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秘密情报局遭受了相当大的人事变动，卡明曾抱怨各军部试图有意挖走他那些工作刚走上正轨的很有才气的官员。战后数年间，尽管财政衰败，但情报局人事却显得更为持久稳定。卡明还设法组建起一个官员核心小组，这些官员在后来情报局历史上和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卡明最亲近的同事要数1915年加入秘密情报局的37岁出纳员珀西·斯坦利·赛克斯。作为一名合格的会计，“出纳员”赛克斯在情报局掌管财政长达30年。1946年在他最终退休之日，海军情报局局长曾写道，他是一位“在现任岗位上具备丰富经验、资历深厚的专家”，并“总是怀着高度热忱和专业精神来对待其专业职务”[156]。1919年4月，卡明委任德斯蒙德·莫顿少校作为情报生产负责人。莫顿生于1891年，有着丰富的专业背景，曾在伊顿公学和伍尔维奇皇家陆军军官学校受过教育，之后在皇家野战炮兵部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1914年8月战争爆发之际，莫顿几乎连续三年在西线服役，曾在1916年赢得了陆军十字勋章。1917年受伤退役回家，莫顿回到了法国，直到战争结束他都担任英国总司令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副官。莫顿在秘密情报局工作十五年有余，并且在二战时期，他一直任温斯顿·丘吉尔与秘密情报局的联络员，继续在白厅担任重要的情报员。[157]
另一项重要的任命则是斯图尔特·孟西斯上校。作为一名旧时伊顿骑兵，孟西斯有着很优越的社会背景，是一位职业军人，曾就任于西线部队的皇家近卫骑兵团，在身中毒气之前曾因英勇而受到过奖励，之后则被任命在司令部的安全情报局工作。1918年他成为了陆军情报局和“军情一处（c）”之间的联络员。尽管受雇于该部队（并且由其支付工资），但他主要被安排在了卡明的组织里工作。1919年，他曾驻地法国，作为巴西尔·汤姆森的安全局人员与出席和平会议的英国代表的联络员。之后他则接替克劳德·丹齐继任卡明的第四处军事处处长，尽管他的薪金直到1923年的4月1日才从陆军部转移到秘密情报局发放。之后他则一直在此任职近三十年，并在1939年至1952年间担任情报局局长。1921年1月，卡明委派马尔科姆·“乌利”·伍尔科姆少校到罗伯特·内森爵士的部门工作。卡明最初想要雇用曾在战时成功压制印度破坏分子的印度籍老手内森，让他掌管“军情一处（c）”在美国的工作，主要调查爱尔兰和爱尔兰籍美国人的革命者[158]。但内森却更愿意呆在国内主持第五处政治处的工作。1921年6月，内森英年早逝。在其过世前两年，虽然内森受到疾病困扰，但他仍是秘密情报局第二号重要人物。根据伍尔科姆家族传统，在陆军参谋学院的一次演讲后，内森向伍尔科姆提供了在“军情一处（c）”工作的机会。加入情报局短短6个月之后，伍尔科姆就开始掌管政治处，并一直主持该处工作（带有某种殊荣），直到1944年身体垮掉不得不退休为止。[159]
除了在战时或战后被收编到总部的长期员工之外，情报局内还有大量几乎同时加入进来并在海外工作多年的代表。其中一位便是少校（后来为上校）瓦伦丁·维维安——此人因其名字开头字母“V.V.”而在秘密情报局里很出名，或有时也被大家昵称为“瓦尔”。维维安出生于1886年，是著名肖像画家卡姆里·维维安的儿子，曾就读于圣保罗学校，是一位正统学者。虽然维维安曾满怀兴致要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工作，但他最终于1906年加入了印度警察局，并于1914年升迁为刑事情报部门助理主任。在战时协助印度驻中东陆军作战之后，维维安便作为了印度政治情报署驻“军情一处（c）”，印度政治情报署联合资助君士坦丁堡作战处的代表（后来掌管该处）。1922年春，印度政府想把维维安召回印度，但外交部艾尔·克罗却声称“君士坦丁堡作战处的实效性主要依靠其处长才得以发挥出来”[160]。1923年上半年，在其再一次出国掌管英国驻德国占领军前，维维安回到了伦敦总部。维维安余下的职业生涯都是在秘密情报局度过的，还曾被升任为副局长，直到二战结束才退休。维维安学识渊博、细微体贴、和蔼可亲，在其任职的尾声赢得了无可挑剔的美名。
精简的情报局彰显出每位员工的重要性和个性。1919年夏，总部人员已缩减到50人以下，而海外还有着72位官员以及不定数的支援者。1923年，对财政预算的连续削减已初显成效。在国内仅有16位官员，30位秘书（全都是女性）以及20位付周薪的员工，其中包括司机、“杂事”（管杂事的女工——即清洁工）、信息员以及一位（卡明钦点的）“洗车工”。尽管卡明曾雇用S.道森博士为“化学家”，并在1921年7月更新了与其签订的合同（酬金水平略有降低）。但在现存1921年至1923年经费账簿中，找不到任何划拨给技术和研究人员的经费。从这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科学援助似乎只建立在咨询的基础上。在任何情况下，秘密情报局同样也可以通过武装情报处的技术科寻求帮助。在海外，还有着48位长官和办事员（分布在33个情报站点）以及大约77位辅助人员。当然，特工除外。20世纪20年代，随着世界局势的缓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人数仅为两百人以内，其中国内六十余人，国外人数大约为国内的两倍。
从卡明到辛克莱
战后几年各种繁琐的杂事（更不用说战时）使得卡明的身体已相当吃不消了。据弗兰克·施塔格所说，卡明已是“长期遭受心绞痛折磨”。战争结束时，59岁的卡明显然已不能再继续工作。1919年秋，尽管卡明还没打算退休，除非是组织上要求，但他还是向外交部哈丁勋爵提出了退休金的问题。虽然卡明实质上为海军上尉，但他为喧嚣的防御工程效力及作为秘密情报局局长的时日却不能计算在退休金里。鉴于此，外交大臣批准动用公共资金为他买年金保险，以弥补将来作为海军上尉的那部分退休金。无论是否要退休，很显然卡明已为其余生做了打算。据康普顿·麦肯齐说，1917年他回到伦敦后，卡明曾提议让他担任总部第二号人物。“我将熬过这场战争，”他向麦肯齐声称，“并且在战后我还会继续干上几年。等我退休后，你将继任我的位置。”[161]这一席话看上去似乎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倒不是因为麦肯齐被卡明这样的打算惊吓到了。1921年初，卡明显然打算在不久后退休，可他仍然对凯尔可能继任感到焦虑。卡明似乎从没有与他人严肃地讨论过这件事。直到1922年2月，卡明才与内维尔·布兰德就“我的继任者”有过一次谈话。布兰德表示“D.M.[德斯蒙德·莫顿]和S.M.[斯图尔特·孟西斯]都不行，但海军官员无论如何会成为首选”。“R”（可能是在秘密情报局总部海军处工作的E.H.罗素中校）“岁数小了点”，而“R.R.S.”（未指明）“年纪又大了点”。
最终继任的还是一位“海军军官”。1922年末或1923年初的某天，海军少将休·“魁克斯”·辛克莱当选为第二任局长。1923年1月，卡明在信里向塞缪尔·霍尔爵士提到，他非常满意辛克莱当选，并称赞他“在各方面都能胜任，很适合接管情报局工作。我非常确信”，他写道，“在他英明的领导下，这个组织会发挥很好的作用——毫不过分地说——对政府各部门而言将尤为重要”[162]。49岁的辛克莱是职业水手，曾就读于达特茅斯英国海军学院，1888年成为了海军少尉候补军官。从服役记录可看出，辛克莱是位非常出色的军官。从一开始，其专业知识和能力就被记录为“良好”。该记录涵盖了许多正面评价：“沉稳、值得信赖”；“热忱、能干”；“非常机智并且脾气好，非常谨慎、忠诚”；“管理非常有力”[16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辛克莱就任于海军部动员处，最后以巡洋舰战斗部队参谋长的身份完成了在此的服役。1919年1月，辛克莱以海军情报局局长的身份继任布林克·霍尔的职位。这一任职受到极其难以相处的布林克·霍尔的热烈欢迎。霍尔非常“高兴”，并告诉辛克莱“让惟一能胜任的人接管自己的工作可不是件常见的事”[164]。辛克莱在海军情报局只呆了短短18个月。1921年8月，他继而又作为了三年一任的海军少将“S”（潜艇部队的指挥官）。这项任命原本要持续到1924年8月，但1923年春末，鉴于卡明身体状况每况日下，辛克莱显然不得不在当年9月就出任秘密情报局局长一职。[165]
这似乎意味着，这一任命时间甚至也加速了弗兰克·施塔格所记录的卡明“告别”晚宴在这个时段的举办。“布林克，”他回忆道，“对他（卡明）出色的工作大加赞扬。卡明在回复中说‘……你这样是在埋葬卡明爵士——而非表扬他’。”卡明走了——据《泰晤士报》讣告，他是“突然死亡”——于1923年6月14日在梅尔伯里路情报局总部也是其伦敦的家里去世。战时结识卡明的记者兼恐怖小说家瓦伦丁·威廉姆斯在自传里声称，自己是卡明在世时接见的最后一人。当得知卡明即将退休准备离开伦敦时，威廉姆斯给卡明打电话，说他要把借卡明的一些书归还给他，并且“整个下午都和卡明呆在一起，闲聊过去的时光”。六点左右威廉姆斯离开时，卡明还“安详地坐在沙发的一角。但当他的秘书去看他时，却发现卡明已经断气了”。[166]
让休·辛克莱任情报局局长的任命——实际上辛克莱于1923年9月3日才开始工作——说明情报局的地位在卡明任局长时就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海军情报局局长一职显然也绝非会安排某位下级军官担任，而是由前任海军情报局局长自己亲自出任。这其间还有很多其他不同之处。辛克莱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1920年2月，他曾被任命为英国国王的海军副官），并且海军上将这一头衔帮助他在白厅赢得了比其前任更深远的影响力。与卡明不同，辛克莱是一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过着放纵的私生活，曾在1920年离过婚。在他青年时期就被昵称为“魁克斯”。这一绰号取源于亚瑟·皮尼罗的戏剧《同性恋魁克斯勋爵》。在这部戏剧中，主人公魁克斯被刻画成伦敦最邪恶的人物，虽然在后来他被塑造成了改革派的角色[167]。然而辛克莱一位写略传的朋友却声称，辛克莱“绝不容忍在办事中出现任何懈怠或低效率，不然他多半会与早期海事官员们的传统手法一样，以一连串咄咄逼人的话语训斥对方”。他同样还是“最冷静的人物之一”。同时该朋友还宣称“从来没有看到辛克莱在面对紧急情况时显得惊慌失措”。此外，他“总能对下属的良好工作表现大加赞扬”，因而他似乎成了一位很受欢迎的指挥官（他是1916年至1917年“英国政府名誉公务团”的队长）。从1921年一本记载着“潜艇部队周年晚宴”的记载中可推断出，辛克莱在潜艇部队里受到了下属们的拥戴[168]。不论辛克莱的领导素质怎样，这点还有待秘密情报局1923年初夏的评估证实，他的前任确保了情报局将来由他来执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