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是一个特工头目，他在丹麦南部的瓦姆德鲁姆有一名得力手下。该特工在1917年3月报告了丹麦国有铁路对德国人提供大量帮助的详细情况。1918年1月，他的报告引用了一名德国休假士兵的话，“成千上万来自俄罗斯的德国军队在白天经过汉堡[和]汉诺威”，这也许是德国人准备春季攻势所集结的兵力的一部分。“D.5”引用丹麦外交部一位“高官”太太的话，报告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提议在德国和丹麦之间建立亲密同盟，并以“丹麦人提[及]的石勒苏益格划归丹麦作为补偿”，这反映了卡明手下报告的高层社会传言。1918年4月，“D.62”从德国带回冯·戈韦茨将军的一位参谋官传出的高层军事传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德国的实际军事统帅）“已下令阿尔布雷希公爵率领的维登堡军团在凡尔登和孚日山脉之间发动进攻。进攻原计划在4月开始，但由于戈韦茨和博特默将军之间的分歧而被延误。戈韦茨希望进攻，但博特默反对，因为他认为进攻会造成巨大损失。公爵无法控制他们”。[72]
在瑞典和挪威的小规模行动也提供了同样的情报。应伦敦国防贸易情报署调查大量蜂蜜可疑地流入瑞典的要求，卡明的一个手下“敲击停放在哥德堡码头的木桶”，发现“80%是纯橡胶”，显然开往德国。1917年4月，来自斯德哥尔摩的“S.50”报告说，“从汉堡回来的一位女教师说，那里每周都发生粮食暴乱”。下一个月他又报告说，他参加了“一个几乎所有斯德哥尔摩的银行家和金融家出席的私人晚宴”，征询了他们对德国和俄国政治的见解。他们认为，二月革命后建立的新的孟什维克自由民主政府已经“成功地稳定了它的地位，特别针对非常暴利的超社会主义党”（布尔什维克）。几位刚访问了德国的银行家说，情况“正越来越糟，特别是奥地利公开呼吁和平”。但这两种见解都过于乐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十月革命中推翻了孟什维克，而德国人则远未被打败，虽然奥地利的战争热情正变得越来越弱。而且，作为情报，“S.50”的报告并未超越伦敦指望其外交官员在他们的常规工作中获得的报告内容。卡明的一战情报网保留下来的很多报告都包含相似的内容，不过偶尔会提供更多“军事”情报，虽然这要困难一点。1918年1月，“N.20”报告说，根据来自克里斯蒂安（挪威奥斯陆旧称）“一位德国旅行商人”的情报，在弗兰德斯、亚琛、汉诺威和卡塞尔的工厂“已在最近被匆匆搬空搬入医院了”。下一个月，“S.8”引用一位“在德军中服役获得殊荣”的瑞典人的话，计划中的进攻“很可能在四周后发生”。“在德国几乎普遍认为”这是“最后一张牌，由于兵源不足、民间的混乱和绝望情绪，一旦进攻失败，游戏将肯定结束”。[73]
其他中立国
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样，中立的瑞士似乎是针对敌国的另一个方便场所，这一点从卡明在战争初期想在那里设立一个情报站就已经很明确。1914年8月，他任命一个以一家“托运公司”工作做商业掩护的优秀语言学家为他的代表。到11月底，在瑞士有4名工作人员。到1915年初，此人为他的特工每月获得250英镑。3月，卡明“同意让他增加到300英镑”。但收获却很可怜。在1915年7月造访伦敦时，卡明告诉这位代表，“他3月份的6份电报每份花了50英磅，可是连250英镑的五十分之一都不值”。此后，卡明坚持只能根据“结果”来支付报酬。这似乎产生了一些作用，因为该代表在11月告诉卡明，他“可望每月从在德国或其他国家的4个旅游者那里得到15份报告，每月约耗资110镑”。1915年3月，卡明已经在考虑加强他的瑞士情报组。4月，他派L.G.坎贝尔少校前往靠近日内瓦的法国边境城镇阿纳马斯去建立另一个情报网，还有瑞士出生的剑桥毕业生、前传教士汉斯·维斯彻少校去伯尔尼的一个特工基地工作。同月，由于注意到“‘C’在瑞士的系统不够广泛”，总部的沃尔特·柯克和塞西尔·卡梅伦决定他们应该发展自己在瑞士的情报组织。结果，他们发展了两个情报网，其中一个以印度警察署的约翰·沃林格上尉为头目，他是负责管理伦敦以外的WL情报组织的欧内斯特·沃林格的哥哥。[74]
这些冒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瑞士不满将他们的国家当做情报交换场所，让交战各方间谍随心所欲地从事谍报活动。从1915年秋，英国在瑞士的谍报网就开始被揭露。9月，卡明提到，沃林格的“‘七或八’号桥梁观察员在瑞士被监禁”，他也关闭了维斯彻情报小组。1915年11月，当一个名叫彼得·怀特的英国人被以间谍罪起诉监禁后，自战争开始以来报道的类似判罪已经有68例。德国的一个间谍网“牵涉到112名不同国籍的人”。报纸报道显示，瑞士警察还在对另外400人进行监视，监狱人满为患，甚至“有可能建立一个集中营”[75]。统帅部间谍网遭到进一步的系列颠覆，就连沃林格雇用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萨默赛特·毛姆（他在一部短篇小说集《阿申登：或英国特工》中虚构了他的经历）也没能恢复他的组织。1916年1月，柯克得知卡明的大多数特工都被拘禁了，坎贝尔能够逃脱显然只是因为瑞士警察逮错了人。[76]
正如英国情报官员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瑞士所发现的，在中立国进行情报活动可能产生困难，不仅同东道国当局，也会给外交部和所在国的英国外交官带来困难。尽管战前定下的领事官员甚至在职武官不应染指秘密情报的方针在战争一开始就在有些地方（典型如荷兰）做了一些修改，其他地方的问题仍然存在。1915年3月，柯克从外交部的罗纳德·坎贝尔那里争取到一些让步。坎贝尔同意利用领事官员来传递信息，而且允许他们推荐特工，但他们“不能与特工有任何直接联系”。1915年11月在讨论瑞士形势的时候，坎贝尔告诉柯克，尼科尔森不会让武官“与情报局发生任何联系”。柯克反驳道，“如果不让武官在情报方面发挥作用，那他就没用了”。派到瑞士去工作的任何人都必须有某种“官职”，否则，他就不可能呆在该国“而不成为怀疑对象并使外交部难堪”。“显然，”柯克在日记中抱怨道，“和平时期的偏见仍然很强烈地存在，同德国人甚至法国人比较起来，我们被束缚住了手脚。”[77]
外交部对外交与间谍活动混合的长期担心一部分与掩护有关。如果给予情报工作人员外交官的地位，一旦他们被发现就有可能危及整个外交使团的地位。但对情报机构来说，“自然”掩护比如商人或记者又不能提供足够安全的环境，特别（如柯克所说）是在战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具体的外交官员。使团的大使和领导人的态度各有不同。贺瑞斯·朗博尔德爵士在1916年9月出任伯尔尼公使，他就比大多数外交官更通融，他同意任命卡明的人爱德华·哈兰上尉做助理武官，其他人担任不同的领事职位。哈兰自1915年12月以来一直是军事签证官，这一职位和军事管理官的头衔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用的看起来最合理的掩护。军事管理处于1915年在凯尔的反间谍局领导下建立（开始在伦敦、巴黎、罗马和纽约），这些军官在军事管理处的工作是为进出英国和进入英国军事区的人发放许可证。这是一个涉及公开搜集有用情报的职务，比如，为官员发放许可证，对个人提问，调查他们的背景和希望旅行的原因，以及（或许最重要的）与当地警察和安全机构联络。它几乎就是管理情报网的人的完美外衣。卡明终获委任，负责管理国外的军事管理处，但这一工作来之不易。1916年7月，他向外交部提出请求，获得“每月5000英镑”（大约相当于现在243000英镑），以便向彼得格勒、巴黎、马德里、里斯本、罗马、雅典、亚历山大港、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哥本哈根和纽约的11个新增官员提供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