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好算了,也只能算了。我再一次感到自己对世界是多么无能为力。我必须把这一点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然后去考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我的角色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预设,不可能改变,怎么挣扎也不可能改变。既然如此,有必要那么认真吗?唉,有一天太阳也要燃尽,地球也会寂灭成白矮星,如果有终极,这就是终极了。自己这一生是多么渺小又多么珍贵啊!
如果这样,每天应该想着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钱了。钱,钱,钱。钱这个东西决定了我,还有赵平平和聂安安的生活,这个事实没有讨论的余地。每天,在我去学校的路上,快到校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卖铁板烧鱿鱼的摊子,那浓烈的辣香刺激着我,有时我会停下来花两块钱买一串,有时两串。经营这个摊位的是一对安徽的夫妻,他们告诉我,他们从早上六点开始摆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只要还有学生在走动,就不收摊。我问:“学校放寒暑假也不休息?”男的说:“放假有进修和艺考的学生,生意还好点。过年还是回去十几天。”我说:“这太辛苦了,晚上早点收摊。”女的说:“要赚点钱,儿子女儿还在家里上学呢。我们就是想培养儿女考个大学,将来能和你们一样有一碗安稳饭吃。”男的说:“这个摊位城管每月收四百块钱呢,我不摆满三十天,每天不摆十几个小时,我怎么对得起那四百块钱?”我说:“你们真的不容易啊!”女的说:“现在好多了呢。以前被城管追着到处跑,现在有个摊位了,那已经是观音保佑了。再来一串?叫观音也保佑你。”
这对夫妻让我想了很多。活着就是道理,好好活着就是硬道理。这是正常的人生。除此之外还有道理吗?细想之下,似乎有,又似乎没有。我说有就有,我说没有那就没有,全看自己怎么想。也许,既定的意义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意义都由自己来确定。如果我说没有,那自己就轻松了,这样我不必想那么多事,放下那点清高,一心一意跟着钱后面走。哪里有钱,哪里就是目标,就是方向,就是真正的人生。该醒悟了,还不醒悟,除了自恋,再也不能说明什么。可是,这种醒悟就意味着意义世界的崩塌,这又让我感到惶恐。也许,人活着真的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什么而活着。也许,一个人真的应该在这个渺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义世界。这样想着我又有些犹豫,甚至恐慌。再往前走一步,那就是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了。真的对不起屈原,也对不起曹雪芹。他们只要对生活稍稍让步,就能够多么富贵地活着啊!总不能说他们傻吧。我觉得心中有两个自己,不知道哪个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
这个问题让我困扰了很久。心中的那些文化英雄似乎要被打倒,可最后发现他们还是挺立在那里。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能不表示对他们的景仰。我有时想把自己解脱出来,他们是英雄,我也是英雄吗?我不是英雄,我是凡人,凡人有凡人的生存法则。这就是最后的理由了。
这天金书记叫我去办公室,说有点事。我去了,他说:“明天下午人事处有个会,讨论学校进人的问题,叫每个学院工会派个人去投票。本来是我这个工会主席要去的,我在省里有个会,只好请你代劳了,这也是工会秘书的责任呢。”我说:“学校进人这么大的事,叫我一个小秘书去投票?”他说:“你代表学院。”我代表学院,这是第一次。我有点受到重视的感觉,说:“书记,你看看我,我……还是派蒙天舒去吧。”他说:“学校指定了要工会的人去,你是秘书。”我说:“那怎么投?我们院有个意向没有?”他说:“主要还是要看人事处的意思。如果可能,图书室的李老师,你也帮她呼吁一下。主要还是看人事处的意思。”
有机会帮李灿云呼吁一下,我也感到了欣慰。二十年前她因被照顾夫妻关系调来麓城师大,丈夫是商学院的一个副教授。一时没有编制,她就在历史学院图书室先工作,承诺有了编制优先解决。谁知编制越来越紧张,好几次似乎一定轮到她,最后被别人挤掉了。十年前丈夫跟她离了婚,离开学校下海去了,她的事就更没了着落。二十年来她工作勤勤恳恳,图书室几万册书,她真的是每一本都熟悉,老师一提,她马上就能找到。如果是正式职工,不知评上过多少次优秀了。五十岁了,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有个编,老了能拿一份退休工资。前些年老师去借书,她总是叹息:“要是那时候不听他的就好了。”后悔听了丈夫的话,放弃县城小学教师的工作来到麓城。听多了老师们都有些怕她,老是表示同情也没有意思,可又帮不上忙,就有些难堪。她察觉了,就不讲了。后来又讲:“没有任何办法了,都走到绝路上来了。”讲了一阵子,也不讲了。她的事情我们读大学时就知道,谁知会拖到十多年后的今天。
晚上有人敲门,非常轻。我开始还以为是敲对面的门,仔细听了好像是在敲我家的门,非常轻,怯怯的。我走到门边停下侧耳听了一下,确定是敲我家的门,就开了门。我看见李灿云站在阴暗之中,屋里的灯光照着她的脸,不知所措的神情。我说:“李老师,是找我吗?李老师。”她说:“是在这里。”转过身去,把身后的东西一样样往房里搬,有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在递给她。我抓住她的手说:“李老师,有什么事您尽管说,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她用了很大的力气把我的手推开,跟刚才敲门的轻柔完全不同。搬完了她对门外说:“小曼,你在这里等会。”我说:“是你女儿吗?叫她也进来吧。”我话还没说完,她已经把门拉上了。我又把门打开,对那女孩说:“你也进来吧。”她不回答,用力地摇头。李灿云说:“让她待会。”用力把门关上。
我要赵平平给她泡茶,她挡住了,说:“我就站在这里说几句话,不打扰。”我说:“您坐,您坐,是不是明天去学校投票的事?我肯定会投您的票,每人只投一个人我也会投给您。”她说:“聂教授,我真的是求您了,没有任何办法了,都走到绝路上来了。”我把她拉到椅子上坐下,说:“叫我聂致远,十多年前您就是我老师了,真的都有二十年了。”她说:“要是那时候不听他的话就好了。”我说:“我知道,您本来有个稳定工作的。”她把自己这二十年的苦从头讲起,眼泪汪汪。我不想她伤心,几次想打断她,赵平平却很有兴趣地要听,不断地追问。讲起编制问题,两个人有好多话要说,赵平平也哭了。李老师抬手用衣袖擦眼泪,赵平平马上抽了纸巾帮她擦去。两个人都身体前倾着,拉着对方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拿着纸巾不停地帮对方擦眼泪,说:“别哭,别哭,哭也没有用。”李灿云哭得直喘气,赵平平也跟着喘起来。岳母在一边说:“可怜呢,可怜呢!”手里拿着纸巾等着递给两个泪人。最后赵平平说:“臭臭你无论如何要帮李老师一把!”李老师说:“这是最后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说:“我一定会尽量帮您说话,可是我只有一票呢。我不管领导有什么指示,我这一票不投给您我就不是个人。”她说:“要请聂教授帮我说话,帮我说话!没有任何办法了,都走到绝路上来了。”她说着弯下腰,一只手撑着地,一只膝盖跪到地上,另一只也跪在地上,两只膝盖交叉前行,靠近我,抓紧了我的双手。我惊呆了,站在那里,似乎失去了对这个场面的理解。岳母和赵平平同时反应过来,一人搀着她一只胳膊,把她扶了起来。赵平平说:“姓聂的,你明天不把李老师的事搞定,我就跟你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