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被带到了联盟的安全室，在那里受到了玛丽——玛德琳·富尔卡德（还有其他人）的审讯。他承认他把所知道的“关于我们的所有详细情报告诉了德国人”。他们原本打算在他的食物里投下剧毒，让“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送他上路，但却没有成功，倒反而让这个不幸的人对“我们的企图”警觉起来。他临死时面对死亡的态度，据富尔卡德所报告说，是“勇气非凡”的，“其面对惩罚所表现出来的泰然让我们震惊”。“他面对死亡的表现，”她写道，“多少让人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不再那么愤怒。”尽管富尔卡德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曾收到一份伦敦来的“死刑命令”，而在相关文件中却没发现留存有与之相关的任何清楚的材料。她同时期的报告宣称，布拉被联盟抓获后的那个周末，他们和伦敦方面没有联系过。然而，在百老汇的自由法国工作处后来记录到，联盟的领导成员都和布拉认识，这“非常的危险，因此，我们指示他们，一有机会就除掉他”。布拉的命运自然不能公之于众，1944年底，他的遗孀来打探他的消息时，只得到简单的答复：“自从1942年起”，当局就不知他的去向。正如一位秘密情报局官员所记录的，“如果想要不招惹是非的话，我想，只有这么做了”。
A.4处和A.5处表现出对法国政治观点的强烈反对。有档案记载了指控和反指控的内容：自由法国人指控邓德代尔与他们争抢法国人，不给他们机会向戴高乐宣誓效忠；邓德代尔指控自由法国人不愿合作。德瓦弗林向丹齐抱怨说邓德代尔对戴高乐心存敌意，为了平息事态，1941年2月，孟西斯交给邓德代尔一个主要任务——从德占法国港口搜集情报，授权他就有关人士需求直接和戴高乐的人联系，“只要出现用人重叠就行”。还补充说A.4处的特工“不必加入戴高乐，但如果对方能说服他们加入，事情就没有那么麻烦”。秘密情报局维持两个平行法国工作处，虽然在管理方面效率低些，却是解决法国战败后所出现的情报机遇的有效方案。但这肯定是有风险的。正如1942年5月贝鲁特工作站警告的一样：“对英国同伯特兰接触过程的任何猜疑会在自由法国人心里种下不信任的种子，即便我们在自由法国阵线的最好的朋友亦是如此。”邓德代尔还为波兰驻法国情报组织提供秘密情报局的联络关系，这是他在战前通过伯特兰建立的。这也激怒了自由法国人，他们抱怨波兰人不仅行动可以比他们自由得多，而且还可以直接招募他们自己的法国特工。到1941年底，波兰F2法国情报网有210名法国特工，只有40名波兰特工。但情报工作却很有成效。由“博士”领导的以波尔多为基地的海军处注意到来自波尔多、布雷斯特和勒阿弗尔的德军潜艇活动。博士还管理着一个叫做“意大利”的小组织，这个组织报告了德军军队在意大利铁路沿线的调度情报，关于运送军队的车辆和一个坦克师南下的情报，还有关于普鲁士军营的沙漠战争训练的情报。将这些情报进行核对整理后，伦敦方面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可能会入侵北非。[388]
入侵的威胁和德国的情况
法国沦陷后大约一年的时间，秘密情报局受到了持续的压力，要求对德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提供情报。凡秘密情报局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情报可附在给外交部和其他军事部门的报告里。从1940年5月开始，这些情报也被送达德斯蒙德·莫顿，再由莫顿递交首相。能搞到的人工情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目击证人所看到的德国军事准备工作的详尽报告；另一类则是主要来自柏林的有关德国战略意图的密级较高的情报。1940年7月，特工们报告称，挪威和比利时来了德国伞兵营，包括从奥地利转移过来的一支特种空降部队。1940年9月，孟西斯向莫顿（报告给丘吉尔）递交了来自特工A.4的详细系列报告。当时，这名特工刚刚开始他的第二次法国北部之行。他沿布列塔尼的海岸线转了一圈，然后带着标有德军要塞、火炮位置、飞机场和部队集结点的地图，德军在杜瓦讷内和洛里昂活动的照片，以及德军两栖登陆演习的报告满载而归。这些情报传送一直持续到秋天，特工的情报确认了德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9月30日，他发现全副武装的德军在巴约讷登上7艘货船，两天后才离船。10月20日，德国国防部下令派遣三支特别小分队，一支前往奥斯陆，另外两支前往海牙，每个小分队配备了两名英语翻译。10月21日至28日的海军处《每周概要》说，一些四五千吨级的船只停泊在汉堡海港等待运载部队；11月4日，一名法国特工看到德国在埃塔普勒，用搭载10个至20个士兵的橡胶船进行侵略演习。
关于德军可能入侵英国的最高等级情报来自孟西斯“精心安置的一位可靠的德国眼线”特工A.54-保罗·蒂梅尔。他于1936年效力于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此后一直与他打交道，先是从荷兰，随后在1939年3月，由秘密情报局将弗兰蒂泽克·莫拉维奇上校和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核心组织成员秘密带离布拉格，之后秘密情报局就从伦敦与他联系。他是一个精心安置在阿布维尔的官员，并能够提供（通过瑞士）有关德国作战能力及其意图的一流情报[389]。1940年4月至12月，秘密情报局指定其代号为“12022/A”。他至少提供了14份与侵略问题有关的详尽情报。这些情报的处理方式表明了秘密情报局在当时处理这些情报时涉及面有多大。情报按照主题划分为政治情报和其他情报，这意味着，政治类情报主要是报送外交部相关部门，例如本案的情报就要报送中央处。其余的情报（很明显，本案刚好还剩13份）分别交给常务次官（仅限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且文中有证据暗示应由他告知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爵士）、常务次官的私人秘书（所有情报的副本）、莫顿少校（转交首相）以及各军事部门。惟一保存下来的是交给莫顿，并由他按要求返还秘密情报局情报副本。
孟西斯关于德国宣传广播员“哈哈爵士”身份询问的答复。
蒂梅尔于5月2日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到有关德国突袭英国的问题，这是一份“肯定被延误了的报告”，直到5月19日才分发下去。他警告说，“德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空袭英国”，但是，入侵行动本身“推迟了，因为所有能调用的德国部队都在挪威”。1940年7月，他报告说，侵略行动进一步推迟了，主要是在等待苏联在巴尔干地区的形势明朗。8月13日，秘密情报局分发了一份报告，说是“就在几天前”从“精心安排的德国线人”那里得来的。报告称，德军不会“在未来14天内”袭击英国。虽然德国正在巴黎、布鲁塞尔和海牙招募远征军，但至少要3天才能准备就绪。
很明显，这条情报引起了最高层的注意。“首相看了哈利法克斯爵士的副本”，莫顿说。9月19日，蒂梅尔报告称，“德国迟迟未对英国发动进攻”，主要是“由于天气原因，其次是由于英国空军的空袭”。这条情报于9月21日分发下去，从收到情报到制作文件，其间只用了两天时间。5天后，这样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雷厉风行作风同样也反映在下一份报告上，报告亦把原因归于天气。到了10月，萨梅尔报告称，如果德国现在没有发动袭击，那么袭击的时间就会在“1941年早些时候”。12月28日，他在聆听了陆军元帅凯特尔（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演讲后，报告说希特勒已经决定春天入侵英国，或许是在1941年3月底。凯特尔还预言，为了支持意大利将进攻希腊，但“他表示得让意大利人熬到春天，因为德国的主要目的是把英军引出北非”。
1940年，向秘密情报局提供有关德国情报的不止蒂梅尔一个人。秘密情报局还经常通过许多其他途径收集有关德军士气和其他方面的情报。9月份的报告就包括：曾去过柏林的两名“北欧人”（很可能是瑞典人）和一名造访过慕尼黑和维也纳的“著名瑞士外科医生”提供的情报。一名从汉堡到达布达佩斯的德国制造商说，布洛姆和沃斯的造船厂已在空袭中完全被摧毁。接下来的那个月，一份题为《德国：各种迹象》的报告，概述了好几位人士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一位地位显赫、在柏林交游甚广的瑞典人，一位“瑞士一家公司的澳大利亚籍旅行者”，还有一位“系德国一家重要报纸驻芬兰的记者”，此人刚在德国待了一个月，“在柏林看来是一个安分的中立者”。报告解释说，这些人都不是“特工”，他们的情报都是通过“信得过的间接方式获得的，也就是说，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们的知情线人”。秘密情报局瑞士行动小组始终都在寻找情报。1940年晚些时候，日内瓦情报站得到通知说，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名官员近期会出访瑞士。通知指示：“只可向她询问有关德国的情况，不可让她为我们工作。”可信的军事情报是最难获取的。1940年12月27日，马尔科姆·伍尔科姆评论说，“发现我们自己”对德国发生的事及其生产状况“一无所知，真是可怜”。然而，在这个倒霉的时刻，有一名特工却取得了成功，此人便是在的里雅斯特招募的一名南斯拉夫前海军军官“劳夫”。他于1940年晚期造访柏林，并且，专门报告了容克飞机制造厂的情况，还“提供了飞机厂附近新修的一座飞机场的情报”。根据给予他的战后荣誉勋章的嘉奖令，这是现存的有关其工作的惟一记录。
伊比利亚
德国占领了比利牛斯山脉和西班牙边境以南的法国西部地区之后，很多人就担心，西班牙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另外，佛朗哥将军的右翼政府为亲德组织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秘密情报局发现，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进行反间谍工作。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塞缪尔·霍尔——1940年7月至1944年12月期间驻马德里大使。霍尔知识渊博，位高权重（有着前外交大臣与前情报局官员的双重身份），但老是紧张兮兮而反应过度，和他打交道着实困难。举个例子来说明，1940年9月，霍尔通过自己的私人“情报来源”得知，有三个假扮比利时人的男人可能已经向西班牙安全警察做了所谓的“招供”，称他们是为签证官（以及秘密情报局代表）办事的英国特工。尽管这三个人的行动很明显是由长枪党（西班牙法西斯组织）和德国人员策划的“圈套”，但是，霍尔担心这件事可能升级为一场大型反英游行，惊慌失措的他下令，让签证官离开西班牙。他还想让刚到西班牙的秘密情报局马德里情报站站长莱昂纳多·汉密尔顿·斯托克斯离开；并让秘密情报局停止在西班牙的所有行动（特别是在沿法国边界地区的行动——尽管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在那里组建了一个针对德国可能入侵的预警情报网）；他还烧掉情报档案，还签证处以本来面目，只是依法处理签证事宜。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向孟西斯抱怨称，与大使面对面地打交道，他的处境“极其困难和尴尬，连秘密情报局的名声也跟着遭了殃”。孟西斯的答复冷静而果决：“如果仅凭一纸没有可靠证据支撑的说辞，就指称有人在替签证官办事，无论是大使馆还是西班牙当局都大可不必为此烦扰，因为后者恰巧是友好的，或者说中立的。这只是德国为了搞垮我们的组织而虚张声势罢了，而大使却轻易上了当。”他接着说，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应该“圆滑地”向霍尔指出，“我们从来没有雇用过”这些人，由于签证官的姓名众所皆知，因此很“自然地成了替罪羊”。
最后，签证官回了国，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则继续待在西班牙，性情变得愈加乖戾。他不仅和霍尔的关系难处，还得与海军武官阿兰·希尔加思上尉合作。阿兰·希尔加思是一位冒险小说家，也是丘吉尔的私交，在收集西班牙海域敌军、潜艇活动的情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霍尔称他为“一条名副其实的警犬”[390]），而且还获准与伦敦的孟西斯直接联络。1940年至1941年冬天，汉密尔顿·斯托克斯努力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络，寻求与全国工党联盟中的反对派建立情报关系的可能性。如果与这些人的接触一旦曝光，英国在西班牙就可能遭遇尴尬（或者更坏的局面），这便成为牵动霍尔对秘密情报局活动敏感神经的另一因素。汉密尔顿·斯托克斯联络英军当局，为同盟特工建立逃离法国的路线，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使得情况更加恶化。早在1940年8月，弗兰克·福利就提出了同巴斯克人合作的可能性。巴斯克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开创了一个完整的秘密情报组织，该组织拥有出色的秘密联系人和穿越法国边境的路线。但是，正如弗兰克·福利谨慎地指出的那样，同任何这种组织安排协作，都会“因为较高层面的政策影响而造成某种困难”。特别是对巴斯克人来说，作为合作的回报，英国人似乎得对他们的政治主张表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