科尔多评论道：“实际操作中，这个话题可没那么多可说的，一旦你被怀疑携带有机密文件，几乎可以肯定，在严密的搜索下，这些文件会被搜出来。”因此，隐蔽技术“通常只不过是用来应付那些常规检查”。应付常规检查的话，“用相当简单的技术其实就足够了”。这些技术中，用得较好较多的有“中空的发刷、指甲刷和牙刷，袖珍化妆镜的背面，自来水笔、铅笔，鞋跟、肥皂、牙膏和剃须膏”。最常使用的是膏状物，如牙膏和剃须膏一类。机密报告被缩小成“大约1平方厘米大小”，被包裹在避孕套里，藏在盛有膏状物的容器中心。1944年2月，意大利的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讲过用动物的假蹄铁、假尾巴和假犄角在敌控制区传递文件的经历。“比如一头被剪了毛的绵羊，”他写道，“如果给它披上一套合身的羊毛皮，羊皮下面缝一层纱布，这样就可以在绵羊平坦的背上藏相当多的文件了。”他还提到，他知道一次不可思议的用马的假阴茎来藏文件的事。“与大众想法相反的是，”科尔多肯定地说，“似乎很合适的身体部位，例如口腔内部、中空的牙齿和阴道其实都不常用。”但有一次，在的里雅斯特至洛桑列车上，一名在卧铺车厢工作的服务员把报告“裹在不透油的布里”然后塞进自己的肛门，就这样把它从意大利北部的间谍系统传递到了瑞士。挑剔的科尔多评论说，“把报告从特工手上传递给我们的代表，然后由代表们把报告写成可读的形式，这正说明秘密情报局代表们的职责是充满变化、拥有无穷乐趣的另一个例子”。
反间谍活动
情报局里除了无线电情报部门和技术部门发展迅速以外，在战争期间发展最快的部门当属反间谍处，也被称为第五处安全处。战争爆发前该部门包括三位官员：自1925年该部门创立起就作为处长助理参与管理的瓦伦丁·维维安；从1939年3月开始工作的费利克斯·考吉尔上校，很显然，他“作为一名反共产主义的主要分子，极有可能在适当时候接替年逾52岁的维维安的工作”[439]；考吉尔是一名传教士的儿子，曾在戴维·皮特里男爵任德里情报局局长的时候做他的私人助理，在印度警察局工作。20世纪30年代，德国很显然把驻海外的英国秘密情报局谍报网作为攻击对象。战争爆发前，两名第五处的官员被派到海外：其中一名前往布鲁塞尔，而罗德尼·丹尼斯于1937年被派往海牙。丹尼斯后来说，“考吉尔到来之后，胜过了维维安成为该处的主要领导”，而且“几乎就是靠他的进取心、干劲和才干使得第五处不仅在规模和办事效率上发展迅猛，而且成为一个总部分处，时刻监管各个战场的分支组织机构”。
一名第五处前官员极力争辩说自己所在的这一部门是最好的，因为其发展之快确实令人叹服。至1945年为止，第五处的官员人数已达163名，其数目是除了甘比尔——帕里超大规模的八处外，是其他任何单个总部分处官员人数的3倍。除此以外，成立于1943年5月专门研究共产主义和苏联间谍（却完全忽视德国方面）的第九处，在欧洲日胜利时有32名官员，而在战争结束时则为秘密情报局提供了195名反间谍官员。第五处的壮大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反间谍工作，还在于自1940年年底起孟西斯委托考吉尔保证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无线电情报资料的安全，致使该任务自此步入正轨，即成为被人们所知的ISOS任务。驻海外情报站都有自己的官员以及他们自己的翻译通讯，五处犹如情报局里的情报局，这引起了其他分处和一些工作人员的不满与怨恨。而且考吉尔对宝贵的ISOS（及相关的）资料的高度负责（因为这些资料对反情报活动和之后的欺骗行动都十分重要），加之他对传递这些资料的极度严谨态度，都带来了一些冲突，既有情报局内部的矛盾也有与其他部门，特别是与军情五处的矛盾。
第五处的发展壮大最初是由于其兄弟处的援助。例如1941年6月，军情五处不顾内部的反对意见，同意了一项秘密情报局的请求，准许其工作人员调动到第五处。“他们[指秘密情报局第五处——译者]的工作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一名军情五处的官员这样记录道，“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牺牲。[440]然而，在军情五处内部仍然滋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认为秘密情报局不应该插手干涉本属于军情五处自己的问题。1942年4月17日，时任军情五处处长的戴维·皮特里男爵在给孟西斯的信中这样保证道，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这项最重要的任务完成得更好”，希望把第五处一并接管过来。他寄给孟西斯一篇要求把第五处和军情五处（b）合并的文件，因为这两者合并有利于对威胁安全的所有危险因素进行调查。他的理由是“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实际上最必要的，就是把我们要管理的目标当做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成两个部分”。他还提到：“德国间谍组织显然没有察觉到我们以国内战场和国外战场的人为划分，因为他们的行动还没有考虑地理或是其他一些界限。”如今有一股“双倍的力量在特别明显地针对ISOS计划”。在他看来，“是把S.S.[安全局]合并于S.I.S.还是把S.I.S.合并于S.S.其实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答案肯定是合并于军情五处（安全局），“因为军情五处是直接负责逮捕和处置敌方特工的执行部门”。皮特里还建议军情五处将来应该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至今都由第五处监管）直接联络，以及享有自由查阅ISOS所有反间谍资料的权力。此外，军情五处还将指导无线电安全局与情报相关的工作（在皮特里的推荐下，仅仅在一年前无线电安全局才被移交给秘密情报局管理），并将一直指导和部署在双十委员会控制下的所有双面特工。[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