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西斯于1942年5月召回德纳姆（德纳姆直到10月才离开加尔各答），并派李奥·斯蒂文里上校接任。李奥·斯蒂文里上校是一名印度军官，其家族与沙皇时期的俄国有商业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他曾效力于俄国的陆军情报局。20世纪30年代初，他担任英国驻伊朗东北部城市麦什德的军方随员。1939年，李奥·斯蒂文里上校受雇于秘密情报局。20世纪40年代初被委派至第九处（b），“从远东搜集特别的军事情报”。军事当局不断向情报搜集人员施压，同时，特别行动处也正积极扩张，其强有力的政策受到处于困境中的印度士兵和飞行员追捧，因此斯蒂文里处境特别困难。为了保护秘密情报局的生存和自主权，短期内他不得不迎合军方的节奏，为他们提供紧急的作战情报，这是违背他的初衷的。作为一名印度军人，斯蒂文里应该最了解军方的需求。但他的方法惹恼了秘密情报局的资深情报人员。军队对于当地情况的无知让格林特别失望。他曾在缅甸工作过几年，“训练过最初的缅甸情报人员”，并招募了一些当地的情报专家，包括前缅甸警察情报官员。格林认为，最好的路线是走“后门”，经过昆明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在那里他可以与现有的可信的情报员重建联系，派遣他们进入日军后方，接着进入战场。军方则认为他们需要的是能够直接派往前线的情报员。斯蒂文里接受了这一观点，“陆军情报局透过69000号（斯蒂文里）施压”，格林不得不“尝试军方和其他‘情报’机构的建议，但结果以失败告终，派遣的情报员未能越过边境进入前线”。他说：“我了解这个边境，但人比这个边境麻烦得多。如果当时有人支持我，现在（1943年8月）我们可能已大有收获，而不是绝望地漫无目的地努力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格林寄予重望的一个情报网络由路易斯·加尔文少校负责。日本入侵前，他曾是马来亚——泰国边境城市巴丹勿刹的一名移民官员。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加尔文招募了一批中泰情报员在泰国进行情报搜集工作。随着日军的进攻，加尔文不得不向南撤退，效力于一个秘密情报机构，主要招募熟悉秘密工作的马来亚共产党员，这些人非常适合干情报工作。1942年1月末，格林从新加坡发出无线电情报称他已派遣加尔文“和一名中国情报员”“留在日军后方”，“管理现已覆盖整个半岛的共产党情报局”。该局不断发展壮大，包括三位由约翰·克罗斯领导的皇家通讯团成员，配备了便携式无线电设备和信号布置图，以便与新加坡、爪哇或缅甸的情报站取得联系。他们为加尔文的全亚洲情报单位提供了基本的交流途径。1月27日在新加坡同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会面后，加尔文的情报团（情报部门联络部一支部）进入桑佛州哥打丁宜附近的丛林，距离新加坡大约二十几英里。加尔文的初衷是重新同泰国的情报员取得联系。格林认为这样做“勇敢但却鲁莽。他要在日占马来亚地区穿越300英里，在到达泰国边境前不会碰到任何欧洲人”。“自此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格林补充道。事实上，在共产党游击队的保护下，情报部门联络部一支部在马来亚待了三年，直到1945年5月该情报团的幸存者才被潜艇解救出来。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无线电联络极不可靠。尽管他们细致地观察着无线电信号，却无法与秘密情报局的任何无线电单位建立常规联系。日军迅速占领了爪哇和缅甸。1945年，就试图进行无线电联系的距离来看，克罗斯分配到的无线电频率被认定为完全错误。[498]
情报部门联络部一支部无法传送情报却能够接收情报，他们收集了马来亚共产党在《解放新闻》和《胜利先驱报》秘密散发的英语宣传资料。跟所有生活在丛林中的人一样，情报部门联络部一支部的情报员们不得不过靠山吃山的生活。为了躲避日军驻扎部队，他们搬移营地三十几次，靠少量的食物维生。克罗斯记录：1944年4月的一天，每人的三餐包括木薯粉和两条小鱼。整个情报团的健康情况很糟糕。加尔文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在1944年7月选择自杀。最后，情报团付出比搜集情报更艰辛的努力却没有得到回报。克罗斯在战后报告中所能说的仅仅是情报团成员保持了“一个完整的团体”，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传播盟军战斗的最新进展”，并且在抗日力量“愿意接受他们抵抗行动”的情况下，给予其尽可能多的建议。因此他们“至少算是给日军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1942年11月，斯蒂文里向伦敦汇报：情报部门联络部目前拥有13个行动计划，但只有一个成功完成，即10月底两名情报员通过海路对印度——缅甸边境旁的孟加拉湾上的阿恰布（缅甸西部港市）进行的为期十余天的初步侦察。据记载，印度陆军总司令部对该情报“非常满意”。至于其他行动，一个由于支援不足而失败（英国皇家空军装备的无线电设备受损严重，他们却无法更换零件），另外一个则因为吉大港（位于孟加拉）的海军主管不服从指令而遭到延误。第三个行动计划推迟则是“因为我方情报人员在前往目的地途中被警察无意中逮捕了”。这就是部门间未能相互配合的结果。格林称他已“同陆军情报局和孟加拉情报局”进行过沟通，但情报员“仍然遭到秘密警察中英国军官的逮捕和殴打”。在试图第二次穿越最前线时，两名情报员“隶属于一个组织，该组织正把一名缅甸间谍带往一个边境村落公开处决”，然而这次护送却让这名间谍“逃入了敌占区”。格林说道：“难怪这两个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栽培的情报员不愿再继续完成这项任务。”这两名情报员认为现在可以表明自己的身份了。
格林在政治领域交往甚广。除了同马来亚共产党间的联系，透过位于新加坡的政治部，他还与中国国民党情报局地方代表叶公超建立了联系。格林佩服中国人的专业，特别指出他们的“暗杀机构效率很高”。叶公超向格林提供了二十名有潜质的情报员。随后这些情报员被带往印度“进行针对马来亚、泰国和印度支那部分地区的特别培训”。但令格林十分恼火的是，斯蒂文里坚持派遣这些情报员在马来亚沿岸搜集情报，而这项行动计划很糟糕。没有一个公认的（更不要说有用的）覆盖日占区域的情报网络，对秘密情报局来说最有价值的手段便是同中国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然而做到这一点却不容易。一方面，这个区域有大量的盟军情报机构，英美两国都想建立与中国国民党的联系；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党至少有五个情报机构，这些机构相互竞争。秘密情报局同新加坡当地一个中国情报机构的联系，与特别行动处同中国国内国民党间更有价值的联系比较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以国民党首府重庆为基地，特别行动处代表芬得莱·安德鲁的主要联系人是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亲信王平申将军。特别行动处部分出资赞助了王平申的宣传情报机构国际研究学院分部——资源勘测学院。1943年3月伦敦向德里（印度城市）抗议，称“除了芬得莱·安德鲁同管理资源勘测学院的王平申之间的联系外，对特别行动处在中国的活动一无所知”。他们知道的情况是资源勘测学院在进行一些特别行动时也搜集了“许多我们从特别行动处得到的情报”，政府部门对此有很高的评价。目前，情报多是“有关日本和日据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联系”，特别行动处却计划扩张机构“以搜集其他类型的情报”[499]。另一个可能的情报来源便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组成了不太稳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到1941年初，两党重新开始内战，因此，英国同中国共产党间的任何接触都必须相当谨慎。1942年7月中旬，戈登·哈蒙在重庆报告称“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周恩来的私人秘书同他会面，“明确表示了合作抗日的决心”。该名共产党的特使还交给他一份据称来源于私人的报告，但实际是采自无线电情报。报告指出了中国日军情报的重组，内容为一份截获的由南京傀儡政权授权的日本使馆发给中国海口的日本总领事馆的电报。哈蒙机智地写道，他“同该组织的接触非常小心谨慎”。在伦敦，军情五处认为该情报“非常有帮助”。英国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证实布莱奇利庄园已接收到该电报的部分而非全部内容，英国海军部“没有办法确定这份电报的真实性”，因此他们认为“可信度很高”，并“准备相信它”。尽管8月重庆报告称进一步的接触能保证提供“大量的情报”，周恩来也亲自表示“愿意密切配合以共同抗击日军”，但随后不久该情报来源便消失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英国企图在中国扩大情报覆盖网络并继续同中国共产党接触，却遭到中国国民党的阻挠。秘密情报局提议派前北京情报站的主管弗兰克·希尔前往西安建立新的情报站。西安位于重庆西北方350英里，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迫于战争形势，希尔采取了必要的迂回路线。国民党只允许希尔抵达成都，而成都比重庆更远离西安。伦敦方面认为，由于同重庆共产党间轻率的接触，希尔已经破坏了他同国民党间的关系，因此希望他不要受到伤害。最终，由于健康状况恶化，1943年10月希尔回到英国。
虽然表面上秘密情报局是结盟工作，但实际上在中国的情报搜集障碍重重。1942年10月戈登·哈蒙被任命为“秘密情报局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代表，面对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和中央政府当局”，他本人却没有领导任何情报员，伦敦对他的批评声也日益增多。1943年12月，百老汇的《中国要闻》第14页上写道：“没有任何理由，哈蒙便被吹捧成为‘中国专家’——类似于‘中国教皇’，其荒谬性不容置疑。”但“除了中国官员提供的资料，他未能向秘密情报局提供任何情报。事实上，这些资料都是些硬塞给我们的没用的东西”。克劳德·丹齐“形象地把这称为‘下水道的废物’”。对于1943年1月至10月间从远东搜集的119份报告的分析显示，搜集情报最多的部门是特别行动处（34份），其次为美国外交情报来源（21份），该情报来源搜集的情报多作为“背景资料”使用，“大多不是来源于秘密情报局……而是由美国外交机构和领事机构在日常工作中搜集到的，可以说非常公开透明”。接下来是由43931号，爱沙尼亚的马森上校提供的9份报告。其情报来源于斯德哥尔摩的日本军方武官小野寺诚将军。哈蒙自己仅仅直接提供了7份报告，其中“至少2份”没有受理，原因仅仅是“表达的是有见解的看法而非真正的秘密情报局情报”。尽管让哈蒙卸任的呼声越来越高，孟西斯仍然愿意“再等等”。哈蒙拥有德里的斯蒂文里（孟西斯曾让他掌管当地情报局）的支持，在重庆又待了一年。随着1943年秋天希尔的失败，孟西斯做出了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决定支持哈蒙，“一个很难相处又过于敏感的人，但同中国的长期关系使他潜力无限”。
印度内部的配合问题以及最重要的给军队提供情报的问题，使德里情报部门间的联络沿着开罗的情报部门联络部的路线迅速发展，和伦敦秘密情报局总部的功能大致相同，但该部门更重视情报的流通和联络而非情报的搜集。整个部门属于军事化结构，部门精神必定也是军事化的。格林却对此评价不高，他认为在德里，钱都“浪费在修建豪华的建筑和支付员工的薪水上。更大、更好、更奢华似乎成为口号”。在斯蒂文里的掌管下，加尔各答的两个情报站保持各自不同的特点。1943年初，格林由雷金纳得·希斯上校接任，继续负责缅甸、马来亚、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情报搜集工作；德雷奇则由另一位军官接任，负责“中国日占地区和日本帝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希斯1940年底被秘密情报局招募为格林的助手前，曾被调往马来亚作为当地海军预备役志愿兵，战前就职于英国——瑞士雀巢乳制品公司，会说马来语并且对当地的“商业运输有很好的了解”。另外那名军官来自于做葡萄酒生意的显赫家庭，曾效力于陆军部特别行动部门——军事情报研究处（后归入特别行动处），在亚速尔群岛（在北大西洋，属葡萄牙）工作，自1941年6月开始作为德雷奇的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