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卡明直到1910年3月才向维多利亚大街的办事处交还钥匙，他在1909年11月底已经搬入沃克斯霍尔大桥路254号阿什利大厦的一套公寓，为他的情报处建立起独立的基地。新年之初，他去邮局办理了一个伪造的“掩护通讯地址”“伦敦邮政总局400信箱猎鹰有限公司雷森先生”——一个所谓的“托运出口”公司，由此开了一个以“进出口”做间谍掩护的典型先例。他有两个电报地址：作为“一般用途”的“伦敦太阳帽”和作为“特殊用途”的“伦敦秋天”。寄往这些地址的所有信件都将转寄给阿什利大厦的卡明，寄给“伦敦秋天”的所有重要电报都将由“专门信差使用双层信封”转寄。卡明在阿什利大厦一直住到1911年才将公寓和办公室搬到白厅和维多利亚泰晤士河堤之间的白厅大楼2号，靠近陆军部，离海军部也不远。
因为认可了他对国外工作的责任，陆军部向他移交了“整个德国的情报系统”，包括B（他被发现“在俄国很有价值，而且可能要求他再去那里工作”）连同“五个助手的姓名和住址”。到1909年底，卡明本人也已经开始管理别的情报来源了。12月9号，他会见了曾经是海军部特工的WK，显然是向他汇报德国枪炮的情况。在圣诞节前，他向FRS下达了简要指令，后者将去奥匈帝国的阜姆[19]“弄清为无[畏舰]铺设船台的进展情况”。除夕之夜，他在皮卡迪利大街的“皇家汽车俱乐部”会见D，后者被派驻汉堡，是参与警告可能发生战争的三个特工之一。卡明“承诺，假如他能先于其他特工、或至少在发布任何宣言或采取公开行动前24小时向我提供战争危急的准确情报，就给他500英镑[占他当时全部预算的25%]”。尽管是“三个‘消极’特工中的佼佼者”，D却“明显很胆小，而且是在一旦战争爆发就将逃走（并带来情报）的先决条件下才接受任务”。卡明肯定“他没有什么帮助，不会冒险向我们传递警告”。
瞄准德国和管理特工
1910年1月，卡明与贝瑟尔交换笔记，正式确立直接对海军部负责。贝瑟尔规定卡明“与你的职责有关的一切事情直接对我负责”，而且“将负责联合王国以外的整个秘密情报系统，被任命为你同事的陆军部官员负责国内工作”。他的“主要职责”是“获取所有关于海军和陆军部队重要动向的早期活动的可靠情报”，目的在于“在你情报系统范围内对任何针对本国的外国敌对行动及时发出警报”。卡明还要满足“海军和陆军当局对特殊情报的要求”。就他本人而言，卡明确信提前提供战争警报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但他提议“制订一个行动计划，以保证在战争开始后和战争进行期间发出情报”。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一个特工（假设在德国工作），“尤其是如果是在国外出生的，哪怕只受到很小程度的怀疑”，都必然会受到严密的跟踪，“要他发送情报就会格外困难。如果被逮住了，他肯定会被枪毙”。他还坚持认为，尽管德国是主要目标，他还想在周边国家安派特工。他敏锐地提出，“经常存在从另一国家获取德国情报的可能，在[德国]国内对我们严格保守的秘密，在别的地方却可能很容易搞到”。他很明智地注意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局势可能发生巨变，他需要提供情报的后备系统。
卡明在这样早的阶段已经在对国外情报工作的各种困难做理性思考，但这些思考大多是积极乐观的，而且在今后许多年仍会如此。实际上，即使在二战时期的30年代，在无线电技术取得巨大发展之后，在敌人阵线后方建立安全可靠的特务通讯联系仍很困难。与此同时，卡明在1909年4月一份涵盖了情报局建立前六个月的报告中，具体讲述了建立新“秘密情报局”的进展。他说，在经历了缓慢的起点之后，工作“进展迅速，到现在，我已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处理”。他讲述了他的“特工人员”是如何“分成两类”的。第一类是监视德国，只要求他们“仔细监视任何异常或重大的动向或可能性——不管是海军还是陆军——然后报告这些情况”。他接着说，“‘从这些特工那里，没有好消息。’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只能确认他们在尽自己的职责，在挣他们得到的钱”。另一类就是“除了负责对异常活动发出警报外，还要搜集各类情报并在规定时间将情报提交给我的特工”。然而，他不能对那些人作出准确判断，“因为自他们接受任命以来，还没有足够时间让我能形成意见”。那个“主要特工”B和他手下的三个特工得到了将近1500英镑（相当于现在110000英镑），卡明对那三个特工却一无所知。“我从未见过他们，”他写道，“也没听到过他们的名字，我完全不能确定他们的存在。”4月，在去巴黎见B的一次旅行之后，卡明（表明独特的情报界开始影响他的思维）在日记中吐露了对B手下特工存在的怀疑：“我一点不能确定他手下雇用了三个人，尽管这不过是从事此工作几个月之后可能自然产生的怀疑。”
B在其他方面也是一笔有问题的财富。正如卡明在1910年4月的日记中提到的，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潜在的敌人（因为是奥地利人）和职业间谍”。另一方面，他又“很聪明”，而且显然“在过去提供过重要情报”。他在2月份提供了德国新的25000吨级战列舰“图林根号”的详图，B是从不莱梅的一个海军工程师那里搞到的，得到这张图纸令海军情报局非常高兴。但总的来说，B的网络提供的情报“很匮乏”，“到目前还配不上所支付的巨额薪水——超过了他所有特工薪水的总和”。卡明认为，B“没有提供好情报的动机，因为无论情报好坏，他所得的报酬都一样”。因此他想将这一系统做出如下改变：特工在获得“一大笔可观的保留经费”（显然比现在获得的更少）的基础上，“其所提供和核准的所有情报能够无限”地获得更多钱。
在评价其他特工时，卡明认为WK应得到200英镑的薪酬（相当于现在15000英镑），“如果他工作令人满意，可涨到240英镑”。WK平时以德国为目标，在1909年12月报告了在波罗的海和威廉港外的小型鱼雷艇试验和海军建设情况，其中包括重点关注的潜艇情报，因此“这个海军支部”或许能“在战时提供有价值的情报”。1910年4月，卡明派他去奥匈帝国的里雅斯特和波拉港（今普拉港）调查海军造船情况。虽然WK的报告受到“缺乏军舰的专业知识”和“P[波拉]警察困扰”的限制，却部分地印证了特工FRS在1月份提交的一份有关奥匈帝国海军军舰秘密建设的报告，此报告引起了海军部极大兴趣，贝瑟尔断定它是“自他到办公室以来”所完成的最好的情报工作。可能是想到了FRS的报告，卡明声称他[B]“最有价值的情报”是由“一个派往国外去弄清某些具体事实的人取得的”。这与他那三个“消极特工”形成对比，“他依靠他们获取‘早期战争情报’，但他们的表现价值却‘难以评估’，因为他们没有提交任何报告”。实际上，这几个特工中，一个叫“U”的似乎特别不得力。尽管那一年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基尔港，而且时常和德国海军军官有交往，他却告诉卡明“他从未向他们问过任何问题，因为担心引起怀疑——事实上，当谈话转到军备和涉及军备时，他总是叫他们改变话题”。但是，他向卡明保证，一旦他“嗅到空气中的战争气味”，他会“赶紧越过荷兰边境向我们发送电报”，而且“如果有必要，他本人会亲自送来”。
对卡明来说，一个更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一个希望会有巨大扩展的情报来源”是“那些‘自愿提供帮助’的英国人，他们的‘业务和职业赋予了他们发现国外正发生的事情的特殊便利’”。有一个这样的人（日记中称作“古怪先生”）是英国军备公司的主任，他报告德国克虏伯公司正在收购用于制造小型枪炮的镍钨钢原料。1910年1月，在结束前往某一未提名外国政府的一次商务旅行之后，他给了卡明一份重炮说明书（“发射500公斤炮弹”的大炮），政府自己也从克虏伯得到了该说明书。尤其重要的是，这表明克虏伯公司正在使用“完全经过油淬火和回火的镍钨钢来制造更大口径的大炮”。“古怪先生”显然已经很好地楔入了欧洲军工业界，他还报告波西米亚的斯柯达工厂接受了奥地利政府“为两艘‘无畏’级战舰”生产大炮的订单。卡明在结束他自己的第一份报告时强调，他和凯尔的共同点太少，他还从安全角度敦促国内外情报工作应完全自治。他甚至认为，遗憾的是“秘密情报局特工[即他自己]不得不向自己的上司们汇报自己在做什么”，“他当然不应该告诉第二个人”。事实上，他的结论是，“如果能完全由他一个人来管理自己的工作、决定自己的方法和管理所有下属的情况，结果将会好得多”。
卡明在报告中回避了一件事：从不提自己在情报搜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910年2月的五天多时间里，他在贝瑟尔的海军情报局助手、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塞勒斯·H.“罗伊”·雷格纳特的陪同下，两次去安特卫普会见一个没有露面的特工。他在4月（还是和雷格纳特一道）第一次冒险去巴黎会见特工B，然后又去列日会见JR，后者曾允诺提供有关德国飞艇建设的情报，并向他们展示他从德国走私出来的一种新型便携式武器。卡明从伦敦带去一位武器专家，中途在布鲁塞尔又组织了一个专业摄影师加入。不幸的是，这些精心安排——也许过于精心的计划却出了问题。虽然JR从柏林来了，卡明和摄影师却与雷格纳特和专家走散了，他们又没有商定碰头地点。JR（也许在这些事情上比卡明更有经验）在最后时刻改变了计划，没把武器带往列日，而是放在约一小时车程外的一个隐秘场所。卡明和摄影师在下午过半的时候到达那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工作。在卡明付给他“事先答应的25[英镑]，外加飞艇人员所提供问题答案的10英镑”后，JR才把枪械拿出来。因为JR声称要赶快离开并要把武器带回德国，卡明“只有几分钟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尽我所能进行测算，制作了一幅缩图素描。我竭尽全力，后来却惊奇地发现，我尽力去做但仍然漏掉了许多重要内容”。他只能确定武器上有“标记100至700米的瞄准器，瞄准器上面部分是800至1900米，五连发”。似乎一切都徒劳无功。回到伦敦后，武器专家和麦克多诺都作出对这件武器没有特殊兴趣的结论。卡明甚至得自己承担支付给JR的25英镑。麦克多诺合乎情理地说，“让我对所有失败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这种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并非很多办事处都承担得起这么大的损失”。卡明此时还在自己掏钱支付他的公寓和办公室费用，他自忖“没有一个无私人财产的官员能够接替我的工作，我估计要花光我所有工资才能使工作继续”。
1909年5月9日，在卡明、凯尔、贝瑟尔、尤尔特和麦克多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考虑了卡明的报告。确认将情报局工作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办事处，私人侦探德鲁的情报机构被取消。根据麦克多诺的建议，会议同意预算（现在是6200英镑）今后将在卡明和凯尔之间平分。两天后，这些提议大部分得到了查理·哈丁爵士的同意。当麦克多诺声称划拨给情报局工作的钱“几乎不足以达到目的”时，哈丁说，“如果工作需要，一定会增加经费”。卡明获准裁减一些没有贡献的特工，减少B的固定经费，今后视其工作效果支付报酬。哈丁还进一步同意支付卡明的独立办公费用并为他增加必要的旅行经费预算，还再一次向他（和凯尔）保证，“没有人希望以任何方式来限制工作，如果已经允诺的钱不够用，还会从别处弄到更多的钱。他所希望的是确保钱用得值得”。
情报局工作
曼斯菲尔德·卡明的日记打印本是特别情报局早期日子最重要的惟一资料来源，可从1910年8月底到1914年初却很不完整，令人很是着急。从1910年9月1日到11月21日没有任何记载。1911年只留下1月6日至18日的日记，1912年只有1月、3月和12月中几天的日记。1913年有1月1日到5月27日、6月26日至27日、7月31日和12月10日至31日的日记。从1914年1月1日起，可以见到手写的办公日记原件，而这些日记也有不少令人沮丧的空白。卡明没做任何特别的解释，只是似乎已经停笔不写了。例如，我们从弗农·凯尔的日记中（它本身就是一个粗略的文件，只包括1910年6月到1911年7月）得知，1910年11月曾开过几次会总结情报局第一年的工作，凯尔和卡明都提交了正式报告，可是两份报告都没能保存下来[20]。但是，特情局的成长和发展却能从管理情报局工作的分委会5次会议记录的提纲式记录中依稀窥见端倪。从1910年11月到1913年5月间，分委会每6个月开一次会。会议由1910年11月接替哈丁任外交部常务次官的亚瑟·尼科尔森爵士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