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情报站
鉴于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政治形势逐渐稳定，地处芬兰、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首都（分别为赫尔辛基、塔林以及里加）的各个情报站都联合起来，把目标指向了苏联。这三个情报站组成了秘密情报局波罗的海情报组。1920年7月，斯盖尔出任该情报组督察，并把原来的职位让给了罗纳德·米克尔约翰上校。米克尔约翰曾在前一年担任英国驻摩尔曼斯克干预军的情报员。1921年，米克尔约翰把塔林作为了自己的根据地。由于赫尔辛基是隐匿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最佳地点，因而海军情报成为其主要重点。而里加则主要侧重各种经济和政治情报。这三个情报站相互传送各自呈递给伦敦的报告副本，但是几乎所有上递军事情报都要首先经过塔里汇总。英国政府同样想要掌控共产主义者的行踪，特别是1919年3月由列宁成立并以促成世界革命为目的的共产国际——共产主义第三国际，以免其对联合王国的安全和国内稳定造成威胁。由于卡明已经把秘密情报局作为海外情报收集的主要机构，因而已经为军情五处和政治保安处提供了大量此类情报。例如在1920年5月，苏格兰场（政治保安处）曾要求秘密情报局监视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梅内尔的杰出英国共产党记者。此人当时正想以《每日先驱》左翼记者的身份对鹿特丹和柏林进行战地采访。一份递交给秘密情报局的简讯显示，巴西尔·汤姆森爵士想要一些可为反宣传所用的情报，并了解到梅内尔“因大肆出行各种香槟晚宴而小有名气。他的生活作风与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简朴生活完全相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关注点”。至20世纪20年代初起，秘密情报局第一处为陆军部编纂了一系列题为“共产主义运动审查”的半年刊“最高机密”备忘录，详实记载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情况。
波罗的海以及其他欧洲情报局几乎都是通过流亡者来获取俄国情报的。他们最重要的特工头目（例如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通常也都是前沙俄官员。其中一部分官员在困难时期衰败了。例如，在巴尔干半岛护照管理处的兼职保洁员曾经还是位俄国陆军上校。这些流放者大多仍与国内的通信处保持着联系，并似乎觉得收编自己的难民同僚要相对容易点。这些人显然对致力于打垮布尔什维克主义充满热忱。与此同时，秘密情报局还招募了一帮曾参与英俄事件的官员，这些官员们志同道合，因而也就很容易得到信任。招募到的这些官员其工作热情对他们初期工作肯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对各西方情报局薪酬的依赖，及其不断受腐蚀的情报通道，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捏造情报。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起，秘密情报局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不论是总部还是各客户部门，起初都不敢很自信地使用这些报告来验证其他与俄国相关的可比材料的真伪。例如，1921年4月奥尔洛夫从柏林发出报告，称“一群投机取巧者突然冒了出来”，“这些可能是苏联官员出身的人伪造了许多假文件，并把这些假文件买给了各个报刊以及‘白色’情报组织”。同年8月，另一份来自奥尔洛夫的报告显示，有人曾向法国政府提供假文件，法国政府似乎还真愿意以批发的形式吞并所有文件。“我们能，”此人继续说道，“向你们提供大量文件。”在把这份报告呈递给政治保安处时，德斯蒙德·莫顿指示道，秘密情报局最近已“派出一位强硬派人士走访我们的海外工作者，意在强迫各个海外工作者必须给出自己手中每一文件的确切来源”。面对潜在假文件这一长期性问题，1925年5月辛克莱把此番敏感的警告以传单的形式分发到了所有的情报站，并告诫他们“在接受那些提供所谓的共产党人士真实文件时，要做好每一项预防措施……日后以任何方式被看做是证明文件真实性的事实证明材料，需包含获得此文件的全部途径，以及在这些所谓作家和秘密情报局代表之间的文件经手人”。
没过多久，这些特工中的一部分便同时就任于德国陆军情报局（阿布维尔）在内的其他情报局，并且成为了双重间谍任务的中间通道。随着散居在外的白俄逐渐定居在波罗的海各国以及华沙、柏林和巴黎的各个社区中，他们自己形成了各种反革命策划、宣传和情报的相互交流中心。从而，他们也成为了契卡及其继任组织格别乌极其容易辨认出并用以渗透和制造假情报的目标。他们也开始相互捏造佐证，并声称这些证据皆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源于一处。1921年，在卡明帮助下，奥尔洛夫在柏林成为了一位反布尔什维克宣传员。奥尔洛夫一方面为德国警察局工作，一方面代表着自己。在此之后，秘密情报局也协助了这些情报的生产。不久，奥尔洛夫以经营一家制造、传递情报的“工厂”而扬名于整个欧洲情报圈子。这家“工厂”里的情报，要么是捏造的，要么其来源大多数都是不可信的。尽管与情报局还有非正式的联系，但奥尔洛夫被卡明于1922年春辞退了。1924年莫顿在向辛克莱汇报奥尔洛夫时，称他是位“很有野心的天才阴谋家”，并警告辛克莱，“决不能接受”由奥尔洛夫一人发出的情报，除非此情报能在他处得到证实。1927年4月，一位刚访问过柏林并联系了奥尔洛夫的君士坦丁堡特工报告称，奥尔洛夫的组织“完全受格别乌控制，并得到德国S.S.[秘密情报局]的认同，与其有合作”。奥尔洛夫有“一套专门为捏造文件而精心设计的机制”，并且“情报都是由格别乌提供的”，他的组织“为欧洲各情报局编写过大量的报告”。此特工还提供了一份印有21位俄国人的名单，据说此名单还被奥尔洛夫当成分发材料使用过。名单上的其中3位（潜伏在3个不同国家）还是当时秘密情报局的联络员。到1937年12月，奥尔洛夫已完全报废。“我们在执行此决议时不能太过强硬，”伦敦指示道，“依据我们对此人的经验，他的一言一行都不可信。”
20世纪20年代，欧洲大陆充斥着一些自诩为秘密特工且非常可疑的白俄。奥尔洛夫在柏林的一位助手便是其中一例。1925年，亚历山大·涅利多夫伯爵曾向秘密情报局提交申请，想要为伊斯坦布尔的分支机构效力，但遭到了情报局拒绝。次年他被信托联盟逮捕并驱逐出境。1927年涅利多夫又一次出现在柏林，与奥尔洛夫一起共事，并声称自己是英国特工。1928年，尽管德国怀疑他为法国和波兰工作，但他那时仍旧受雇于德国，他本人也因提供假情报而臭名昭著。1929年，涅利多夫被德国逮捕并驱逐出境，表面上看是因为，为了所谓的英国情报，他向内政部高官支付了面值为100英镑的假英格兰银行票据。在此之后，他来到布鲁塞尔继续与奥尔洛夫一起工作。1940年，苏联陆军情报局官员华尔特·克里维茨基叛变，投靠了美国政府。在军情五处汇报了此人的述职情况之后，秘密情报局获悉涅利多夫也曾一直在柏林为俄国政府效力。至少他们这群人当中有一个人落得了可悲的下场。在纳粹掌控德国之后，奥尔洛夫来到布鲁塞尔，并被德国政府捕获，于1940年被折磨致死。[181]
这些事件的恶劣程度导致秘密情报局陷入了巨大的尴尬境地之中。1921年，寇松勋爵不顾外交部顾问和罗伯特·内森爵士以及巴西尔·汤姆森爵士的建议，就其指控对爱尔兰和印度的干涉向苏联政府发出抗议函。这件事的起因是秘密情报局两份文献来源报告：一个来源是总部位于爱沙尼亚的BP/11特工，另一个则是柏林一处据说落点很好的资料来源处。塔林情报站站长米克尔约翰向伦敦保证，BP/11特工已经渗透了李维诺夫（当时为苏联外交部代理人民委员）所在的爱沙尼亚办公室，并且“在很多场合中此特工已显示出是个可信的人”。1921年春，在塔林、莫斯科的李维诺夫和伦敦的苏联交易代表团之间，此特工已提供了两百多份“摘要和释义”电报，表明苏联为爱尔兰新芬党“核心力量”提供了帮助。尽管内森和汤姆森都曾分别表示对材料及其来源很担心，但秘密情报局却声称“要为这么一系列长期电报作假，几乎是不可能的”。1921年夏，秘密情报局向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新成立的跨部门委员会提供了一系列文件。据说这些文件来自苏联代表在柏林的办公室中，其中详细记载着苏联对印度的颠覆行动。基于此材料，寇松提出了抗议，而苏联政府却采取了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其置之不理。这一回应正好印证了这些报告都是捏造的。这事自然使寇松“大为震怒”，并对秘密情报局失望至极。情报局居然会相信这些不足为信的“德国情报来源”。[182]
此事件的后果之一便是收紧秘密情报局的工作程序。德斯蒙德·莫顿采用了更系统的方式加强对情报生产部门（也被称作情报生产处或生产分支）的管理。1922年5月出版的一份“分类报告”备忘录上规定，“就其信度和价值两方面而言，所有情报都应经过仔细审议”。报告需划分成三个等级：“A1”、“A2”以及“B”。最高类别包括“那些内容被视为最重要的报告”，并且这些报告要么是基于“秘密情报局掌控的原始文件，要么是秘密情报局某位代表有权获得的文件”，再或者是“可信度很高的特工的陈述，并且该特工也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才受到秘密情报局特别信任的”。第二类包括“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划分到‘A1’的报告，但就其主题和可信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类为“B”，是指“那些不太重要但其关注点和可信度能确保其自身能得到发行的报告”。但是客户部门又收到格外提醒，不能孤立接受秘密情报局的各种报告，这些报告“当然必须与官方来源报告结合着考虑后才能被采纳”[183]。尽管秘密情报局采取了明智合理的改革，并建议对所有的报告都应采取极度怀疑的态度，但正如1924年引人注目的季诺维也夫信事件一样，情报局在假文件问题上纠结了不少时日。
秘密情报局驻波罗的海区域的各个情报站中，里加是生产情报最多的一站。该站始建于1921年2月。当时拉斐尔·法里纳打着英国护照管理处处长的幌子，从伦敦出任该站站长。法里纳于1877年在瑞士出生，其母亲是位英国人，父亲是位意大利人。法里纳曾就读于切尔滕纳姆学院，并在坎博恩矿业学院受过训练，在此之后他便在西伯利亚做一名采矿工程师。一战期间，由于左脚受伤，法里纳没能进入陆军部。但他在军需处找了份工作，并在加入秘密情报局之前还曾掌管军情五处的俄国处。除了护照管理处的职责外，法里纳与一名助手（曾在华沙和赫尔辛基工作过，对情报工作非常熟悉）和两名秘书一起，“负责收集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关的特别情报”。此外，法里纳可能也是“秘密情报局在这两国的惟一代表，不听令于他人，而直接受伦敦总部的调遣”。
法里纳上任时，情报生产处对其作了广泛的简要介绍。这个进步表明情报局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并也反映出德斯蒙德·莫顿有意要确保局内更好的次序以及更严谨的工作程序。局内还对“特工编号”和报告上交的正确格式作了规定。对于后一规定，法里纳的任务是“不论情报来源是否是一位有偿特工，甚至是你长期窃听到却不知道来源的情报，你都需要为所获得的情报来源编号”。法里纳的编号为FR/1，他助手的编号为FR/2，其他来源的编号则以FR为系列依次序编排。法里纳需向总部提供任何使用过的特工或来源的“全部细节”，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能够在生产过程中以卡片的形式编排起来，以供日后参阅”。这就需要包括“每个人的名字、他的（原文如此）国籍、社会地位、生平简介，可能（原文如此）还涉及就业资格证书，以及在哪一方面最拿手及其原因等”。为了避免你的信件落入他人之手，所有可能导致识别出某人的细节材料都必须进行编码处理。有一点非常重要，法里纳要能在提供来源清单时“占到先机”。这样当总部接收到一份FR报告时，“能立即知道其作者是谁”。对于报告的形式情报局还有一些“简要指示”，要求确保送往总部的每一份报告及信件都应与“字母标示的前缀和序列号保持一致”。“除了与政治相关的报告”只交“两份附件就足够了”，其他所有报告的三份附件都应上交。“按规矩”，特工的报告不能未经编辑就被送出；“必须由你亲自过目特工的报告，要是确实没有错误，则可以呈交。但鉴于你学识广，通常你最好再把报告改写一次”。同时情报局还建议法里纳“试着尽可能地收集新闻”，并且最好不要将“多份涉及相同主题的报告”放在一个袋里上交。[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