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处在低地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秘密情报局在斯堪的纳维亚业务逐渐从以苏联为目标转移到了以德国为重点。在这些国家，当地人对他们的中立地位十分敏感，并对与德国对抗具有根深蒂固的恐惧，这就影响了与当地安全和情报部门合作的程度。在斯德哥尔摩，瑞典陆军情报局人员愿意分享20世纪20年代末期与30年代早期有关共产党可疑活动的情报，但明显不愿多谈德国的情况。中尉指挥官约翰·马丁，1937年10月任站长，不断努力招募当地籍的英国人和瑞典人，这些人因与德国经商的关系提供了获取情报的可能性，在战争爆发时或许能够幸免。例如，1939年招募了挪威奥斯陆一家船运公司的职员，负责报告军火装运的情报。他接下来又招募了一个下线访问德国港口，但他们是否搞到过任何具有重大价值的情报，目前已无据可查。
丹麦的情况非常相似。1927年1月，伦敦交给哥本哈根情报站老资格站长（1920年一直担任此职务）4个主要目标，其优先顺序为：德国、俄罗斯、“挪威和瑞典空军”和“武器贩运”。他报告说，尽了相当大的努力，但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任何太大的实质性进展。接替他的是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退休军官，在秘密情报局呆了不到一年，其中包括在雅典站三个月的见习期，便于1928年8月委任到哥本哈根。1936年中旬，他离开了情报局，这反映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组织经费仍然只能勉强糊口，其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代表们有没有小金库来填补秘密情报局竭尽所能提供的薪俸。他向局长提出一个充满哀怨的请求：在为政府效力22年之后，正值46岁，背负着日益增长的家庭责任之际，他或许能得到一个稳固的地位，也许在英国皇家空军，有资格享受养老金。在该请求遭到唐突拒绝之后，他辞了职。
无论是1936年直到1940年初在任的哥本哈根情报站站长，还是他的前任都尽了极大的努力来收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情报关系，他们希望能招聘到位于德方边境一侧的丹麦人作为特工。1938年1月，辛克莱注意到，“因其地理位置”，哥本哈根“非常适合”用于获取德国情报。因此，站长几乎全身心投入在目标上，“尽一切努力”来获取德国军队的情报，特别是要试图招募一名海军军官。但是，哥本哈根情报站只有一个人，并没有配备任何助手（尽管他当时的确有两名秘书），在这里发号施令挺容易，要想实施可就难上加难了。虽然在德国的丹麦人能够越过边界，报告在该地区目击到的有关德军的低级情报，但与他们接触必须要谨慎；德国人很警惕，其反间谍措施很活跃，他们可以轻易地关闭边界，就如同他们在慕尼黑危机时所做的那样。没有无线电台就难以克服这种简单而有效的割断接触的办法。驻站特工均无足够的权利考虑是否应招聘一名德国军官、海军或其他什么军人。丹麦商人虽然有理由前往德国，但一般都不愿因多承担一点点风险而危及自身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丹麦传统的中立立场被广泛认为对丹麦是有利的，但却容易招致德国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该情报站在1934年至1937年间每年递交了400-500份报告，即使大多数报告一般化，还是很值得赞赏的。但伦敦不可避免地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情报，特别是有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1938年底，百老汇给哥本哈根站寄来发行部门对该站近期报告的集体评价：没有有价值的政治情报；有关空军的情报“略有改进”；军事报告“令人失望”；“对德国港口内的德国舰队的定位富有成效”。这几乎难以视为是对该站努力的认可。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多数时间，秘密情报局在挪威的活动仅限于最小规模。1924年10月至1938年9月，在挪威没有专职的代表。期间大多数时候，比菲·邓德代尔，虽然人在巴黎，却成了奥斯陆站站长，尽管秘密情报局驻斯德哥尔摩代表约翰·马丁也有一位监督人员。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中相当多的事务得以处理，能与挪威当局保持卓有成效的联络，全得益于秘密情报局的幕后英雄之一——一个非常能干的多语女秘书。在20世纪30年代末，考虑到挪威可能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海军方面），加强了该站的工作，虽然最初也不是没有困难。1938年底，辛克莱决定任命一位奥斯陆常驻代表“以获取有关德国所有活动的情报，特别是海军的动态，以及相邻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反应”。这个人选是中尉指挥官约瑟夫·纽威尔，一位退休的挪威水手，能讲一口流利的挪威语，1939年1月1日被任命。虽然他看起来似乎非常适合该项工作，5月8日他在总部告诉雷克斯·霍华德说，他“老是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自到任后毫无建树，很想知道“我是否会永远这样”。他补充说：“我怀疑，我是否有做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天分！”同月底，约翰·马丁从斯德哥尔摩递交了一个对纽威尔的评价报告，其中不乏斥责之语。他的评语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绝不可能有什么好处或任何用处”，并且“应该予以清除”。纽威尔曾告诉他，工作不是他原本想象的那样，而要比他事先准备的“要艰难得多”。
“我已是52岁的人了，”他告诉马丁，“我不打算在我的有生之年让工作把我累死。”他完全可以不工作，因为他有一份远远超过其薪水的私人收入（在那个年代，当然，通常是因为在秘密情报局工作的缘故）。虽然失利明显让纽威尔感到不安，但他慢慢地适应了工作。当1939年8月辛克莱派弗兰克·福利到奥斯陆检查工作时，福利报告说，纽威尔“是称职的”。在福利被安置在奥斯陆负责监管斯堪的纳维亚所有的情报站之后，他能够近距离地在专业上管理纽威尔，因此到1939年10月为止，纽威尔的工作令人满意，信心十足，在有关海军与海防前线的报告方面尤其突出。
在20世纪30年代，独立的爱尔兰成为了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对象。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埃蒙·德瓦莱拉于1932年3月掌权出任爱尔兰共和党政府总理之后，他开始拆散与大英帝国尚存的联系，并在1937年新宪法中废除了英国君主作为国家元首的作用。虽然一时还没有宣布爱尔兰为共和国，但是，他提出了爱尔兰与英联邦仅是“外部关系”的概念。在伦敦的英国政府急于关注爱尔兰的政治见解，于是要求军情五处组建一个组织，专门报告爱尔兰的情况。维维安若干年后回忆到，凯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理由是这样的项目太危险，而且，他也没有合适的人员或手段来执行该任务”。于是首相派人叫来辛克莱，告诉他，现在爱尔兰已被视为一个“外国”，秘密情报局须接手“凯尔拒绝做的事”。辛克莱为此指派维维安提供“一个爱尔兰局势的定期调查报告，特别有关极端共和党人的观点，爱尔兰共和军和德国的渗透等情况”。这个任务，维维安回顾说，“不属于我们正常的职责范围”，而是“因为其他部门不愿意承担风险，我们才勉强接受的”。由于任务“非常微妙和危险”，他奉命只能向辛克莱报告，除了直接参与者外，不得向秘密情报局内部或外部人员提及此事。从本质上讲，这不是一个情报行动，也没有真正的间谍网络，但用军情五处在回顾其在爱尔兰战时活动的话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受限制的情报机构”。其中维维安，利用主要受到阿尔斯特皇家警察局保护的南方爱尔兰线人，提供“对于爱尔兰政治时事或公众的利益有限的、具有典型性的个人意见”[285]战争爆发后，爱尔兰保持中立，但反而加剧了人们，尤其是海军部的担心：德国潜艇可能在爱尔兰补充供给，或利用该国进行反联合王国的情报活动。虽然秘密情报局的工作有所扩展，但是在军情五处与爱尔兰磋商之后，英国在该地区的安全需要得到了满足，秘密情报局与爱尔兰当局最终建立了密切的联络关系。[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