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明在美国的组织取得了一些成功。1916年春，一个特工的情报帮助阻止了德国人企图破坏安大略湖一条重要运河的计划，思韦茨负责的调查发现了德国破坏分子弗朗茨·冯·林特伦在纽约港建立的一家炸药工厂。怀斯曼还帮助罗伯特·内森重创了一个活动于美国西海岸的煽动叛乱的印度移民组织。在当地德国特工的支持下，阴谋叛乱者计划将一艘装载武器的船送到印度去组织叛乱。但是，由于得到了内森和其他人提供的情报，当局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7月在旧金山搜捕并审讯了将近一百人。诺曼·思韦茨凭借其在报界的联系和经验，能够在宣传方面做大量工作。他和怀斯曼应一位亲英工业界富豪奥斯卡·刘易索恩之邀共赴该富翁在长岛豪宅的晚宴之后，取得了一次意外的成功行动。晚会期间，主人公让大家传看一些假日照片，思韦茨认出了其中一张照片上的德国大使约翰·冯·贝恩斯多夫子爵。他穿着游泳衣，双手挽着两个同样穿着泳装的年轻女郎，他妻子不在其中。思韦茨未经刘易索恩许可，设法抽出照片，将照片复制后送到报界登出，令贝恩斯多夫大为难堪。[99]
怀斯曼的最大成就在于他能够接触美国政府的最高层并施加影响，这使他成为秘密情报局前四十年最成功的“有影响的特工”。思韦茨联系上一个老朋友弗兰克·波尔克，后者在1915年被任命为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的参赞，是国务院第二号实权人物。波尔克负责情报工作，监督各部门的反间谍工作并协调从外国搜集情报的美国各机构之间的活动。但另一个更重要的联系人是爱德华·豪斯上校，他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心腹和机要顾问，也是希望与总统取得联系的人所关注的焦点人物。[100]
怀斯曼与豪斯的初次相遇非常偶然，那是在1916年12月，当时英国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爵士让他给上校送一封信。怀斯曼立即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豪斯认为他“是我好长时间遇到过的最重[要]的来访者”。从此之后，两人经常见面。威廉爵士在场曾一度使威尔逊和豪斯对令人不快的斯普林·赖斯失去信心，后者的共和党政治态度和毫无生气的言谈举止疏远了他们。12月6日，伦敦政府发生了变化，劳合·乔治取代赫伯特·阿斯奎斯成为首相。豪斯往常直接联系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没能进入新内阁；这样豪斯就失去了在英国政府高层的入口，也许在这时特别想到了通过怀斯曼重新建立密切联系的可能性。威廉爵士如此令人喜欢并给豪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豪斯认为他能够比斯普林·赖斯“更好”地代表英国。极具诱惑力的是，怀斯曼“以极大的自信”告诉豪斯，自己“同外交部有直接联系”，而大使和其他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他只说对了一半。怀斯曼与伦敦当然有大使所不知道的独立联系，但他同外交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军情一处（c）”的卡明进行的。豪斯不会知道这一情况，而且显然被怀斯曼的考虑周全和他明显的特权地位所打动。他告诉总统威尔逊，据他判断，怀斯曼“反映了他的政府的看法”。[101]
怀斯曼很清楚，他要扮演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就超越了情报人员的职权。据《泰晤士报》驻美国记者亚瑟·威勒特讲，怀斯曼在1917年1月告诉伦敦，他对“政治产生了超越自己的职责应有的更加浓厚的兴趣，皆因为大使和他的随员在共和党领导人中都有自己的朋友”。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幸的形势”，那就是，威尔逊总统的政府已经“把英国官员全都看做共和党人”。然而，斯普林·赖斯刚意识到怀斯曼的新特权地位，就努力利用情报搜集的各种可能，要求怀斯曼“立即”让他知道“你可能收到或发出的任何政治情报，以便我能将它与其他情报进行比对”。[102]
英国感兴趣的决定性问题当然是美国参战。英国公开或秘密宣传工作的重点都集中在收集协约国背后的美国政治和公众舆论，而一整套的信息搜集来源——仍然是公开或隐蔽的——专门用来确定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决策者和舆论导向者的看法。卡明的组织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海军部无线电情报部门“四十号房”也一样，它在1916年成功破译了美国和敌对国家的外交电文。帝国国防委员会大臣莫里斯·汉基将柏林——华盛顿之间的电信情报称作“无价之宝”。英国的情报技术为1917年1月16日著名的齐默尔曼电报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在该电文中，德国外交大臣亚瑟·齐默尔曼通知他的墨西哥大使，德国将在2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假如潜艇战导致美国不再保持中立，德国将向墨西哥政府提供同盟国地位共同对美宣战，并将帮助墨西哥恢复它在19世纪中期失去的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由于意识到他们的电报通讯易受攻击的脆弱性，德国外交部同柏林的美国使馆协商，以美国使馆的名义发送电报。但由于电报电缆线要经过英国领土，这些电报都被截获并交由“四十号房”破译。齐默尔曼电报就是这样被破译的。其实，电文在到达墨西哥城的电报接受者手里之前，大部分内容已经被海军情报局破译。英国向华盛顿提供了电文副本（自然隐瞒了他们拦截美国外交通讯获得电报的事实），电报随即被泄露到新闻界。德国扩大潜艇战范围（使得美国的船只处于交战前线）的决定已经导致华盛顿在2月3日中断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这份电文在3月1日的公布更进一步激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德情绪。[103]
在此关键时刻，怀斯曼起到了洞察美国总统和公众舆论的核心作用。在为预定于3月底在伦敦召开的帝国战争会议做准备时，怀斯曼和豪斯共同起草了一份美国对英国和这场战争态度的备忘录。豪斯告诉怀斯曼，“总统读了备忘录，认为它是一份恰当的声明”，但在向伦敦传送备忘录的时候怀斯曼告诫斯普林·赖斯，这不是美国的正式文件。文件一方面承认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同德国保持和平”，但也提到很多美国人并不特别支持英国或协约国。比如，美国人非常关心英国在爱尔兰的政策（1916年在爱尔兰发生的“复活节起义”遭到严厉镇压，起义领导人遭到军事审判并被处决），对英国的封锁政策也普遍感到愤怒。怀斯曼和豪斯写道，“在美国人当中有一种看法：如果他们容忍过度，他们就会丧失一个世界大国的声誉和威望”。因此，任何参战的决定都将基于对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如果美国同德国进行战争——她也许会的——那也将是出于维护美国的权利和保持她的国家尊严。”[104]
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由英国的北美情报机构负责人和威尔逊总统最亲密的机要顾问共同起草，并由美国总统本人确认生效。它囊括了怀斯曼的影响和政治报告的很高质量，这种情况在美国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之后一直继续，而且1917年底以来在伦敦卡明总部的政治五处一直起着引导作用。怀斯曼同豪斯的友谊使他（作为英国人）前所未有地接近美国总统——他们定期会晤，1918年8月他和总统及上校在一起度过了一周的假期。在战争的后19个月，在表达美国人对待战时金融、在协约国组织中的发言、战场军队的部署、对待俄国的政策以及和平计划等事情上，怀斯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他做了大量工作来帮助发展协约国在1917年到1918年间的相互协调。研究英——美战时伙伴关系的历史学家W.B.福勒将怀斯曼作为“最高人选”，给予他极大信任，让他帮助阻止许多不可避免的仇恨和冲突，这些仇恨和冲突威胁到两个强大的、雄心勃勃而又相互竞争的大国的关系，不管两国的关系有多亲密，他们的国家利益从来没有完全一致过。[105]
不管两国之间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长期分歧，在1917年，两国都想让俄国继续留在战争之中。1917年4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担心“革命的和平主义者”在俄国成为有影响的危险势力，他以“最重要的事件”电告斯普林·赖斯，叫他组织“劳工党领袖、俄籍美国人和美国的杰出人士”发送“信件，强调为争取自由民主原则的胜利而继续这场战争的必要性”[106]。接到执行这一任务的指示后，怀斯曼安排发出了一些呼吁信，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信在俄国起到了任何作用。为了对抗传说中亲德的归国流放者——如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影响，怀斯曼提交了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计划向俄国派遣亲协约国的移民[法语]团体——捷克人、斯拉夫人、波兰人和俄国人——那些在美国“得到好处”的人去作“演讲者和宣传家”。他们将“随身带去德国人在美国搞阴谋诡计的详细情况，提醒俄国同行提防相似的圈套”。他们将强调“两个伟大的共和国为了世界自由而并肩战斗的必要性”，还要“说服俄国人向德国人发起全力进攻，以推翻柏林的霍亨索伦王朝和独裁统治”。怀斯曼认为，这一行动“必须完全是非官方的，非常隐秘地进行，因为由政府支持的任何想法都会破坏这一计划”。实际上，这正是秘密情报局最适合的那种可否认的行动。
怀斯曼将这一计划交给了豪斯上校和伦敦外交部。在告诉豪斯这一计划是根据英国从俄罗斯国内得到的可靠情报制订的，又告诉伦敦他是根据美国政府搜集的情报而制订的计划之后，怀斯曼得到了双方的同意。虽然同意这一计划，贝尔福的私人秘书埃里克·德拉蒙德却指出，伦敦希望美国人单独执行此计划。但怀斯曼告诉他美国人无意与该计划所要依靠的移民[法语]团体打交道，除非通过他自己。此外，还有一笔可观的情报奖励可供赢取。怀斯曼在电报中说，“作为为美国政府工作的机密特工的实际行动，我可能加强与豪斯的相互了解，这样他在今后就会让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中采取的措施，这通常不是两个国家的政府都能知道的事情”[107]。怀斯曼让伦敦和华盛顿分别为他的计划拨款75000美元（大约相当于现价120万美元），招聘了英国作家萨默塞特·毛姆（他和毛姆有姻亲关系）前往俄国。
1915年到1916年，毛姆在瑞士获得了情报工作经验。他讲俄语，而且能够利用他作家和记者的现成身份作良好掩护。尽管毛姆后来写他接到的指示是“联系敌视政府的党派，制定一个让俄国继续留在战争中并防止受到同盟国支持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现有证据却表明事情没有那么雄心勃勃。毛姆特派团结束后的一份评论文章说，它只是“在俄国开始情报和宣传活动”的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情报方面的内容是“揭露德国人的政治阴谋”，毛姆帮助提供宣传所需要的材料。怀斯曼的特工还要“弄清是否有可能在俄国支持更多负责任的人。没有任何支持反动运动的企图，但有人认为代表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导了一场风暴’”。就危险的俄国国内形势来说，即便这种看法也过于乐观了。毛姆从美国西海岸出发时获得21000美元（相当于现在35万美元）的旅行费用资助，途经日本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于1917年9月初抵达彼得格勒。[108]
虽然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得到了他抵达的通知（但不知他的具体使命），毛姆却没有同卡明留在俄国的人有过正式接触。在长期旅居美国的捷克流亡者领导人伊曼纽尔·沃斯卡的陪同下，他接触了汤姆斯·马萨里克，希望动员俄国的捷克人和斯拉夫人为协约国的事业工作。怀斯曼用“萨默维尔”作为毛姆的别名，向国务院提交了毛姆的报告。毛姆的报告被认为向美国人提供了当时掌握的有关俄国的最佳政治情报。比如，它们是极少数准确评价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政权的软弱性、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力量和指出动员波兰和其他民族主义者反对德国的可能性的报告。在9月底报告克伦斯基政府正在失去支持和也许不能支撑很长时间之后，毛姆在10月30日同克伦斯基本人进行了一次会晤。克伦斯基在会见中要他转告劳合·乔治，因为德国人提出和平和冬天的来临，他不认为他的政府还能继续下去。当毛姆关于这次会晤的报告在11月18日送到外交部的时候，克伦斯基实际上已经被推翻，毛姆随后被召回伦敦[109]。布尔什维克在11月7日夺取了政权。因为俄国仍在使用旧的儒略历，它比西方公历晚了13天，所以经常被称作“十月革命”。他们立即请求和平。在12月16日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和平谈判导致了1918年3月3日签署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据此和约，俄国人放弃了对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前帝国领土的控制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