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西斯和秘密情报局都不是完美无缺。但特雷弗·罗珀声称，到“二战”结束时“仍然完全未进行改革”的秘密情报局对于盟军的作战实力“无足轻重”，而且与它“毫不相干”[616]，这实在是荒谬可笑。诚然，秘密情报局是从一个较为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尤其是在芬洛行动中遭遇了重大损失和难堪的局面，但它却对1945年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孟西斯在无线电情报活动上的管理职责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英国秘密情报局与外国情报机构的战前联络员巩固和扩大了与盟国流亡政府的关系，并充分利用了维希政府的消息人士和迅速发展的英美关系，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情报效益。在那些中立国家，借助于“超级机密”优势进行有效的情报交流，秘密情报局在对敌情报机构上形成了压制态势，并能够对盟军极为成功的欺敌行动做出显著贡献。在“二战”期间的某些地区（例如远东地区），虽然大部分时间情报回馈的数量很少，但秘密情报网在V型武器情报、欧洲西北部海岸的观测、低地国家的列车监测和情报收集（大量地提供了诺曼底登陆和随后挺进德国的情报）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地中海战区，秘密情报局在突尼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巴里情报站在“二战”的最后两年更是成效显著。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陆军情报局第八处那非常出色的专业技术。它提供了可靠的通信设施，没有这些条件，情报的收集与传播（借用特雷弗·罗珀的话说）倒真的成了“毫不相干的事情”。
有关秘密情报局在战后组织机构的布兰德报告讨论期间及之后，从孟西斯的一些讲话文稿中可以看出，他与卡明颇有相同之处，而与辛克莱则不一样。在看过《布兰德报告》初稿之后，孟西斯写信给彼得·洛克斯利表明，对任何实现建立统一的安全和情报机构没有任何兴趣。他认为，“将各方完全整合起来可能将被证明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为了回应洛克斯利有关该情报机构潜在的政治倾向的担忧，孟西斯坚持将一条不同寻常的政治中立的宣言列入报告的最后文本当中。他认为“这对于避免人们怀疑秘密情报局会成为这个国家某一特定政治信仰的利用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一切政治团体的目标选择（无论是纳粹分子、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都必须由秘密情报局的外交部这个政治东家来具体确定”。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卡明对该机构可能成为任何一个特定政党服务的担忧至此有了一个明确的回音。虽然（如同卡明一样）我们无法知道孟西斯个人的政治观点，但我们要记住，他本人所享有的特权的社会背景和教养不可能表现出极左倾向。不过，他肯定对辛克莱所陷入的那场与英国国内情报行动的纠纷还记忆犹新，如果他根本不想扮演在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发生过程中那种模棱两可的政治角色，那就要像卡明那样表现出一种令人称道和一丝不苟的政治判断力。
秘密情报局前四十年的成功，其中一项绝对标准就是其庞大的机构能够生存下来。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必须在白厅这个达尔文式的丛林中隐忍而行，在那里，优胜劣汰是生存法则。在这个优先顺序、政策政见、风云人物都不断更迭的环境中，活跃着八面玲珑而又野心勃勃的人物，也活跃着野心勃勃而又势大力强的组织机构。秘密情报局（有外交部的大力支持）多次击退了其他机构接管它的企图，至少证明了它的无可替代性，同时也是对它尽职尽责的最好证明。秘密情报局的生存状态以及它的地位已在1949年关于第四任局长的任命讨论中加以简要概括。就在这一年，外交部便开始考虑孟西斯的可能继任人选。
“现任局长一直干得不错，”1949年4月，威廉·海特（英国情报机构联络部负责人）说道，“可如今他担任此职已经差不多十年了，也许该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有关问题的时候了。现在，我们要记住，这些问题要包括秘密行动以及秘密情报。”孟西斯即将临近的60岁生日（1950年1月）“或许会提供一个进行变革的难得契机”。在考虑可能的候选人时，海特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这次不能让人觉得它是‘男人的职位’”，他写道，“这次任命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以我们目前的军事弱项来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高效的情报，这无疑是整个情报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位”。然而，我们要寻找的最佳人选在哪呢？海特预计各军种情报机构会拿出一份长长的候选人名单，但他不认为秘密情报局的现有成员会成为“其首脑的合适人选”。尤其是，他不认为辛克莱将军（副局长）应该被委以此任。虽然他在“这个情报机构的行政管理改组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海特认为此人“思想僵化，缺乏想象力。我认为一个情报机构由他来掌管可以在组织机构上做到非常完美，但绝不会发现任何东西”。实际上，辛克莱是秘密情报局唯一的内部候选人。海特报告说，孟西斯本人也承认，除了他之外，“这个情报机构内现在还没有任何人可以考虑”。
在海特的印象中，有两个人是真正有实力的候选人。他认为卡文迪什一本廷克非常“突出”。他“可能比任何一个秘密情报局之外的人都了解这个机构”，且已经“赢得了参谋长们的信任”。而且，他正是符合这次任命思想宗旨的人。尽管他完全有资格，但真要任命卡文迪什一本廷克为一名高级官员尚存在一些问题，更不用说秘密情报局局长这样一个敏感的位置。1947年，在他当选为英国驻巴西大使时，他因牵涉到一桩离婚事件而闹得沸沸扬扬。在这期间，他曾“提供证据”，坦率地承认“与许多情妇通奸，其中有三位还与他生活了一段时间。此外，他还至少出过三次轨”。他从外交部门辞职后仍然余波未平。显然，这意味着，海特觉得，“那些被认为与他真正的资格无关的风流韵事将会最终使他难以为人们所接受”。海特考虑的另一位候选人是“保安处的怀特先生”，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军情五处成员”。由于某些海特没有“完全理解”的原因，迪克·怀特是否将“最终成为该组织的负责人”似乎“还不确定”。他具备了“这个秘密情报机构所应有的一切素质，他的任命可能有利于将这两个组织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画上一个句号”[617]。海特对怀特的未来预测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他还是具有先见之明：1953年，怀特成为军情五处处长，并于1956年被任命为秘密情报局局长，他一直干到1968年，成为唯一连任两届局长的人。
虽然卡恰盛赞海特对卡文迪什一本廷克的举荐——“对于这个职位，一般只能有一个公认的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清楚，本廷克先生就是这种不二的人选。”——当常务次官威廉·斯特朗爵士在与外交大臣提出这个问题时，贝文要求“他不应迫于压力去考虑卡文迪什一本廷克先生”。他也极为反对从各军种情报机构抽调任何人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这一意见同样也适合于军情五处。尽管如此，当海特正式给斯特朗拟订了一份候选人名单时，他还是将怀特列入其中。此外，列入候选人名单的还有一个高级海军军官、三名外交官和两个情报机构以外的人，包括彼得·弗莱明（作家伊恩·弗莱明的哥哥），他曾经在特别行动处任过职。海特再次宣称，秘密情报局内部“没有任何合适的人选，虽然‘C’自己认为，他的现任副局长辛克莱有资格接替他，但我并不赞同他的看法”。在与首相讨论此事后，贝文告诉斯特朗，艾德礼提出了在“我们整个情报部门，即海陆空情报机构、‘C’的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中进行一次调查遴选的可能性，但他“还没有打定主意”。与此同时，贝文得出结论，“让‘C’再干上一年左右可能会更好一些”[618]。孟西斯在局长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952年7月，继任他的最终还是约翰·辛克莱。
从一位可能继任的新局长这一问题上的讨论也反映出，在经历了四十年之后，政治家和高级官员是如何从更广泛的政府背景来看待秘密情报局的。没有人反驳海特的主张：这个职务是“整个情报组织最重要的位置”，尽管海特也指出，政府通信总部“现在实际上是完全独立的秘密情报机构”，但没有丝毫的迹象（即使在“二战”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表明，无线电情报比秘密情报局人工情报在可靠性上更具优势。贝文决定，各军种不应再继续享有其最高职位的垄断权。这体现了外交部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即秘密情报局是一个跨部门的组织。这可能还体现了一种愿望：秘密情报局应更主要地作为一个文职机构，在整体上理所当然应隶属于外交部。从一开始，外交部就击退了海陆空三军部门连续多次想接管秘密情报局的企图。如今，它也不准备放松对秘密情报局局长任命权的控制。
在秘密情报局的前四十年中，至少就海军和陆军情报局局长而言，该机构从作为他们的帝国（以及一个由各军种在职或退休成员组成的机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公开场合不予承认），发展到一个广为人知、完全隶属于外交部管辖的现代文职和自治机构。其实，从海军和陆军机构到文职机构的转变可以通过一个事实加以印证，它的前四位局长在接任之时都是现役军官：他们依次为两位海军和两位陆军军官，可此后的所有局长（尽管他们可能在军事部门服役过）都是文职人员。此外，1949年，首相参与了秘密情报局局长人选的讨论也反映了秘密情报局及其领导得到了高度重视。显然，秘密情报局局长人选已经不再是外交大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而艾德礼建议再一次进行审议也表明，一个事关重大的关切问题仍然可以在情报界加以改进，进一步凸显了政府最高层对整个情报工作给予关注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经济疲软，军事实力相对下降，而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重大挑战的上升，就更需要格外重视情报方面的表现。也许，这是英国仍然可以领先世界的一个领域。其核心就是秘密情报局，到1949年，该机构已经成为一个颇受重视的英国常设机构。
孟西斯喜欢提醒他的外交部东家，“过去一直被视为谍报界两位最伟大的权威”：瓦尔特·尼古拉上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陆军情报局局长）和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两人均指出过“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秘密情报机构至少需要四十年时间”[619]。英国秘密情报局似乎也是这样。1909年10月，海军中校曼斯菲尔德·卡明独自一人坐在他的新办公室里考虑着究竟该做什么，而到了1949年，斯图尔特·孟西斯爵士在英国国内外所拥有的员工已经超过了2000名[620]。不过，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基本上还是相同的：卡明、辛克莱、孟西斯和他们的同僚，有责任（其实是特权）秘密而谨慎地向英国政府报告联合王国的全球国家利益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20世纪上半叶，英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民主国家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及和平时期所面临的无数次危机中劫后余生，部分应归功于情报部门的贡献，其中秘密情报局占据了（并继续占据着）一个重要部分。而秘密情报局本身作为一个常设和越来越专业的情报机构能够生存下来（尽管并非完美，并非没有劣势，也并非没有失败），就进一步证明了它的适应能力，它的反应能力，以及它的团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