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查尔斯·霍华德·埃利斯（昵称“迪克”），以收集苏联情报为目的，被派到福利手下工作。埃利斯（1895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父母都是英国人。1915年他参加了部队，并曾在西线和中东地区服役。随着1918年至1919年英国驻环里海和高加索地区部队的撤退，他也结束了自己的兵役。1921年10月，他放弃了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厅）的学士学位课程，由情报局委派到伊斯坦布尔工作。在那里，他娶了位俄国姑娘，此人后来也成为一群俄国特工的联系员。后来，由于那些会讲俄语且使用真名的秘密情报局官员与俄国特工交往过密，并且由于这些人毫不专业的社交活动泄露了彼此身份，因而埃利斯的名誉受到了牵连。由于这些人遍及整个欧洲中东部，俄罗斯人自然就了解到秘密情报局驻俄国主管官员的核心骨干及特工头目，从而这些人的身份也暴露在了格别乌面前。尽管埃利斯对德语一无所知（不过作为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他很快能像说俄语一样流利地说一口德语），他被派往了柏林。在此，他收到一份替他跑腿的俄国特工名单。几位白俄在从土耳其朋友那儿听说他调遣的事后，主动开始和他打交道。由于几乎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和细致指导——当时典型的情报经历——埃利斯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自学如何展开工作。从此以后，他开始抱怨那些在总部坐办公室的官员，抱怨他们没有任何与特工打交道的经验，也几乎没有走访过任何情报站，甚至对实地工作知之甚少，但却总是怀揣着那些不切实际、想当然就能完成的各种期望。1926年，埃利斯被调离柏林，并以记者身份作为掩护，首先调往了维也纳，然后去了日内瓦。在这两地，他通过以柏林为基地的俄国特工，继续开展以德、俄为主要目标的情报工作。这些俄国特工中有一部分人很显然（至少）也在为德国情报机构效力。战后，埃利斯在回忆一位他认为曾同时为波兰和爱沙尼亚效力的特工时（此人曾告诉他自己曾拒绝为德国效力），他描述道：“他绝不是个傻子，像大多他这种类型的俄国人一样，他喜欢玩弄两边来对阵中间。”尽管这样，他“为我效力时干得不错，整体上看他的情报也是正确的。他使得我对‘假’特工非常了解，就这方面而言，他非常有用”。
瑞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仍是中东和近东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印度事务部情报机构即“印度政治情报署”在瑞士有代表。这些代表与卡明的手下有密切联系。1920年3月，卡明与查尔斯·特加特——一个充满领袖魅力的爱尔兰人，从加尔各答警察局调来主管印度政治情报署——达成共识，“军情一处（c）”需向印度政治情报署驻日内瓦代表提供每年多达1500英镑的资金，并“以他所有非印度的材料作为交换”。6月，里斯·萨姆森提议把自己派到瑞典去，以协调“西欧泛伊斯兰教情报”，并从当地选派“某位能获得土耳其内部事务情报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担任此职。但是直到年末，由于受到经济吃紧的压力，在“瑞士事务会议”上，总部一致通过把印度政治情报署的酬金降低至500英镑。另一方面，1920年9月，萨姆森调离伊斯坦布尔，出任瑞士组督察及日内瓦情报站（短期）站长。就在这两三年间，随着萨姆森上任时带来的英国驻土耳其军事秘密情报局的25000英镑资金，瑞士情报工作的财政拨款才有所提高。
秘密情报局汇报案例在“东方摘要”中有所记载，并散布到了外交部、印度事务部、殖民事务部以及陆军部。例如，1923年1月，洛桑“一位高度可信的特工”提供了一份情报，称该情报与埃及民族主义领袖阿卜杜勒·哈米德·赛德有关，该情报还提到了“一个新恐怖组织”的成立。据说该特工当时处在能第一手获得该情报的职位上。此外，情报局一位情报员证实了当时盛行的假设，认为大多数与大英帝国利益相违背的民族主义团体（在任何地方他们可能都会）是由莫斯科金钱赞助的。新恐怖组织的资金，他报告说，“将由苏联政府通过苏联驻罗马的代表提供”。在1922年11月至1923年7月间举行的洛桑会议上，人工和无线电情报对英国谈判战术极具价值。此次会议也最终达成了与土耳其的和平解决方案。正因如此，英国高级谈判专家贺瑞斯·朗博尔德爵士观察到，“在双方心理对决时，从秘密渠道获得的情报对我们而言确实非常珍贵。我们当时感觉就如同是一个知道对手底牌的人在玩桥牌一样”[188]。
尽管两战期间（正如维维安于1937年10月观察并告知弗农·凯尔的），瑞士安全部门已做好准备，想同秘密情报局共享“共产主义或其他互利的国际颠覆运动”方面的情报。但从瑞士以往的中立政策可看出，在处理其他情报时，情报局不得不慎之又慎。由于与一战时的前盟友国一起合作，如法国和比利时，现在的情形略有不同。之前与协约国中央情报局等组织一起工作的经验，为再次合作和个人联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军事占领联络局便是其中一例（缩写为“BLAO”；“出于预防的考虑”，于1930年更名为“BOX”）。1921年12月，由斯图尔特·孟西斯牵头，成立了英——法——比联络局，总部设在巴黎。以共享共产党的颠覆情报为组建目的，该组织的工作在后期逐渐扩展到了德国军事情报。20世纪30年代初，该组织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德国方面，并派出了“10多位特工”，其中4位都是“一等特工并且都非常廉价”。秘密情报局发现，“在巴黎批准组建一支队伍”极为有用。这样做能稳固秘密情报局与法国情报局的关系。1931年5月，比利时秘密情报局惟恐其中立姿态会被该组织破坏掉，因而威胁他国把BOX解散。但秘密情报局却认为该组织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俄国、土耳其、巴尔干半岛以及匈牙利情报；回复了“任何有关意大利军事的问题”；提供了德国情报的交换平台（“法国人员是我们的6倍”）；并且也偶尔提供了“（与法国事务相关但肯定不会透漏给我们M.A.[陆军武官]）”的情报。
另一个有用的情报供给者是KL/2官员。此人扮演的角色诠释了个体联络的重要性，并建立起了主管官员与特工之间的信任感——在与特工接触时，这绝对是个关键问题。战时，他曾为法国军事联络效力。1919年，巴西尔·汤姆森派遣他以“半正式”身份与法国警方联络，并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为卡明效力，报告“法国国内情况、社会主义人士以及劳动骚乱等情报”。20世纪20年代中期，正当苏格兰场想把KL/2调回伦敦的时候，问题出现了。自1922年10月起就担任秘密情报局驻巴黎站站长的莫里斯·杰夫斯向辛克莱解释道，他担心这样做“会把这些人（KL/2特工）吓坏”。他们都是些“有着很好名誉的警察。由于从战时起就与KL/2相识多年，才被KL/2说服，愿意用对秘密情报局有用的情报做金钱交易”。但值得怀疑的是，“他们现在是否还会愿意把自己的事业毫无保留地交到新人手上”。尽管不清楚KL/2的情报网是否仍然会很有效率，但最终他们没有必要像KL/2一样呆上几年的时间。20世纪20年代，巴黎向伦敦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法国共产主义的情报。从整体上看，杰夫斯在对共产党威胁的评估中做了仔细的权衡。1926年11月，在评论一份由伦敦发来的危言耸听的报告时，他观测到，尽管共产党人的数量“乍一看非常惊人，但与剩下的人口比较而言，这群人的数量却是相当的少”。他声称除非事态“出人意料地演变到给了共产党人一个很好的机遇”，“这些共产党人想要在法国发动一系列成功的革命运动，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两战期间，在法国情报中有充分证据显示，英国秘密情报局与法国对应情报局之间有着长期密切且富有成效的联络。就英国秘密情报局而言，从19世纪20年代早起开始，主要涉及的人员有杰夫斯（一直在巴黎出任情报局代表，直到1937年返回伦敦出任护照管理处处长）和斯图尔特·孟西斯。由于法国主要情报机构，第二局，是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个分支，因而作为情报局第五处军事处处长的孟西斯（同样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也是伦敦的最佳联系人。1925年孟西斯与罗伯特·莱内上校在法国的交易作为一种范例给双方的关系定下了特定的风格。3月，孟西斯向莱内索要关于“一个名叫‘宗之’（日文）”的人的情报。此人被认定是日本海军情报特工，并在日本驻巴黎使馆的助理海军武官手下工作，以英、法两国为主要目标。6月，莱内发出了一封关于伦敦的日本航空专家卷入到间谍工作的询问函。同月，孟西斯提出了两个日本官员涉嫌在加来对防御工事照相的事例。“我将非常感激，”他写道，“如若你能给我提供这次事件中的任何细节，特别是这两个相关官员的名字，以防他们试图在这个国家做出相同的事情。”1926年，这两个机构交换了所谓的意大利情报特工的信息。[189]
当时法国在航空技术领域是世界的领导者，英国空军部特别想获得其航空发展及其潜能方面的情报。1925年5月，英国秘密情报局第二处空军处注意到，“航空情报的收集”与“海军或陆军情报的收集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纯粹的情报工作，即偷窃文件等工作，与总是惦记着自己官位的空军武官的工作之间存在着一个宽泛且模糊不清的空白区域”。由于空军部（与其他两个军事部门不同）同时需要负责民事和军事事务，该部必须要“全方位了解所有航空发展”。并且由于民用与军用飞机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因而“在收集民用航空情报”的特工可能“很容易就发现自己竟然获得了极具军事价值的情报”。鉴于此，一位总部在巴黎的英国航空专家以记者的身份做掩护，于1925年走访了欧洲大陆各地，声称要对一系列关于民用航空发展的文章进行研究。他提供了关于飞机场的情报，这些情报既新颖又有趣。空军部和海军部都希望他能对航空燃料储油这一重要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同时，空军部还想要掌握关于位于瑞士罗曼斯霍恩的多尼尔飞机制造厂的情报。人们了解到飞机原型正是在此地得到了测试。但没有证据显示该特工在这方面为情报局做了任何深入调查。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秘密情报局的两个独立分支便在巴黎展开了行动。最初的情报站（编号为“27000”，由杰夫斯领导）以护照管理处作掩护，主要在反间谍活动事务上与法国安全机构有联络。1926年，在威尔弗雷德·邓德代尔的带领下，第二个情报站（编号“45000”）建立了起来。主要联手第二局处理苏联和德国军事情报。邓德代尔出生于1899年平安夜，父亲是位英国驻敖德萨地区的海军工程师。邓德代尔曾被昵称为比尔或“比菲”，第二个绰号显然来自于一战时期他在海军是一位出了名的非常勇猛的拳击手。由于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在1919年海军情报局雇用他为驻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国高级海军官员的翻译员，同时负责“特别情报”。其中涉及汇报以俄国南部为主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由于他有着非凡的个人魅力和随机应变之道，在晚年他成为了一位无可救药的善于讲轶事的人。他喜欢讲在他年少时为某位白俄将军做翻译时的故事，并且大多是关于他如何在铁路卧铺车厢外翻译时，竟然发现将军和他英国情妇相互勾引的故事。他还是伊恩·弗莱明很要好的朋友，并宣称在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中找到了一些自己的影子。20世纪30年代，作为秘密情报局巴黎站站长，他对美女和跑车情有独钟。为此，有人曾提议让他作为邦德的原型素材之一。[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