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机构的关系
1925年，秘密情报委员会议程中呈现出一个与秘密情报局内部活动有关的问题。为了强调情报局赞同建立一个统一的秘密情报机构，辛克莱告诉委员会，“由于间谍和反间谍活动都只与外国活动相关，因而对这两者做出明确区分是不可能的”。例如，军情五处“指望辛克莱能获得一些在英国工作的间谍的境外情报，然后就该情报在国内继续追踪；但他们没有‘特工’，从而不得不依赖情报人员和邮政运输中信件的拦截”。根据此陈述，约翰·安德森爵士询问秘密情报局“现在是否在大不列颠雇用了特工？”带着一丝回避的语气，辛克莱回答道，“由于军情五处和苏格兰场都没有准备这样做，他不得不被迫在这方面自己安排来检查从境外接收到的情报，并且在这一方面他做得非常成功”。在委员会通过投票来检查秘密情报局和政治保安处之间的合作（或相反）情况时，温德姆·蔡尔兹抱怨辛克莱在英格兰采取的特工单边雇用政策。在蔡尔兹眼里，这些特工提供的情报皆不可靠。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安德森又一次“表示了对‘卡明’在本国行动的担心。他认为，这些行动若不立即停止，迟早会制造出麻烦”[228]。最后也的确如此。
1925年末，瓦伦丁·维维安新建的第五处开始处理反情报和反共方面的工作。与印度事务部和苏格兰场的联络也从第一处被转交了出来（并且继续为外交部工作）。这个新建的部门接管了“临时工”的管理工作：这些都是以英国为基础的情报来源处，其中包括德斯蒙德·莫顿从乔治·马吉尔爵士以及其他联络员处获得的现有的情报网。作为情报生产处主管，莫顿的确一直密切关注在苏格兰场和军情五处都有重叠的该部门的工作。1925年，经秘密情报委员会推荐，秘密情报局努力改善与苏格兰场的半自治处“特情一处”反颠覆专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休·米勒和盖伊·利德尔上尉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讲，特情一处也是政治保安处的一部分。1926年4月，辛克莱向蔡尔兹提议，维维安实际上应被借调到特情一处，但此后却再没了下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英国大罢工向辛克莱满意确凿地证明了国际共产主义与国内劳工暴乱的险恶勾结。5月13日，也是在工会领导罢工的第十天，辛克莱派人给蔡尔兹送去一封书信草稿，向其“展示了苏联政府与工会之间的勾结”。在把苏联劳工激进主义的言论，英国工会出席的国际工人阶级会议，以及英俄工会团结委员会等组织联系到一起后，秘密情报局提供的这些证据“的确”证实了，英国大罢工是“数月前在莫斯科密谋的一项运动”；并且“该运动的苏联负责人”从英国工团主义中“找到了油嘴滑舌的同谋”；同时“在这些肆无忌惮的人的共同努力下，负责任的英国工会领导们被无辜地利用并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辛克莱（把文件副本交给了外交部的布兰德）告诉蔡尔兹，他希望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使用该文件。他劝告蔡尔兹，如若确实到了万不得已之时，蔡尔兹最好首先得到外交部允许。在辛克莱看来，“不论该文件以什么形式公之于众，都会致使我国与苏联政府断交”。既然辛克莱把他的文件描述成“是以通用体发送出去的”（很显然适合公开发行），并且他似乎是自愿把该文件转交给蔡尔兹，那么我们也不清楚是否应该严肃对待他口口声声说的“万不得已”。但显而易见，他对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心知肚明，知道会激起以情报为基础的反共揭发行动，并且政府部门也是如此。1927年3月，斯坦利·鲍尔温首相重新召集秘密情报委员会，以检查“苏格兰场的事态”。在首次会议上，威廉·蒂勒尔爵士解释道，鲍尔温关注的“首要源头”即是“由于工党掌握了一些似乎是真实的托辞，投诉政府部门被当成了党派政治活动，他担心在苏格兰场的政治工作会随时引发丑闻”。蒂勒尔进一步暗示道，“苏格兰场的反共活动”可以“被转交给未列在‘书本上’的人手里”。在接下来的一份信件中，他则更直接地建议将“苏格兰场”的所有“相关人员转交给秘密情报局”。蒂勒尔很显然也想成立一个合并的情报组织。正如他在1927年5月向辛克莱保证的一样，他“从未错过任何机会……利用任何缺口来实现这一想法”。但是在头两次会议中，约翰·安德森爵士为了捍卫其部门利益（并得到了汉基和费舍尔的支持），反对蒂勒尔的主张，并强调“为了国家内部的安全，有必要保留内务大臣对任何民事措施的控制权”。他建议，并非让秘密情报局接管政治保安处的“政治工作”，而是需要把这些工作集中到军情五处来。[229]
到委员会再一次开会时，1927年5月12日的阿尔克斯袭击事件再次突出了情报协调问题及其政治解体所需的大量经费。阿尔克斯，即“全俄合作社有限公司”[230]，苏联在英国的商业活动都是通过该公司运作的。该公司还被广泛地[事实如此]认为是苏联宣传和颠覆行动的掩护所。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就已经开始密切关注该公司。该公司总部设在伦敦穆尔盖特49号。从1926年10月起，阿尔克斯的一位职员就开始向秘密情报局莫顿情报生产处工作的贝尔蒂·茂传递情报。1927年3月，据线人提供的情报证实，穆尔盖特办公室已经复印了一本英国军队无线电培训手册[231]。由于（正如辛克莱后来汇报的一样）这“是涉及针对海陆空三军的间谍行为”，秘密情报局把这个证据传递给了军情五处。军情五处在弄清这件事的真相之后，于5月11日把这个证据提交到了坚决不妥协的反共内政大臣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的手里。乔因森·希克斯转而又说服首相授权，对阿尔克斯办公室发动袭击。第二天下午在匆忙的组织下英国展开了蹩脚的行动。[232]
由于没有发现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重要证据，秘密情报局的辛克莱和莫顿对此次袭击大为震怒。此次行动，别的不说，完全破坏了第五处对阿尔克斯的接下来的行动。5月23日，内阁毅然决定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并且在没有从阿尔克斯办公室获得任何真实证据的情况下，决定使用无线电拦截证据来为此次攻击进行辩护。5月26日，下议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此时，维维安颇像3年前的伍尔科姆，正坐在奥斯丁·张伯伦爵士的房间里，“用纸笔回答潦草记下关于外交大臣所需情报”的问题。套用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的话，这次争论“已经演变成了一场由政府秘密情报轻率举动导致的狂欢，在现代国会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类似的事情”。从随后英国白皮书中揭示并发表的6份拦截到的电报中，苏联意识到了其外交通讯的漏洞。因而莫斯科采取了一种更为安全的“单次秘本”的加密方法，同时掠夺了英国最具价值的情报设备之一。[233]
与1920年担任海军情报局局长的做法相比，辛克莱在1927年担任了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董事一职后，对拦截证据的公开使用有了不同的认识。在下议院展开讨论的这天，他向蒂勒尔发了份“私人要紧”信函，在信中声称自己手里有一份阿尔克斯办公室的文件，该文件提供了“苏联公使馆人员参加革命活动的直接证据”。但要想阻止揭示活动，为时已晚。之后辛克莱抱怨道，“要是这份文件能被及时发现的话，尤其是若能通过进一步搜查还能获得更多的证据”，那么就可避免拦截译电被公之于众。事实上，“只有当其作为一种绝望的措施，用以支撑对英国政府至关重要的一个案例时”，这些译电“才被授权”予以公布。辛克莱观察到，整个事件表露出，“危险正是由于缺乏任何中央控制或权威导致的”。尽管“情报局”说话的语气“就像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却包含着三个独立组织（秘密情报局、军情五处以及政治保安处）。并且“每个组织都有其自己特有的目标、偏见、方法和局限性”。补救的办法，他声称，“在于这三个主体的统一”。辛克莱反复向秘密情报委员会强调该主张。尽管蒂勒尔和费舍尔都表示，各个机构间的合作已被打破，但安德森“确认为此插曲不会强化对现有组织进行任何激进变动的言论”。1927年，委员会在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情况下休会了。[234]
但是机构间重叠和关系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特别是秘密情报局仍旧继续在国内外监视共产党的活动。1927年，德斯蒙德·莫顿把大量精力放在了一个为期很长的行动中。该行动于1928年1月促成了对威尔弗雷德·麦卡特尼和一名德国共产党格奥尔·汉森的定罪，指控其触犯了国家秘密法令。战时，麦卡特尼曾在“军情一处（c）”康普顿·麦肯齐手下工作。此人不但是一个间谍而且还是一个卑鄙无能的罪犯和十足的骗子。的确，麦肯齐后来把他比作在监狱里从事“滑稽剧间谍工作”的人。但是证据对他极其不利，特别是莫顿（在法庭面前伪装成一个叫“皮特·汉密尔顿”的人）的详细描述，认为他经汉森与阿尔克斯和苏联情报有联系[235]。莫顿的职位使其对麦卡特尼一案特别关注。除了主管情报生产处，莫顿还兼任秘密情报局新成立的第六处长官。该处于1926年至1927年成立，其目的是收集为战争作经济准备的潜在敌人的情报，其中包括德国和苏联。[236]
同第五处一样，第六处也主要是对各种境内外的共产党活动保持密切关注。同时，莫顿还参与到了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从1925年就开始合作的行动。该行动主要是调查《每日先驱》的外国编辑威廉·诺曼·尤尔。此人被怀疑掌管着一个共产党间谍网。秘密情报局负责监视该组的境外行踪，而军情五处则负责监视国内的邮局和电话。1929年春，辛克莱向外交部汇报，此次行动证实了尤尔领导的小组的确“是在苏联政府和大不列颠共产党的财力支持和名义下，从事秘密情报活动”。1928年，艾伯特·艾伦（一位真名为亚瑟·弗朗西斯·莱基的前警察官）向军情五处报告，政治保安处有两名工作人员从1922年起就在为尤尔效力。至此，1929年4月，督察官金霍芬、巡逻员简，以及前任警察官沃尔特·E.代尔被逮捕了。在搜查证据时，发现了代尔的一本日记，里面记载了1922年至1927年间，“代尔及其同党对秘密情报局和政治代码和密码学校大楼及其员工”一直都在进行“从不间断的监视”，并且投入了“大量精力”对这两个组织的“内部官员和秘书人员进行识别和跟踪”，同时“这两个部门的官员被搬迁……到了共同的工作地点——一栋外表极其普通的百老汇大厦，这些都被准确无误地观察和记录了下来”。由此所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在公开的《伦敦邮局电话簿》里，在百老汇大厦1928年和1929年版的房客名单中，删掉了不太重要的“英国政府通讯有限公司”的联系方式。
艾伦同时还向军情五处报告，1923年秘密情报局梅尔伯里路总部的一名被称作摩恩夫人的秘书，曾被尤尔的特工罗斯·爱德华兹盯梢过。她“装作是一名美国情报局成员”不断靠近这位夫人，并且还以5英镑的周薪让其为她效力。“要是摩恩夫人能获得任何有用的情报，还会得到很大一笔奖金”。尽管“在多次的谈话中”爱德华兹显然“能从摩恩夫人所知道的情报中了解到大量有关梅尔伯里路总部的情况”，但由于这位秘密情报局秘书“显然非常害怕，因而最终拒绝承担该任务”。当时，摩恩把与这位女士打交道的事汇报给了秘密情报局。但是据军情五处的贾斯伯·哈克回顾，她当时“隐瞒了很多”，并且她并不“担心把那些可能会导致我们去追踪那位来自美国情报局并被认为是与摩恩打过交道的神秘女士的信息都告诉我们”。[237]
这绝不仅仅是秘密情报局惟一被怀疑是共产党攻击的目标。还有一例令人好奇的案子与伦恩四姊妹有关。这四姊妹都出生在俄国的一个英国流放家庭里。1925年8月，德斯蒙德·莫顿要求军情五处汇报该家庭的情况。长女伊迪斯被认为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曾于1919年在共产国际担任秘书一职，并在1925年“以夫妻身份”与苏联著名特工安德鲁·罗斯坦走访了英国。次女名为露丝，据说自从1919年起就担任秘密情报局近东组织的秘书。海伦是三女儿，大约从1920年起就在政府代码和密码学校担任“女翻译官”一职。最小的四女名叫玛格丽特，在怀疑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共产党宽大处理后，曾在一段时间内担任秘密情报局驻赫尔辛基情报站秘书。但同时，她后来也在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从事翻译工作。在这个不寻常的案例中，牵连犯罪很显然不言而喻。1926年3月，莫顿告诉军情五处，他已经咨询了不想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辛克莱。辛克莱似乎对“在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伦恩家的这两个女孩（露丝和海伦）”都很满意，并表扬其“从安全的角度看她俩都还不错”。[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