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布兰德委员会在1944年12月为秘密情报局战后发展制定了基本原则，但同时他们认为，只要能成功地对英国情报局机构（事实上，也许是整个国家机构）进行重组和整顿，便可为情报局的发展获得喘息的机会。可这种推断最终证明是过于乐观的。“二战”后的英国及其秘密情报局面临着太多新的挑战，尤其是要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而当时的英国精疲力竭，百废待兴，整个国家实际已处于瘫痪状态，这样的现实很快将乐观的情绪一扫而空。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出人意料地以绝对优势击败保守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意味着秘密情报局有了新的政治主人。虽然工党是大战期间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力量，艾德礼（及工党其他领导层人物）对秘密情报局的存在及其职责也了如指掌，但是艾德礼内阁在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国家重整时，却把主要的精力和资源都放在了国内事务和国家重建上。不过，这也为战后对情报机构及秘密情报局在其中的地位进行审查做好了一定的准备。
白厅之战
在布兰德的建议下，曾任安全局局长和双十委员会委员的范德雷特·斯图尔特爵士在1945年夏就展开了对英国国家安全局——即军情五处——的调查工作。是否将军情五处和秘密情报局合并为一个机构，这个存在已久的问题再次被考虑，不过很快就被否定了。斯图尔特为军情五处在和平时期的行动草拟了一份指令，指令明确指出，军情五处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国土安全的目的”，其职责所在仅限于英国领土范围之内。“军情五处，”斯图尔特写道，“应该继续以过去的方式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内获取‘反情报’。而通过秘密方式在联合王国之外的其他地方获取情报，包括反情报的任务，必须仍然由秘密情报局负责。”尽管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坚持认为，再加上一句类似“关于和外交部相关的事务或秘密情报局负责的事务，在未经外交大臣同意的情况下，不得采取任何行动[529]”的话，外交部的情报工作职责便能得到正式认可，但艾德礼在征求孟西斯的意见后，还是在1946年4月批准了这份指令。
“二战”末期，秘密情报局与外交部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层次。在高层，孟西斯和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进行定期会晤，共同处理重大决策问题。1946年2月，亚历山大·卡多根的职务由奥姆·“莫利”·萨金特接任。较低一层常务次官的私人秘书们在日常交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中较有名的有不幸于1945年2月早逝的彼得·洛克斯利，以及在1946年初到1949年春接任其职务的汤姆·布罗姆利和奥布里·哈尔福德。从1943年开始，直接由常务次官负责的外交部联络处主要负责军事计划，以及联合情报分委会[530]和联合计划处等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卡文迪什——本廷克任联络处处长兼联合情报分委会主席，直到1945年7月哈罗德·卡恰继任他的职务。1946年秋，该职务又由威廉·海特接替，他一直任职到1949年底联络处被常务次官处取代。常务次官处接管了联络处负责的工作，以及常务次官私人秘书负责的涉及秘密情报局及其他情报机构的所有工作。1942年初，外交部通过“为局长选派私人助理”的方式，开始派外交部代表到秘密情报局总部任职，双方因此进一步加深了联系。相继到秘密情报局任职的有帕特里克·赖利和罗伯特·塞西尔。1945年4月罗伯特·塞西尔被任命到华盛顿大使馆就职后，局长助理的职务便由秘密情报局内部人员担任，直到1946年10月局长私人随从进行改组。改组后，特伦斯·加维（曾任常务次官私人秘书）被任命为情报局局长的外交部助理。自此，秘密情报局和外交部便主要通过情报局局长的外交部助理进行联系。
1946年初，哈罗德·卡恰拟了一份关于秘密情报局工作的文件，对战后初期情报局的情况作了非常有用的介绍。他很肯定地认为，孟西斯“正尽全力保证提供只有他才能弄到的情报”。至少卡恰相信，到1946年初，苏联已经成为最大的威胁。他的报告记录表明，这也是外交部的观点。“主要目标，当然应该是苏俄，”他写道，“苏俄控制的领域固若金汤，要突破它非常艰难。共产主义领域更大了，我们的任务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他认为情报用户需要注意三方面因素：“耐心、资助和利益。”需要耐心，“因为要让一个情报人员取得对方的信任，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所需要的情报”。需要给予资助，“因为没有必要的资金，取得秘密情报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要有利益，“因为情报对情报客户是否有价值尤为重要，你得确保获得的情报正是你所需要的”。
在这份文件中，卡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秘密情报局战后工作的重要问题，其中包括资源分配和任务分配问题。资源分配既要根据整个秘密选举的情况，也要看是无线电情报，还是人际情报。任务分配涉及军情五处的责任分担问题，以及一些特别行动的问题。卡恰首先列出了一些“秘密方式”，认为当前情报局（包括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应组织起来，通过这些秘密方式获取情报，包括对电报的截获、电话（“绝密，不得向外交部以外人员透露的”电话）的监听，以及“特工”的报告。他指出截取通讯情报的优势在于“我们获得的是外国政府或它们的代表之间的通信实况”，而特工报告“主要涉及的是非常不同的领域，也就是那些一般人员通过普通手段很难（即便不是不可能）获得的情报”。在这里他把“共产主义活动”作为了一个例证。然后他又谈到情报机构问题，指出孟西斯“在战争末期就开始重新审查整个机构，以确保能在和平时期长时间提供所需要的情报”。但仍然存在“两大问题”：“1.如何在‘截获’的情报和特工报告之间分配经费；2.如何对情报机构进行改组，以获得和平时期所需要的特工情报。”
卡恰知道无线电情报机构“在本质上很耗费资金，而且还不稳定”，但他也注意到所有部门“都非常希望它能继续存在，即便是不能维持战争时期的规模，至少也应当有较大规模，以保证‘硬新闻’的获取”。他报告说，孟西斯正在“重组和整顿自己的‘工厂’”，正与美国和不列颠自治领[531]“交换意见”，同时，孟西斯还获得财政部的正式批准，大部分“监听费用”都来自表决拨款。关于人际情报机构，卡恰指出，秘密情报局现在不得不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在政治方面，而非战争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的军事方面。而且，秘密情报局需要进行非常大的改组，因为它在战争期间“和其他情报机构的合作过于密切，结果它的许多成员的身份都‘暴露’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维持英国特别行动处的保留职能，包括“在国内进行培训和研究工作，在国外搜集对战争中特别行动有用的情报，寻找合适的登陆地，以及确立爆破目标等”。[532]
关于联络处新任常务次官奥姆·萨金特的工作问题，卡恰于1946年2月拟了一份函件。他在函件中证实孟西斯在忙于对“他的许多行动中的每一项行动”进行“认真、彻底的重新梳理”。他认为，这项工作“在年底之前是无法完成的”[533]。事实上，早在1945年春，孟西斯便积极响应布兰德报告，领导秘密情报委员会开始了战后情报工作计划。虽然孟西斯是委员会主席，但自1938年以来，日常工作一直是副主席莫里斯·杰夫斯负责处理。委员会其他正式成员有迪克·埃利斯、比尔·科尔多和金·菲尔比负责。这样，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便达到了平衡，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成员（杰夫斯、埃利斯和科尔多），也有相对较新的成员（菲尔比），尽管新手也许同样能完成在苏联的情报任务。
1945年11月13日，委员会在报告中称，他们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为秘密情报局在和平时期的组织结构制定实际可行的计划，让它在危机时期能够快速发展”。这显然是基于“布兰德结论”之上的，要求情报局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同时鉴于其在战争后半期的状况，其组织结构需要简化。委员会提议秘密情报局分成四个处：情报任务处、情报搜集处、财务行政处及技术服务处。同时委员会提出最高指令，要求情报局局长必须有一名副手，该副手“应真正起到辅佐的作用……对四个处的所有工作向情报局局长负责”。该项要求所暗含的对战争时期危险做法——不时地任命只负责某领域工作的副处长、副局长或局长助理的做法——的职责很明确。此外，每一个处都由一位处长负责，四位处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成执行委员会，联合行动。
情报任务处“负责情报目标确定、情报质量监测及情报搜集处任务执行的管理与辅助”，同时，它还要“保持同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保证所获情报带来最大互利”。布兰德强调，有必要增强秘密情报局与情报用户之间关于情报要求的对话。因此，秘密情报委员会提议，将情报任务处分成七个负责不同情报领域的科：政治、反情报、科学、经济、海军、陆军与空军以及协调科，协调科评估秘密情报局是否达到任务要求，是否提供了足够背景信息资料。委员会还提出，各处人员编制应有不同规模，其中反情报处（由菲尔比任处长）规模当属最大，需有十位成员。这反映了反情报处的前身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一种普遍的观点——纳粹组织在战后将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此外，对海外情报站“渗透性的、对抗性的和分裂性的”情报活动，及“颠覆性的政治活动”，情报任务处负责提出建议与意见。科学情报被认为尤其重要，因此它“在秘密情报局工作指令中几乎居于最优势的地位”。“虽然科学情报可能比较少”，委员会总结说，“它们仍然可能是最重要的”，而且能够感觉到“世界大多数科学秘密的发现”都“更有可能源于秘密情报局提供的信息”。因此，分配给科学处的是具体的研究与整理工作，并希望其基于战时经验与教训会有所改进与提高：“二战”时对付“高精武器”（德国V型飞弹）的专门委员会的沉痛教训，有力地证明了情报必须掌控在经过训练的小组之内。
情报搜集部则负责“获取各种秘密情报”，承担“秘密情报局职责范围内的反情报活动”。这里“反情报活动”似乎说明军情五处与秘密情报局在职责上有所重叠，曾一度影响着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但这也说明“反情报”这个词已经成为秘密情报局常用的一个专门术语，指对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主动出击，而不是主要目的在于防御的“反间谍活动”。这反映了秘密情报局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情报活动”除了要保护自身的活动与安全，还要保护国家的普遍安全。委员会还计划让情报搜集部“监督与协调所有双面间谍及欺骗性间谍活动”。同时，委员会提议设立以下五个地区总监，负责秘密情报局的所有情报站及情报组织的所有活动：西欧地区总监，负责低地国家、伊比利亚半岛、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以及非洲西部、中部和南部；北部地区总监，负责斯堪的纳维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地中海东部地区总监，负责匈牙利、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以及远至伊朗和非洲东北部的中东地区；远东及美洲地区总监，负责印度东部所有国家及西半球所有国家；情报管理研究总监，负责管理“直接由总部控制的所有特工人员”，并为其他总监“物色情报人才”。这样的安排在1945年底得以实现，只是西欧地区在1947年5月被分成了西欧东区和西欧西区。
但有一个特别的机构仍然保持着原样，即使是情报局局长委员会最坚决最彻底的改革家们也不能动它，即特别联络控制处，由比菲·邓德代尔二战时期控制的势力团体的剩余部分组成。比菲·邓德代尔精心建构的联络网包括战前的法国情报机构和战时加入的波兰情报机构。邓德代尔位于伦敦附近的情报站实际上是独立的，其情报人员“都是会俄语的，十分专业的人员，并且他们中大多数都是俄国人”，他们的任务是搜集、整理和分发俄语资料，其中部分资料是波兰人提供的。考虑到邓德代尔在情报局中的地位，委员会即使不十分清楚他到底在干些什么，也“明白特别联络控制处与前法国情报二局之间仍然维持着某种存在已久的私人联系”，并“允许这种联系保持不被打扰，不管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委员会只能间接表明，邓德代尔的组织可能最终要归新情报搜集部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