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情报官年度报告提出，秘密情报局评估标准应和政府其他部门及部队的标准保持一致，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基本表现”，专业能力及心智能力，语言能力，以及“是否建议晋升”。情报局同时开始考虑其成员的福利问题。百老汇大楼的底楼成为他们午餐的地方，有午餐补贴。虽然便宜，但“太简单了，而且环境也很不理想”。对一些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正如1946年9月孟西斯汇报，他已经注意到“一小部分情报官……似乎将其午餐时间延长了，超过了规定的一小时（这时间已经够长了）”。情报官们被提醒，“绝对不应该因为工作以外的事情而延长午餐时间”。鉴于“情报官”与“其他层次的人员”是有区别的，从1948年开始，情报局资深成员可以“在更有益于健康的、有女招待服务的（当然也更贵）百老汇俱乐部享受午餐”。该俱乐部设在总部大楼里，类似高级公共休息室，同事们可以在这里比较自由地谈论情报局的工作事宜。对年轻的情报官来说，受邀成为俱乐部“晚会成员”是莫大的荣幸，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在非正式的场合见到他们的资深前辈。但即使是在百老汇，也必须注意安全问题。1947年11月，辛克莱提醒情报官“不应在通信员等面前，或在电梯、过道等处，或在倒废纸篓的时间等，谈论秘密事宜”。
搬新总部大楼的事一直未定，因此，战后情报局的许多改革事宜都搁置了下来。1926年以来，总部大楼一直位于百老汇，这里拥挤不堪。而且情报局的各部门分得很散，在伦敦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好多大楼里都有。百老汇逐渐成为秘密情报局的代名词，这让一些部门尤其是联络处，非常担心安全问题。比如，据报道，1944年5月，开罗的战略情报处及特别行动处的情报官，“都称秘密情报局为‘百老汇’”。此后，上级指示，情报官“应该称此机构为‘C’，而绝不是百老汇、秘密情报局或任何其他称呼”。1945年10月，情报搜集处处长称，“‘百老汇’这个词在各情报机构与总部之间的电话通话中的使用频率如此之高，让他觉得非常吃惊”，他认为这是“十分不安全的”。
情报局局长委员会指出，目前这个地方“让人非常不满意”，并开始考虑新总部大楼的问题，秘密情报局及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都将入驻该新大楼。委员会以“非常不现实”为由拒绝了这样一条建议：秘密情报局“应该位于农村”，比如伦敦北部的伊士各，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于1946年从布莱奇利庄园搬至于此。委员会从工程部获悉，白厅的任何新大楼的竣工使用都需要至少五年时间，便告知孟西斯“需要采取最积极、最主动的措施”。和许多其他人员一样，孟西斯对老地方非常有感情，因此对搬出百老汇的事并不热心。但是，1949年，工程部在威斯敏斯特的马沙姆大街找到一块地用以修建总部大楼，大楼将专门为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而建，军情五处是主动申请要入驻该大楼的。之后修建工程便开始了，但后来因为政府建筑一律被冻结，工程被停止了，两个情报机构只好各自做安排。秘密情报局一直没有新的总部大楼，直到1964年，才搬入伦敦朗伯斯区的世纪大楼。
技术开发
“二战”后，秘密情报局的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主要有两个部门。特别行动处技术开发团队加入秘密情报局，组成了培训与开发部；同时特别行动处在斯蒂文尼奇的第十二站，由于有非常丰富的战争经验，主要负责各种秘密设备及特别行动所需物品，比如蓄意破坏、爆炸、保险熔丝、药品，及各种化工任务。秘密情报局在战争期间的技术部并入了政府通信中心，主要负责无线通信及电子开发。该通信中心同时还负责外交部的安全通信，因此它既归秘密情报局管，也归外交部管。由于两个部门都承担着十分重要的支柱性职责，绝不只是秘密情报局，它们的资金来源于公开表决拨款（这也是布兰德报告所希望的）。对材料与设备的管理，与对其进行研究及开发是同等重要的，包括对交通设备的管理。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陆军军需处上校，代号为Q，被派来负责这方面的事务。Q处还接管了照相复制及培训处，该处设在百老汇，旁边是“二战”前就已经存在的打印及复印部。
1947年9月开始，培训与开发部发出一系列“开发简讯”，以告诉同仁们他们的工作情况。第一条简讯宣布，“培训与开发部的开发任务是为特别行动研制设备。比如我们需要一种特别的消声武器，但我们不必研究枪或消声器。这个工作由研究部门来做。不过，我们需要他们的枪和消声器，以改装成适合我们特殊需要的东西”。目前正处于调研中的“五条主线”，可以说明我们的设备可以完成些什么任务（这可能也包括秘密情报局的行动）。第一，“能够增加企业盗窃人员安全性的装置”。红外线设备太重，因此目前正在研制一种能够照射出“深红光线”的手电筒。第二，“能不出所料地致人昏迷的药剂或药片”，要记住“对不同的人用量不一样”。第三，“打开保险柜的方法”，对此专家认为“并非没有希望”。他们正在试验使用电子设备，“而不是用手或砂纸，因为这绝不是什么‘找到口子’的有效方法”。第四，“使用时绝对无声的枪支消声器”。开发部已经研制出这样的玩意儿，“在有任务需求时，只需要将它安装在某个武器上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研究“文件销毁”办法，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任务，但战争的痛苦经历表明这是值得尽全力的。1940年德军猛烈空袭前，情报站销毁文件资料遇到了极大困难。除了信使需要立即销毁文件的情况之外，办公楼“每天也需要销毁废纸”，以免引起火灾。研究人员全力研究“如何销毁需要你要保留到最后时刻的文件”，这必然包括那些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文件，“而这个最后时刻比你预料的来得早了一些。你根本没有时间把它们都扔到炉子里去，因为那个强悍的人会一只手对付你，另一只手把你扔进炉子的东西又抓出来”。有多种销毁办法正在试验中，包括加速燃烧和使用化学物质。比如使用酸，但在常温下这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将文件销毁。因此必须想办法升高温度，既能让文件碳化（因为“烧焦的纸更容易溶于硫酸”），又能加速整个销毁过程。但一直没有研究出万无一失的、完美的办法来。因为目的是要“保证一整柜文件的迅速销毁”，而且“我们希望，文件消失的时间只相当于冲上一层楼梯的时间”，“一个又矮又胖、患有痛风的男人，气喘吁吁地冲上一层楼梯的时间”。
战后技术开发使特情局计划的特别行动成为可能，同时渗透性特工进入敌方也更加容易。1948年1月，为解决如何摆脱追踪犬的问题，使用各种物质进行了各种实验，包括使用饿酸。因为饿酸“能够破坏气味，效果可达两个星期，即使它只有一天时间让追踪犬彻底搞不清方向，我们也可能已经实现目标”。第二年，培训与开发部拟了一份关于空中支持行动的详细报告。报告很明显吸收利用了战时经验，其中“一些关于狗的注释”，表明了该领域的研究情况。曾有人建议用茴香阻碍追踪犬的行动。“所有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比较有研究的人”都称“狗是无法抵制茴香的诱惑的”，但是“我们在试验中发现，‘经过训练专门识别人体气味的狗’，对茴香或其他任何好东西，都是‘无动于衷’的”。也有人称，“熊油或猎豹油”能够唤醒狗的“原始记忆”，“它们会飞快地逃离这样的东西。我们对此表示怀疑，也不是没有原因。‘二战’中，曾有人将一块熊油丢给一条狗，结果它迅速地吃掉了这块油，速度快得惊人”。还有一个办法是隐藏身体气味，计划用脱臭剂来进行试验，但这被认为是“很不可行”的，因为要让身体的气味完全消失，需要的脱臭剂会很多、很重，“在进行秘密行动时，这似乎不具有操作性”。
1949年12月，“开发进展报告”对该领域工作的进展情况做了进一步说明，同时还谈论了秘密情报局与政府其他部门在技术问题上的交流情况。目前已经开始研究英国皇家空军运输控制发展部使用直升飞机的问题，同时指南针在可折叠帆布艇上的使用，“也已经在海军部进行了令人满意的试验”。德国军犬学校正致力于怎样避开追踪犬的问题。皇家空军医疗服务部也已接到任务要求，“全面考查如何在作战指示及审讯过程中使用催眠术或药品”，同时“研究怎样使用塑料透镜来装成白内障患者，以避免被强征为苦力”。后方专家正对一种遥控“计数器”进行前期试验，然后秘密情报局将对其进行实地测验。东部地区总监安德鲁·金（1947年5月设立，负责德国、澳大利亚及瑞士），“已经递交使用掺毒香烟的请求”，并且已经确定“可卡因是惟一可能的毒品……将会产生期望的效果”。但是，“在这个地区要弄到生产足够香烟的足够可卡因是不可能的”。“在破坏活动中使用生化战剂”的问题，已交由波登当微生物研究中心研究，该中心作出的回答是，生化战剂“在破坏活动中是否可能使用，还不够明确”。
同时，销毁文件的问题也得到“圆满的解决”。想销毁装满文件的文件柜证明确实是万分困难的，因此技术人员“需要考虑保留最少量的文件资料，最后一致认为，保留电码本及三份最重要的文件即可”。“去掉电码本的硬封面后”，这些资料的总重量是九磅。这样，销毁速度就加快了。“在实验室条件下”，他们在这些文件中“插入有氧物质”，不到两分钟便将其成功销毁。试验的下一步，是要看“锁在模拟保险箱中的文件是否也能被销毁”。大约有四十个人观看了这个非常精彩的户外试验，正如一篇报道所写的那样，“刚开始的大约十五秒钟，除了保险箱底部通风孔冒出的一小股烟雾外，没看出有什么变化。然后，便开始燃烧了，烟雾越来越大，很快变成咆哮的火舌”。后来有一些观众说，他们觉得保险箱“快爆炸了”，“里面喷出的气体威力如此巨大，保险箱都从地面蹦起了几英寸高”。那篇报道的作者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当时他已经躲到房子后面一个安全的地方”。于是便研制出另一种保险箱，文件在里面的燃烧过程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几乎没有火苗从通风孔冒出来，尽管四周浓烟滚滚，无法去人”。研究与开发部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同时研制出了这种能够“在两分钟内彻底销毁”九磅文件的能燃火的保险箱，这都是值得庆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