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迄今为止问题多多的官方身份伪装，委员会“毫不犹豫地建议”外交部给秘密情报局成员提供住宿，但没有必要按外交人员或领事的级别安排，“这一点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他们指出，“默默无闻比官方身份优势更为明显”。此外，秘密情报局代表不应保有任何头衔。“根据情况不同，做出一些改变，使用像海军、陆军、空军助理武官或助理商务秘书等头衔，”报告接着说道，“我们发现，委托部门总是迫切希望得到优质的秘密情报，但当要求他们借给秘密情报局代表用以伪装的身份时，总是表现得不太积极。”无论采用哪种身份伪装，布兰德肯定秘密情报局代表们都无愧于这些身份：“如果伪装成商人，那么他必须真正地做生意。如果作为助理商务秘书或领事馆成员，他必须承担大量商务或领事方面的工作，不仅要欺瞒同胞，同时还要在使团的同事中间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委员会重申，委派秘密情报局代表至英国使团的做法“在没有事先告知或征得外交部的同意下不应做出对所驻国有任何不利的行为”。过去，他们写道，这“曾是一条严格的规定”，但在战争期间，“标准大大地放宽，如今在中立国家，违反和遵守这条规则都被认为是一件骄傲的事”。
为战后情报局打下基础的《布兰德报告》的开始部分
在反间谍工作领域，该规则可做修正，因为委员会认定在外国的反间谍工作“无须妥协”。此领域的秘密情报局代表应“让相关国家的警察和第二局都认识自己，在许多时候可以积极寻求合作”。此外，这些代表可以安全地使用签证官这一头衔，战前几乎所有秘密情报局成员都用过。报告称：“在他们办公室的门上挂上‘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铜牌对他们不会造成任何额外的伤害，这一事实已众所周知。”使用签证官的称号还有些优势，因为“如果‘C’手下的反间谍代表都拥有这一头衔，而他的其他代表却没有，那么外国警察当局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前者身上来——本来应该得到关注的是后者，前者从来不做任何妥协的行为。的确，可以证实的是，人们愈是认为‘C’手下的反间谍代表的工作就是搜集秘密情报，情况就会愈好”。对战时反间谍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作出总体评价的同时，委员会指出，“在其鼎盛时期，它需要花费大量金钱在人员、卡片索引和其他记录上”，“如果战后因为反间谍工作的重要性下降而减少在这些方面的花费，那么会因此妨碍到秘密情报局主要部门的工作，这是大错特错的”。另外，反间谍工作还存在一个潜在的政治方面的难点。在之前的一份草案中，布兰德曾坚持秘密情报局“不应把精力放在调查政治机构的活动上”，如“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除非接到特别指令，但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516]。委员会还承认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间的许多领域有“重复或重叠”，“两个独立的机构负责的领域如此相同，是多么浪费的一件事”。因此他们建议“近期”将分别对这两个机构就其职能划分进行调查。
委员会认为反间谍工作是秘密情报局和外国情报机构间“合作最有成果的领域”。战争期间，秘密情报局和“盟军的情报机构”联系非常紧密，结果这些机构“如今非常熟悉我们的人员，多少也了解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方法。现在这已不重要”，布兰德说，“但我们不认为这种情况在战争结束后还应该继续”。委员会不主张停止同盟军情报机构的全面合作，因为在战后，合作仍能“产生好的成果”。此外，他们觉得“与外国情报机构间象征性地公开合作能隐瞒我们把精力转移到其他渠道上的事实”。合作（或如今所知的“联络”）“不再是秘密情报局的工作重心”，重心应主要放在建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战后机构”，“外国情报机构对其工作方法、人员及其他秘密一无所知”。考虑到许多关于未来英国作为自治大国地位的设想，委员会断言“秘密情报局的发展不能依靠其他人而只能主要依靠自己”。
布兰德还提出了特别行动这一棘手的问题。在提出特别行动处“目前行动”并未向他们征询的同时，委员会略带狡猾地报告：他们“因此认为要求该机构的成员不要出现在我们面前是明智的举动”。但同一些人，包括外交部的部门领导及“某些秘密情报局代表”商量过之后，他们认为“不说出另一个独立的负责相同领域的情报机构的存在对秘密情报局造成的危害，就不可能对秘密情报局进行调查”。因此报告决定“和平时期任何不向外交大臣负责的驻外情报机构的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特别行动处最终应作为一个独立机构；适宜保留的特别行动应由秘密情报局负责。
外交部有段时间也持相同观点。1942年12月，卡多根致信特别行动处查尔斯·汉布罗，解释外交大臣“最终敲定”战后不允许两个情报机构同时存在，只有受外交部控制的情报机构才能在欧洲大陆上行动。当时特别行动处显然不接受这个决定，他们设想在战后可以长期存在于前敌占国家（1945年5月曾向参谋长委员会就此提议）[517]。但也出现了不同意见。1944年4月，比尔·卡文迪什——本廷克写道，他不能“相信任何有理智的人和不属于特别行动处的人真的认为战后机构应脱离秘密情报局，不受外交部控制”。6月，驻希腊英国大使雷克斯·利珀同彼得·洛克斯利一道提出，战后特别行动处在巴尔干半岛是否还有任何作用（对此利珀强烈反对）。洛克斯利告诉他有关布兰德委员会的事，并称该委员会正在考虑“一些在战后世界对于外交部和我的朋友[秘密情报局]具有共同利益的事宜”。“你知我知，”他告诉利珀，“我们十分肯定地提议如果或当需要任何机构进行秘密行动时，应该由我朋友的机构负责而绝不是让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洛克斯利暗指这一切事实上都是外交部的诬陷，要求利珀“对之前提到的事守口如瓶，特别是关于布兰德委员会这部分内容，因为特别行动处完全没有参与其中”。[518]
无论如何，布兰德没有摈弃特别行动的想法，只是提出在战后，不大可能有太多需要用到特别行动的地方。然而，委员会用极为谨慎、具约束力的措辞指出，“在所有海外国家，英国政府采取贿赂等方式以促进外交政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相反，秘密情报局花钱则只为搜集情报），放弃这个原则是错误的”。委员会认为，秘密情报局应建立一个小型部门以保留和发展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骗术”），并专门为“战时秘密行动”作准备。外交部则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在中东地区可能必须开展此类行动。多年来，众多英国机构都向当地领导人“进贡”。委员会却认为，一个独立的管理“新闻机构、广播站等，表面上受阿拉伯控制，事实上宣传英国观点”的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布兰德考虑了各种特别行动，包括“招募私人进入外国的政治党派或特别团体等工作，这些人对此类党派或团体具有一定影响力”。有人建议对于有些团体——如“反对党、少数派、新闻界、工人、商人或教会组织”——“各行各业的英国人”比英国大使更能同他们建立密切良好的联系。此类行动——“私人进行劝服工作和影响他人的方式”——似乎不会给英国政府带来特别影响，但委员会微妙地指出，“外交部和私人之间联系过于明显，这似乎不可取”。尽管没有说出“该提议的优点”，但委员会认为“实践会证明把任务交托给秘密情报局主管是非常明智的”。
对特别行动的考虑顺理成章地把委员会引入了秘密工作的技术层面。人们认为战时发展起来的大型无线电通讯部门规模应该大幅缩小。孟西斯告诉委员会他认为“在和平时期最不可能”需要给情报员配备无线电设备。假设外交部拥有自己的无线电通讯设备，那么秘密情报局就可以使用，并且更新和维护安全通讯的花费也就从秘密表决拨款转移到外交部的预算上。除了专业的无线电设备，布兰德指出，在战时，“甚至于和平时期”，情报机构还需要“秘密墨水和类似工艺、微缩胶卷、伪造文件、印章等”，和“破坏及反破坏装备，包括某些类型的武器”。显然为了维持英国的专长，跟上“其他国家的科学发展速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应随着战争结束而停止”。布兰德的看法是此项工作尽管高度机密，但并不需要依靠秘密表决拨款，应该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部门以达到以上目的，该部门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具有同等地位。秘密情报局主管担任研究部门的主任。既然该部门更多时候服务于军方，那么陆军部应该支付其开销。
布兰德为未来研究筹集资金的建议反映了委员会的整体看法，即每一笔花费都要公开解释理由：“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按照原则，二是因为对秘密表决拨款的反对大大超过必需品指令。”委员会称秘密表决拨款越多，“国内遭遇议会评论和批评的风险越大”。另一方面，过于节约也很危险。委员会称“强烈希望人们能记住的是上一场战争刚结束，秘密情报局就遭遇到资金紧缺，直到1936年秘密表决拨款启动才开始恢复。自从拥有可以支配的大量资金后，秘密情报局开始提供丰富的情报”。因此他们还希望“再次郑重提出警告，不要过于削减秘密表决拨款”。委员会认为应该公布秘密表决拨款在战时的数据。1936年拨款为17.9万英镑，1943年增至1500万英镑（其中秘密情报局分别占到11.7万英镑和417万英镑），他们担心公众舆论对此会有看法。“我们担心，”他们写道，“英国民众认为，过去几年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盖世太保在活动，我们担心暗中搜集他们看法和活动信息的做法会遭到反对，可能导致由于不了解而引起对秘密情报局的强烈反感。”他们断言，如果秘密情报局局长或高级军官如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通过公开声明证实秘密情报局提供情报的重要性，那么招致反感的可能性便会降低。
布兰德提到的最后一点就是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委员会称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在战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尽管谁也没有预料到它会成功。考虑到1940年汉基调查时发表的观点，他们称在上次大战期间，“普遍认为”“密码学校再也不会发挥比战时更大的作用。今天几乎不得不再次这样说，因为难以想象有什么时候会比我们现在破译的无线电情报更多。但这样说言之过早”。他们认同“为了使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破译一切可破译的东西，应不惜时间、人力和金钱”。然而，“用密码学提供情报可能会很浪费，这一看法增强了对一流的秘密情报局的需求”。至于秘密情报局和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间的关系，委员会认为他们“绝不应建议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脱离秘密情报局局长的最高控制，因为我们坚信针对外国的所有秘密情报工作都应受统一命令”。然而，委员会清楚意识到，过于依赖无线电情报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反对秘密情报局和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全面结合。“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只会令秘密情报局人员觉得他们可以依赖密码学校的成果，而不再激励自己通过情报员搜集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