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院长暗示我去跟教授们沟通一下,这让我很为难。可是汪燕燕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我如果不做,他们的情感天平往那边倾斜一点,我就没希望了。吃了亏我如果不嚷嚷,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嚷嚷呢,人家有个现成的理由在那里:资历。我如果真的被牺牲了,还真的不能嚷嚷,那不是让那些教授们丢脸吗?那下次就更成问题了。
可是我怎么去沟通呢?也学汪燕燕提点什么上门?或者送个购物卡什么的?这些事情,别人做了我没做,那大家的情感就站到别人那边去了。说真的我还是愿意相信那些教授,他们大多数都教过我的,都是很好的人,也有水平,材料的好坏看得懂。可如果万一呢,万一呢,万一呢?我被自己提出来的这个“万一”难住了。
正犹豫着,小蒋又来电话,问我拿到那本书没有?我说拿到了。他说:“那你赶快行动啊!”我说:“万一是正式出版的呢?”他说:“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呢?没把握我会乱说?”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说:“院里知道的人好多,可还是要有个人把真相提到桌面上来啊!上不上桌面,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不上桌面人人知道也不是个事,一定要上了桌面才算个事。”我说:“我这就打个电话去出版社澄清一下。”他说:“最后一天了,哥!快下班了,哥!”我收了线,又马上把电话打到太原,问114要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电话,再打过去,没有人接,还打,还是没人接。
我几乎彻夜失眠了,趴在床上不动,听见赵平平确实睡着了,才敢轻轻翻个身。好几次我想把她叫醒商量一下对策,又觉得毫无意义,她会说什么,怎么说,我都知道。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起来了,等着到上班时间去打那个电话。赵平平去了学校,我又打电话到出版社去,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一直到九点多,有人接了。我说要买那本书做教材,要几十本,请她查下还有货没有,要得急。那边说尽快去查,要我下午打电话去问结果。我想着下午教授委员会就开会了,说:“我十一点再打电话来问行吗?”她答应了。十一点我再打电话过去,又没人接。一直打到十二点,都没人接。
我在心里恨着自己,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为什么要拖到今天?我有点绝望,非常绝望,觉得自己又一次被牺牲已成定局,翻盘是不可能的。只怪自己太相信自己的材料了。材料是死的,投票的人是活的,你说自己的材料好又有什么用?就像论文是死的,编辑是活的,你说自己的论文好他就给你发了吗?又想到小蒋说得那么肯定,龚院长都暗示了,我就用赵平平的手机把情况发给那些教授们,又怎么样?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事情非常容易,我把内容写好,要致高去转发也行啊!拿起手机我又犹豫了,万一小蒋的信息不准确呢?那我不是诬陷?就算准确,对同事下这么重的杀手,我也非常痛苦。我想着今年实在不行就算了,就等明年,不就是晚一年吗?
中午一点多,小蒋打电话来,问我把汪燕燕的事揭出来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怎么不揭出来,不揭你就危险了。”我说:“万一不是那么回事呢?就算是那么回事,那她受的打击也太大了。”他说:“那就算了。”就收了线,过一分钟又打过来说:“我跟你说过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跟你说过,是不是?”我说:“是的,是的。”他说:“那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是的,是的。”到了四点多钟,龚院长发信息来说,你排第一。我想:这怎么可能?天上就算有馅饼掉,也不会砸在我怀中啊!心里对那些教授充满了感激,觉得对世事不必那么悲观,对人性也不必那么悲观。
过了一两个星期,学校开评了。我听说汪燕燕又在校评委那里活动,心里又紧张起来。她的意志这么坚强,这么执着,这么不辞劳苦又这么拉得下面子,她不赢那难道还是我赢?学校的评委跟院里的不一样,他们不是历史专业的,对材料不可能看得那么清楚,因此情绪的成分就更大些。汪燕燕把他们逐个都拜到了,我呢?谁都不认识,我不输那难道还是她输?不让老实人吃亏,那让谁吃亏呢?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没有办法,要我也像汪燕燕那样去奔走,我实在是做不出来。我停在原地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宣判,希望结果再一次证明对世事和人性都不必那么悲观。
对学校评委的评定过程我不了解,只知道投票就在明天了。晚饭后我在厨房洗碗,心里突然冒出“困兽犹斗”这个成语。自己怎么就这样等着,连一只困兽都不如呢?性格就是命运,也许我只配这样的命运吧?这时手机响了,我把手上的水甩了甩,在抹布上擦干,一看是汪燕燕打来的。她说:“聂致远,你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小人就算了,你怎么还这么卑鄙呢?”我一下火了,我忍让退,忍让退,一直在忍让退,她还说我是卑鄙小人。我说:“汪老师,你想想你自己都做过什么,我又做了什么,你还说我是小人?”我左手的食指在自己鼻子上点了一下:“我是小人?我卑鄙?”我问一声就点一下:“谁是小人谁自己清楚。”她说:“你有什么想法你放到阳光下面来说,你怎么在黑暗的角落使阴?你就那么害怕阳光吗?”
我怔了一下问:“谁使了什么阴呢?我是使阴的人吗?”在鼻尖上点一下:“我?”又连点几下:“我?我?我?”她说:“那难道往校长信箱泼我的污水那还是别人泼的?他是雷锋,担心你评不上?”我马上想起了那本书的事,又想起小蒋,说:“是你那本书的事吧?我没发什么给校长。”刚说出来我又后悔了,我想证明自己是君子,事情是知道的,检举信我不会写,可她怎么会相信?她说:“是吧,是吧,你还敢说你不知道?我知道你是知道的,有铁的证据!”她把铁证说出来,是我去资料室借过那本书。我说:“事情我知道,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怎么会出去说?绝对不是我,绝对绝对!”
我感到自己的表达很无力,把“绝对”说一万遍都没有用,虽然这绝对真的是那么绝对。她说:“这是一个阴谋。你不知道阴谋论的原理吗?谁受益就可以倒推他是阴谋的主使。陈水扁挨一枪擦破点皮,就选上去了,那一枪能是别人的人安排的吗?谁会去做这个好人好事?你知道你不往上面捅,那可能吗?”我说:“别人可能不可能我不知道,我是这样做人的。”她说:“‘做人’这两个字你就不要说了,这是该你说的吗?”我说:“汪燕燕,我聂致远说的都是事实,你不相信就算了。我以人格担保那封信不是我写的。”她说:“‘人格’这两个字你也不要说了,这也不是你该说的。你是君子?朝三暮四,阳奉阴违,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小人啊,小人!历史学院谁不知道你是什么人?谁不知道你那点学术是什么学术?小人啊,小人!”我说:“那我们就不要说了。”就挂了机。
我把手机塞进裤口袋,接着洗碗,心里想着,别人怎么就那么有勇气?出书的错是她犯下的,怪错人的也是她,她倒还像个道德的审判者来审判我?像这样,做个好人还有意义吗?这样想着,我把手中的碗用力往下一蹾,一声脆响,那只碗裂成了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