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照管理对卡明组织的重大经济贡献，在卡明1919年10月底设置的一套账目中得到了证明。账目详细记录了总部的24名官员、25名文职后勤人员以及斯宾塞少校手下负责护照管理部门的5名官员。国外有30个护照管理处，每个处仅有两三名工作人员，国外工作人员总数为80人左右。在他295256英镑（约相当于现在970万英镑）的总支出中，235700英镑用于“特情局”，其中，45500英镑用于“特情局护照管理处”，大概是为巴西尔提供反布尔什维克报告所花的费用。护照管理本身花去56690英镑，其余的2866英镑用于某一不确定的“A.B.”（反布尔什维克）工作。在财政收入方面，132000英镑来自“秘密情报表决拨款”；5000英镑来自“P.I.D.”（外交部政治情报处）；56690英镑来自公开的护照管理工作（与支出数目持平）；103700英镑来自“特情局护照管理处”。这些账目中有三组数据很重要。第一，卡明的海外核心办公费用每年近57000英镑都包含在护照管理预算中。第二，他收入的相当比例（35%，不包括每年由国会通过“秘密情报表决拨款”和政治情报处的钱）显然来自归属不明（且未加解释）的“特情局护照管理处”渠道。第三，超出“特情局护照管理处”支出费用的58200英镑剩余收入似乎可用于资助一般的秘密情报工作。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护照管理机构的交叉补贴仍将继续是特情局资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其他优点，它能够缓解“秘密情报表决拨款”的压力，秘密情报表决是对英国秘密情报工作的最公开的承认，大臣和官员们都认为它可能成为有利于安全和情报工作批评者手中的砝码[142]。1918年秋，对国会可能不会“在战后继续为秘密情报部门表决相同数目的拨款，特别是如果工党政府上台执政”的担心，导致了如下著名的提议，“应以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投资一笔战争贷款，比如100万英镑，其利息用于支持各[秘密]情报局”。这样提供一笔养老金让秘密机构不再依赖于（或听命于）国会的想法，被写入了1919年2月的秘密情报委员会报告。报告赞扬此建议，称其“值得财政部和内阁积极考虑”。[143]
但是，对战后情报团体的真正威胁与其说来自爱挑剔的工党政治家，毋宁说来自敦促裁员的首相和财政大臣。英国的公共财政受到国家经济形势急剧衰退的进一步影响。从1919年冬到1920年，通货膨胀、购买力下降、工业生产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笼罩全国，增加了政府削减财政开支的压力。劳合·乔治在签署完1919年6月28日的对德《凡尔赛条约》回国之后，便开始了对政府政策的广泛审查。他在8月5日告诉内阁，资源紧缺要通过军费支出和社会与工业重建来转移。他说，英国军队“已经摧毁了我们在欧洲的惟一敌人”，但如果国家现在仍然“保持比我们参战之前更为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力量，人们就会说，要么是战争失败了，要么我们正准备同假想之敌作战”。对国家优先事务的重新评估，导致军费预算的大规模削减和著名的“十年原则”，即政府各部门应根据“大英帝国在未来十年之内不会再卷入另一场大战”的前提来制定预算。[144]
卡明很清楚现实的经济困难。早在1919年3月8日他就报告，他已经将经费“从签署停战协议时的每月8万英镑”缩减为“每月4万”。哈丁勋爵在回信中指出财政部“将强烈要求厉行节约”，卡明将必须制定每年6万英镑的预算。1919年7月，外交部的德罗赫达勋爵向卡明传递寇松勋爵的意见，“他认为在我们现有经济状态下，特情局是我们供养不起的奢侈品，因为它没有产生与其投入资金相称的价值”。1919年下半年，卡明继续节约开支。8月中旬的一次会议讨论将员工减少“到战后极限”；“周六中午至周一上午十点钟”为总部下班时间；购买新的办公场所。搬迁新址既出于节省经费，也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卡明肯定，战争经历“导致办事处的存在和活动为成百上千人所知”。要想“再保持”白厅大楼的“任何秘密外表”已不可能。他得到哈丁勋爵的同意，“租赁一间小房子”作为自己的总部。
卡明在伦敦西部荷兰公园梅尔伯里路1号的西府租到一栋牢固的维多利亚式别墅，总部在1919年12月23日搬入此处。这里距离白厅有一段距离，但最重要的显然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没有人知道这一地址”，卡明在日记中写道。他甚至考虑（也许有点恶意）不让陆军情报局局长知道这一地址。一封寄给梅尔伯里路某个人的信就表明这一地方的隐秘程度，就是写在纸上也找不到。这个人要向亚当大街1号（泰晤士河边）报告才会被告知总部的地址。“坐地铁半小时车程……在伦敦的另一边，”他被告知，“但因为我们不公开地址，恐怕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作为加强保密的另一个措施，卡明叫那些“由秘密情报基金支付工资的员工不必交收入税……”他写道，“不能将他们的名字和与特情局的关系公诸于人”。情报局在随后几十年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外交部同意的这一特权。
经济压力冷酷无情。1920年初，内维尔·布兰德告诉卡明，财政大臣要求他将预算“缩减一半”！2月，布兰德透露特情局的收入“应缩减到65000英镑”。3月2日，卡明得知哈丁同意了65000英镑这一数目，但他补充说“这事还得提交给内阁”。在增收方面，哈丁想将护照管理费提高50%，“以提供良好的收入”。两周之后，布兰德向卡明明确证实，“护照管理及其掩护和资金都是我们财政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据罗伯特·内森计算，若无此收入，情报局将“需要另外增加10万英镑”。
提议将财政预算削减至65000英镑令陆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感到震惊，他就此向资深内阁同僚提出抗议。“由于目前世界形势动荡不安，敌友关系变幻不定，兼之我们的军事力量因削减而变弱，”他认为，“对我们来说，现在拥有良好、及时的情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建立一个秘密情报机构是一件缓慢的事情；“创建一个良好的机构需要五至十年的时间”，而“只需大笔一挥就能将它毁灭掉”。他写道，“在目前最关键的时刻削弱我们的安排将会是一个极其轻率的行动”。丘吉尔向内阁成员传阅了一张卡明准备的表格，表格显示了1920年至1921年125000英镑的原定预算表和65000英镑的新预算表。两张预算表中，“总部”的经费都同为15000英镑，“技术”经费都为1000英镑，10000英镑都是用作“意外情况”。但在削减后的预算表中，国外经费遭到大幅度削减。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格、华沙、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情报站都被撤销（节省7000英镑），拟用于“柏林、慕尼黑和汉堡情报站落成典礼的”4000英镑也被削减。但是，其他地方削减的经费表明，对德国情报工作的重视程度要略强于针对俄国。“赫尔辛福斯（针对北俄罗斯）”从20000英镑削减到8000英镑，“荷兰（针对德国和其它国家）”从30000英镑削减到18000英镑。同样被削减的还分别有瑞士（3000英镑）；“维也纳和布拉格”（2000英镑）；哥本哈根、南俄罗斯和法国（各1000英镑）。美国从9000英镑削减到4000英镑；但削减最大的是中东，从15000英镑削减到1000英镑[145]。卡明65000英镑预算表呈现的凄凉前景（和丘吉尔的有力支持）达到了预期效果。卡明保住了他125000英镑的预算表。3月24日，哈丁告诉他，他可以撤销关闭情报站的通知。但这只是缓期执行。第二年春天，财政部的奥托·尼迈耶认为，1921年到1922年，“秘密情报表决拨款”的总额（卡明机构仅占其中一部分）“475000英镑与今年的40万英镑……和战前的5万英镑比起来，怎么都看不过去”。财政部认为，这在众议院“会引起坚决反对和要求了解最不应让他们知道的详细情况”，所以要求再次进行大幅度削减。内阁任命了一个官方高级委员会来提出“节省开支和避免重叠”的建议，委员会由沃伦·费舍尔爵士（财政部常务大臣和民政部大臣）任主席，成员包括艾尔·克罗爵士（外交部）和莫里斯·汉基爵士（内阁大臣）。内维尔·布兰德任秘书。克罗写道，“他是除我之外惟一认识三个‘国外的秘密情报’机构（‘外国情报’、‘反间谍’和‘综合情报’）领导人的人”。[146]
1921年五六月间，这一权力极大的“三驾马车”对英国的全部秘密情报机构及其费用做了煞费苦心的调查。他们将全部“秘密情报表决拨款”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分配。其中，外交部分得最多（18.5万英镑），其次是爱尔兰政府（16万英镑）和陆军部（9万英镑）。克罗告诉委员会，外交部的18.5万英镑中，“C需要12.6万英镑”，“军情五处需要3.1万英镑”，2.8万英镑用于“外交部其他用途”。为证明秘密情报花销的综合性，这2.8万英镑包括5000英镑“宣传费”，1万英镑“不可预见费”和“女王陛下住德黑兰使馆的大笔费用[未指明具体用途]”。克罗告诉委员会，卡明的“间谍为海军、陆军、空军、外交部、印度事务部和巴西尔·汤姆森爵士”提供情报。在他解释外交部“将会满足于收到较现有数量大幅[原文如此]减少的外国秘密情报但仍能包括诸如小亚细亚、高加索、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党活动的情报内容”之后，委员会想知道，陆军部对情报需求的压缩是否可以为“削减拨给C的12.6万英镑”提供一个蓝本。到委员会后来召见卡明时，陆军部已经表态，虽然他们特别需要德国、俄国、日本、土耳其和美国的军事情报，但没有其他国家的军事情报他们也行。卡明自己认为，有了这些削减，他可以“实际节省费用”，将预算降低到约87500英镑。[147]
1921年秘密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有利于卡明组织的工作，委员会没发现在它和其他分支机构之间存在重叠现象。他们指出护照管理制度在提供资金方面的重要性，指出“通过说服军事当局节制他们的需求”，预算经费可能削减到“10万英镑，下一年还有望进一步大幅下降”。但是，从整体来看，他们没有发现能够“实际省钱”的范围，但通过将费用尽可能多地从“秘密表决”转移到“公共账目”，他们能够建议将“秘密表决拨款”的总额减少十多万英镑。对弗农·凯尔来说，报告令他如释重负。委员会一开始曾经“怀疑在现阶段保持一个反间谍机构的必要性”，但又表示“至少已经有四个国家的特工在本国活动的迹象”，而且提醒“布尔什维主义在海军和陆军中的新因素”，委员会的结论是“军情五处有继续存在的理由”，虽然需要削减经费预算。对巴西尔·汤姆森，结果却不妙。委员会认为他的情报局不应独立存在，应该并入“伦敦警察局一般组织中”。面对来自其名义上的上司、伦敦警察局专员的严厉批评，加上失去了首相的信任，汤姆森被赶出了办公室。“我没有放弃，”他告诉他的朋友、海军情报局局长休·辛克莱，“而是成了情报官员所熟悉的常见阴谋诡计的牺牲品。”[148]
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卡明的组织面临进一步的经济压力。1922年初，财政部详细讲述了一系列大家熟悉的反对继续保持秘密情报高额费用的必要性的论据，提议将他1922年到1923年的预算削减到6.5万英镑。所有政府部门都被要求节约开支，“从一般立场而言，重要的是节约对秘密情报局也像其他部门一样有效”。铭记这一点，“防范所有风险的要求是毫无道理的”。“在停战协议签署三年之后还要使一个组织保持远比战前更精细的效率”也同样没有道理。最后提到，要在国会“就目前为秘密情报局提供的大量经费”进行辩护越来越难，“如果不进行削减就存在国会强行了解资金使用详细情况的危险，这会使各部门对这一工作的必要保密变得格外困难”[149]。国防大臣拉明·沃辛顿——埃文斯（1921年2月接替丘吉尔）跳出来为“秘密情报局”辩护。即使在要求削减之前尚“不能在所有国家保持一个S.I.S.的组织”；虽然“战争已不复存在，但世界形势如此复杂，乃至要求秘密情报局保持比1914年更高的警惕”；假如将预算削减至6.5万英镑，这将意味着“重新改造整个系统，已付出大量努力的工作将荡然无存，以前投入的钱就白白浪费了”。沃辛顿——埃文斯估计，“要提供所需要的军事和政治情报”，秘密情报局总共需要15万英镑的经费，包括他宣称情报局在1921年至1922年已经获得的12.5万英镑，外加接管陆军情报局以前在君士坦丁堡、埃及和德国所做工作所需要的2.5万英镑。他的数字实际上高估了，因为“秘密情报表决拨款”给予外交部的总额为12.5万英镑，其中，卡明提前得到10万英镑。[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