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美国警察和军事情报部门接触以及凭借自身的渠道，秘密情报局在纽约的人员收集到大量有关共产党在美国活动的情报，所提供的相关报告源源不断。虽然秘密情报局定期分发这些材料，但对其质量不时有人质疑。维维安在1928年秋季抱怨说，杰弗斯的继任者J.P.梅因的“风格古怪，他的观点常常是夸大其辞，其看问题的角度也非常令人怀疑”。1930年6月，梅因的继任者泰勒声称，“至少有两百万人参加了共产党或共产党的附属组织”，米勒上尉认为“这一数字太夸张”。即便后来泰勒援引美国记者沃尔特·S.斯蒂尔的统计来为该数据辩解，米勒仍然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斯蒂尔属于“那种易于激动的记者，总是把所有激进分子与共产党人混为一谈”，“在美国能有一个如他所描述的、组织得如此缜密而系统的庞大机构存在”，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1932年3月，维维安在回复一份有关独立政治行动左翼联盟的报告时，斥责泰勒写报告毫无选择性。“美国，”维维安写道，“是那些非正常社团的家园——虽然大多数团体具有半社交与半政治性质，但几乎所有的都热衷于制造与散布大话和谎言。”除非他们“真的与国际颠覆活动建立联系”，有关他们的报告“除了充斥登记簿外，在此或许没有任何用处”。泰勒声称，该联盟的宗旨“完全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续写”。但是维维安说，“其本身并不足以”“认同该组织从事共产党的颠覆宣传或者是共产党的颠覆组织，而完全是为了将报告写得有分量才这么做的”。“毕竟，”他挖苦地补充道，“J.M.凯恩斯的某些原理与共产主义的原理如出一辙，但我们不会将他的经济学学生归档。”局长亲自指示泰勒要懂得多甄别。在递交任何“有关这些无关紧要的社团”报告之前，辛克莱继续说道：“应当先检查——有关社团与有组织的共产主义的任何关联是否有证据？”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无须”报告了。另外，也有来自其他方面的批评。1934年5月，伦敦通知泰勒（他于1930年8月受命严格挑选向日本渗透的合适人选），近期一份报告中“有关日本的情报”可谓“很离谱，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且“有关美国的部分”则“分明是从公共演讲中拼凑而来的”。[265]
秘密情报局在美国可能取得的情报十分有限。1935年5月，军情五处的凯思琳·“简”·希斯摩尔向瓦伦丁·维维安提出，“你们有关共产主义在美国活动的情报少得可怜”，由杰伊·洛夫斯通在纽约经营的、已完全被秘密情报局渗透的情报网是惟一值得注意的例外。洛夫斯通曾领导反斯大林共产党（反对派），与全世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并且伦敦方面对有关这些人在不列颠大英帝国活动的情报尤其感兴趣。加拿大籍人员的姓名转交给了渥太华有关部门，而另一些人，包括印度共产党人M.N.罗伊、特立尼达“激进托洛茨基分子”C.L.R.詹姆斯以及自由马克思主义的英国知识分子哈罗德·拉斯基（此人难以划归为“危险分子”）则分别送交苏格兰场、军情五处与印度政治情报署。为了取悦于秘密情报局，1935年10月的一份报告援引洛夫斯通（当时他正计划造访欧洲）的话说，“他迄今惟一害怕的就是英国情报局”，并且十分担心万一到了英国会遭到逮捕。[266]
1936年12月30日，辛克莱借横跨大西洋作圣诞假日旅行之机，亲自视察了纽约办事处。对书籍与卡片索引，他报告说，“井然有序，整理及时”，但办事处“尽管干净，但却因其使用已长达二十余年而完全磨损的家具与设备，显得有点破旧昏暗”。他立即命令泰勒安排“全部更换办事处的设施设备”，并接见了四位该办事处的雇员，雇员中“大都是有把年纪、看上去手中拮据的已婚男性”。他深信，“由于在纽约生活的费用极高，他们的日子确实过得紧巴巴的”。出于某种姿态表明他对雇员们对他如此喜爱心知肚明，他命令从秘密情报局的“其他经费”中给他们追加工资。
通常来讲，英国与美国当局合作良好，尤其是在打击布尔什维克问题上，而且两国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代表还合作撰写报告。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美国——英国情报联络处主要是由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负责，最先由巴西尔·汤姆森与苏格兰场负责，后期才交由军情五处。1937年10月，盖伊·利德尔注意到，英国对德国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组织在大英帝国境内的发展感到担忧为时已久，遂[代表弗农·凯尔以军情五处的名义]向美国大使馆的N.D.博勒姆提议说，“贵我两国之间就共产国际活动长达18年的情报交换工作是如此成功”，应当予以拓展，将德国与意大利包括在内。可是华盛顿对此并不热心，而是区别对待苏联政府一直否认与其有任何瓜葛的共产国际活动，和分别控制德意两国政府的政党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的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活动。然而，由于考虑到这种立场在实践中并非不可通融，美国国务院官员约翰·希克森允许“在特别情况下可以交换情报，只要交换对双方都合适并且是互利的”。[267]
但是凭借军情五处成功帮助联邦调查局堵截一名在美国的重要德国间谍的电话行动，该电话一直通过苏格兰珀斯一个名叫杰西·乔丹的太太与德国保持联系，利德尔需要的是更为正式的表态[268]。1938年春天，他访问了美国，断定无论是美国军事当局或是联邦调查局都“更急迫地想与我们建立某种联络，不仅协调在苏联、德国与意大利的活动，而且还包括在日本的活动”。他注意到，难就难在“如何实施这些东西而又不至于得罪美国国务院，我们自开战以来一直通过此地的美国大使馆参赞与他们保持接触”[269]。利德尔认为，这是利用“既有的良好关系加强合作”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如果“未来发生突发事件或战争”，这种联络关系的发展，“或将证明双方合作是极为重要的”。
秘密情报局同时也热衷于提高“48000”的地位，因为他至今“从未有过与美国当局真正令人满意的工作安排”。但是正如维维安对他在伦敦的同事所讲的那样，“就美国而言，利德尔个人的接触是基于英国一身清白以及我们在美国没有从事任何间谍活动这样一个假想前提；但是如果被发现，则无疑会毁了相互的信任，乃至终止这样的联络”。在处理此事（以及在任命“48000”——目前是詹姆斯·佩吉特——为与美国当局的联络人）之前，利德尔要求“秘密情报局对拉特兰交易做一个坦诚的申明”，此事已让秘密情报局与第五处军事处忙活了好一阵子。众所周知，1933年以来，前皇家空军军官、海军航空专家弗雷德里克·约瑟夫·拉特兰一直在充当日本间谍。尽管他以美国为基地获取有关美国航空方面的情报，但对此事从未向美国人透露过半个字。[270]
拉特兰案是一码事，可是让利德尔还蒙在鼓里的是秘密情报局当前“实际在从事针对美国空军与海军的谍报活动”。当维维安将内幕告诉他时，显然把他惊呆了（“利德尔，”维维安在日记中相当委婉地说，“分明感到不快。”）。这无疑危及他现有的联系人，并使“他支持‘48000’作为英——美情报联络驻美代表的努力几乎付之东流”。因此，对秘密情报局来说，正如维维安在1938年5月告诉他的同事们那样，“我们需要考虑，我们针对美国的空军与海军情报工作是否重要到非得要置做好联络工作所带来的潜在好处于不顾的地步”。这一问题在总部好几个部门反复讨论，总部后来同意（虽然对某些情况有点勉强），可以停止在美国活跃的间谍活动。举例来说，空军处报告了航空部的看法，他们认为近来双方的合作与沟通已得到改善，美国的航空专员向来“要比想象的坦率得多”。因此，他们认为可以从该专员处获得“任何我们或许要通过其他渠道才能取得的情报”。另外，他们希望加强第五处军事处反间谍方面的联络作用，或许会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与美国人合作获取有关德国与日本的情报”。
在得到所有部门肯定，说与美国人做朋友实际上要比继续以它为情报对象更富有成效后，辛克莱于1938年6月1日发布命令，“尽快停止针对美国的工作”。“我们希望，”维维安给利德尔写信说，“这终将为建立有价值的联络关系扫清道路。这不但不会中止有关国际颠覆运动的情报交换，而是会发展成为一种牢固的英美联系来应对同时威胁到两国利益的德国与日本的活动。”事实上，此后事情进展得相当缓慢。1939年，佩吉特开始与联邦调查局以及空军和海军部门直接联系，可是由于国际局势恶化，尤其是9月3日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国务院变得正如利德尔所说的那样，“急于遏制每一件事，并且不让军人与警察有任何懈怠”。因此，“鉴于政治局势微妙”，佩吉特受命不再与美国国务院接触，而是“同时运用其策略”，看看“詹姆斯·邓恩——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部负责人，也是佩吉特在美国的接触对象——是否有调离现有岗位到其他部门任职的可能性”。确实，不久之后秘密情报局在北美的工作得到极大的扩充，大大加强了英美情报联络；然而这并非是佩吉特的功劳，而是威廉·斯蒂芬森接替他做“48000”后才实现的。
远东
20世纪早期，英国在东南亚和东亚拥有非常广泛的商业、帝国和战略利益。特别是中国，它一侧是英属印度和缅甸，南北各有香港与威海卫的英国驻军（后者直到1930年才收回），对于英国贸易和投资尤为重要。由于其脆弱的中央政府和常年的内部割据，中国对于英国利益来讲更多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而日本，作为19世纪后期迅速工业化和野心勃勃的海洋大国，则意味着潜在的严重挑战。虽然这因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得到缓解，且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协约国一方作战（不过相当敷衍了事），英国的一些政策制定者仍然把它视作真正的威胁，在1923年联盟关系失效后更是如此。在伦敦，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也日益觉察到，大英帝国几乎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履行其职责、来捍卫其在远东广为分散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准确和及时的情报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帮助作用。[271]
在很早阶段，卡明就打算在远东开展秘密情报工作。虽然他对该地区的战后计划颇具扩张性，但这些计划在当时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的。1920年温斯顿·丘吉尔向他的内阁同僚提出65000英镑与125000英镑的秘密情报经费预算案时，卡明提出，从前者拿出最大的一笔给远东（各情报站），金额从1000—15000英镑不等[272]。然而，由于时刻不忘海军部在该地区的利益，从卡明来讲，这或许只是一个战略性建议。果真如此的话，该建议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因为自从1923年以来（即使在秘密情报局拨款已减少到9万英镑之后），远东情报组仍然保持了18200英镑的预算总额，其中只有1200英镑是护照管理的经费预算。然而，经费削减不单单影响了秘密情报局方方面面的工作，也对远东的工作产生了影响。1934年至1935年，我们有可靠的数据表明拨付给中国和日本的经费合计仅为6460英镑。
与其他地方一样，20世纪20年代秘密情报局在远东的部署主要是以布尔什维克为目标的。1920年12月，卡明同意印度办事处联合派遣前德里情报局（监视在印度的颠覆活动）副局长戈弗雷·德纳姆出任驻远东的“组织负责人”，由印度办事处“支付其工资及办公经费”，而由卡明“提供1万英镑作为替我们工作3年的报酬”。次年2月，德纳姆去到上海，“其使命是负责我们所有在日本、中国、西藏和南亚地区和西伯利亚的情报工作”。1921年6月，他制作了一份长达45页有关“布尔什维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文件，其中囊括了中国左翼人士、左翼团体以及左翼活动的所有情报。他的结论分为两个方面，但同样令人担忧：“因此，由于在北方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和在南方中国日渐强盛的无政府主义政党，这两者在宣传中都是极端的反英派，需要在未来小心防范。”1921年至1922年间，德纳姆对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政治局势作了广泛[和拓展]报告。如果他仅局限于收集和传递秘密情报，他或许不会那么惹人非议，但他身上兼具的智慧和评估能力不可避免地使他擅自闯入了外交官们视为己有的领地。他的一篇题名为“日本的‘危险思想’”的长篇报告对无政府主义的蔓延提出了警告，就令东京大使馆很不受用。1922年9月该使馆大使向外交大臣抱怨说，德纳姆有关“在这个国度的社会主义和其他革命运动的解释，与我所掌握的其他信息不符”。例如，德纳姆估计革命团体的成员约为57000人，而使馆认为不到七千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