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校园网查到了有关通知，下载了表格填好，交上去了。过了几天申报名单公布出来，全校有四十多个人报了，竞争八个名额。历史学院有三个人报，蒙天舒也是一个。他前年拿了五十万的优博论文科研费，还到这里来伸手。慢慢地他也快要成为一个牛人了。一点资源就这样被几个牛人垄断去了，不知普通教师该怎么发展，又该怎么活？
看了这个名单我没再做打算，又打电话去了省教育出版社，希望那边出书能够优惠一点。回答是最少要四万，不能超过二十二万字。看来学校出版社编辑说的三万，真的是最优惠的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赵平平，她说：“评副教授一定要一本书吗？”我说：“人事处有这一条啊！”她说：“评上副教授加多少钱一个月啊？”我说：“那应该有四五百！”她想了一会说：“那有什么搞头呢？你等明年申请到出版基金再说吧。”
投到《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那篇论文过了三个月还没有消息。我去资料室把那本杂志看了，封底的稿约中就有一条：三个月没有录用通知就可以自行处理。我有了一种恐慌。自己一定要前进，不前进不行；可是前进的路几乎全部被封堵了，寸步难行。年轻人成长真的太艰难了，像我这样的，还端着那种清高的，就更加艰难，寸步难行。看来我得把蒙天舒当作自己的榜样，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打了个电话给冯教授，告诉他，自己快当爸爸了，“中国思想史”这门课也教下来了等等。然后，似乎是随意地，又说起发表论文不容易，成长艰难。冯教授叫我坚持不懈，对学术要有信心，却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主动提出帮我推荐发表论文。我相信他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但还是帮不了我。他在学界并没有一言九鼎的能量。幸亏我没有直接说出这个意思，不然就太让他难堪了。
我马上又打了吴教授的电话。我不是他的弟子，也就没有抱希望。他自己还有那么多弟子照顾不过来呢，回绝我那是名正言顺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在电话中再也没说当爸爸的那些事，直接说了自己的难题，问他能不能帮忙。说完这个意思我心中有点难堪，甚至期待他婉言拒绝，那已经是给我台阶下了。谁知道吴教授说：“你把论文发到我邮箱，我看看再说。看得上我可能推荐一下，看不上那就不要怪我。”
我回家把论文发给了吴教授，过两天他回信说，论文不错，已经转发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去了，要我跟严编辑直接联系，他已经打招呼了。我想着这篇论文就是这个刊物没回音的，是不是要跟吴教授讲清楚？犹豫了一下，还是算了。如果上次投去编辑没有看，那我就太幸运了。赌一下吧。
没多久严编辑有了回信，说论文已经通过初审，可能录用，要我不要另投别的刊物。还告诉我，如果录用了，要交七千块钱的版面费。想着那七千块钱我有些心痛，一点高兴的感觉都没有。回到家我把事情跟赵平平讲了。赵平平说：“这篇文章发了评副高有用没有？”我说：“有用，权威刊物呢。”她说：“有决定性作用还是一般性作用？”我说：“肯定可以作为代表作拿去评审。”她说：“那你还惦着这七千块钱？”我说：“我们总共才有多少钱？你这就快生了。”她说：“大事来了不能只记得钱呢。”我说：“没想到你这么有气概。”她说：“要看什么事来了。”我说：“我的这篇论文讲的就是做人不能屈从功利冲动和内心欲望，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即得清明。做人要做个素心人，不能做杂心人。可现在我又是找人又是交钱，我不是抽自己的嘴巴？”
赵平平抿着嘴啧啧有声说：“这个人读书读呆了，怎么得了？他自己说了什么，还真的想认那个真呢！My God。你看如今这世上谁能快乐而幸福？素心人吗？说了要你去做灯具去榨油，你又要搞学问，还要认真，这是能认真的事吗？我看楼下炸臭豆腐的大娘比你还清醒点，出租车司机也比你清醒点。他们起早贪黑，没节假日，真正五加二白加黑，还不要你告诉他们怎么学雷锋，他们是素心人吗？”我说：“我好歹也读了几句书，我总该想一点别人懒得去想的事吧！”她说：“你那么想想，想，你哪天评了教授，换了房子开了车，儿子也大学毕业有份好工作了，那时候你去想，我不反对。你要想通，自己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她炸臭豆腐，你教书，别的都一样！一个人不能太历史了，哪怕他是研究历史的。”我说：“一个人也不能太现实了，哪怕她生活在现实之中。”她说：“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想成一个那么有使命的人，你的使命和大娘的使命是一样的。”我说：“你这样看我就没有意思了。”她说：“我也想往上面看，”她抬起头仰望着天花板，“那总得有个理由不？”我说：“你的理由就是钱钱钱，我也理解你，可一个民族总得有几个不盯着钱，盯着天空的人吧。”她马上说：“那么伟大的使命，我也理解，怎么说我也读过几年大学，还是学的历史呢，但那是你的使命吗？”我说：“都理解，可都往别人身上推，那最后又推给谁去？”她说：“推给谁去都可以，推给你，那不但你进步不了，我们全家都进步不了，那怎么办？我们全家，”一只手在腹部轻轻拍了一下，“我们全家。”
我心里有点郁闷，但也明白有些事情必须得做。晚上我在电脑上给严编辑回了信，请他一定帮忙使论文能够通过复审，告诉他，这对我评职称有决定性意义，又把能够想起来又说得出口的感谢话说了一大堆。他回信要我放心，说，吴教授推荐来的论文，我们是会认真对待的。这让我知道，自己一个小人物，就那么投稿过去，是不是有人溜一眼都成问题，又怎么会有人理睬？
第二天碰见陶教授，把投稿的事说了。他说：“那你真的要感谢吴教授呢，他完全可以拿这个机会在别人那里做个人情，说不定还可以有个利益交换在里面。”我说：“以为博士毕业了发文章会容易一点，没想到更难了。”又说：“三年没投稿了，没想到游戏规则改了，要版面费了。”他说：“那还算你的福气啊，有机会出这个钱。我现在堆了十几篇文章在这里，几年还没有发出去。”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荡了一下，如果他提出要我引见他跟吴教授联系怎么办？我可不敢给吴教授添这个麻烦啊。我赶紧说：“我也还堆着好几篇呢。”他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在心里感谢他，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见缝插针的人。他说：“实在发不出去，就让它们堆在那里，再堆高点就没有必要了。要我去求人吧，又实在拉不下面子。”又说：“我以前也是个视学术为第二生命的人，这几年又是关系又是钱的，把心都搞冷了。”我想起关于他的一个传说，年轻时在家搞学问，蚊子多就把脚泡在塑料桶里，被学生看见，传了出来。我说：“你对学术的执着还传为佳话呢！”他笑一笑说：“那是当年！幸亏副教授还评上了。我吧，实在想歇歇，也就歇歇了，你可不能歇啊。”我说：“歇歇歇歇，那是你们有成就的人说的话，我们这种人，想歇歇那能歇歇得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