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驾着无声的直升机飞越奥斯陆上空。我还没出生。没关系，因为我高高在上，光是看而已，不会去干涉。但是我知悉一切。我的四周环了一圈玻璃，还有互相碰撞的静默。城市在我的下方，时间是早晨，直升机盘旋在尼道恩和峡湾之间，我看到森林和候姆寇伦的滑雪跳台，蜿蜒的河流穿过整座城市，仿佛一道银灰色的丝带，上面还架了好几座桥梁，小船停泊在河流的出海口，万物一片沉寂，只有一个白色的小身影正朝着河边通往马立道斯街方向的桥梁移动。那是我的父亲。战争和庆典都已经结束，春天不再，夏日随着男人的歌声和笑语踏遍了这片土地，挪威国旗飘扬在刚上过漆的旗杆上。那年夏天，他头戴合唱团的白帽，不是坐巴士，就是搭乘用榉树叶和红、白、蓝三色缎带装饰的老旧货车，一路上劣质柴油的恶臭刺鼻难闻，但是他仍然扯开嗓门高声歌唱。回到这时候，垃圾沿着人行道滚动，一切恢复到黑与白，就像黑白电影一样。秋天的脚步近了，他转个弯上桥，胳膊下夹着皮质旧手提箱，这个手提箱实在太破旧，他必须用一条绳子来紧紧圈住。夏季尾声吹来的风夹杂着初生的寒意，拍打在他的背上，扯动了他的外套。这件外套已经穿了十年，而且当初买的是二手货，穿到如今，整件衣服几乎褪成了白色。最近五年来，他学会了好些过去不敢梦想的事，这些事现在派不上用场，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他站在桥上，靠在漆成白色的铁栏杆上，这里的油漆已经大块大块地剥落，露出下面生锈的铁条柱。他站着凝视流水，一直到开始目眩之后，才背抵着栏杆坐在粗糙的桥面上，他把手提箱放在腿上，闭起双眼。工厂就在桥头对面的路边，但是他静静地坐了好几分钟。七点钟到了，然后七点钟过了，我在他的上方盘旋，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但他同时也只是个小白点。随后，他挺直脊背，张开双手深呼吸。他闭着双眼慢慢吸气，缓缓地吐，手提箱仍然放在腿上，他穿着几乎褪成白色的外套，坐在流水上方的桥上，听得到瀑布声却看不见，但是我看见了清澈的白色水花，瀑布的水不断往下落，接着我开始大声哭泣，醒了过来。
我的脸颊濡湿，脊背僵直。我不知道现在几点钟，我转过头，发现窗外有光线，而我旁边的枕头上放了一张纸条。我一眼就看到了。我伸手摸床单，下面的暖意已经不见了。我仰躺瞪着天花板看，有种进入了电影情节当中的感觉，这种感觉偶尔会出现，但已经没有我年轻时那么频繁。我觉得自己像个影片中的人物，我进入他的体内尽责地扮演他的角色，在度过了一个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夜晚之后，我和他有了相同的感觉。他在一个女人的床上醒来，过去，他未曾和这个女人说过话，他躺着凝视天花板，试着想理出头绪。我看着他，我同时也是他。这种感觉实在不太好。因为，这其实只是一出戏，虽然这些事全都发生在我的身上，但当我抬头看天花板的时候，也许什么感觉都不会出现。有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过去经常如此，但只要我一动，感觉便会消失。
于是我拿起纸条。
“不想吵醒你，我先去托儿所，然后去工作。日子还是得过。浴室里有干净的毛巾。离开的时候请记得锁门。再见。”
纸条上没有署名。我光着身下床走到门廊，打开隔壁相连的房间。这是一间儿童房，男孩的房间。真是该死，我一定不止一次地看过这对母子一起出现，但昨晚我完全没想到这回事。我试图回想孩子的模样，仿佛看得出一个柔软身躯的轮廓、高矮和胖瘦，但是我看不清脸孔。我走回客厅想找照片，单亲母亲通常都会把孩子的照片挂在墙壁上。沙发的上方有张照片，男孩有一头柔顺的浅色头发，大约四岁。他现在可能更大，但他如果还去托儿所，那应当不会差太远。他已经是这个家的主宰。他就是用那种眼光看着我。我脸上还有泪痕，全身光溜溜地站在他的客厅里，虽然我今年四十三岁，可是他还是下了战帖。我靠向沙发，把他的脸转过去面对墙壁。
“好了，你看一边去。”我大声说。然后我笑了。一整个晚上，他一直抱着玩具熊躺在床上，而隔着薄薄的墙壁，我使出更大的劲儿抱住他的母亲，当他梦到红色的消防车、配备镭射大炮的太空船，或是卡通里的邮差叔叔和那只黑白猫的时候，我正好深深地埋在他母亲的体内，比他在这四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来得更亲近她。
“你输了，”我说，“主场以二比零落败。”我又笑了，但笑声听起来不怎么悦耳，于是我闭上嘴巴，走进浴室冲个我迫切想要的澡，离开时，我记得有锁门。
公寓管理员看着我的衣着，他一肚子气，因为住户又弄丢钥匙，因为这会害他走好几百公尺拿着万能钥匙去开门，而且他老是得找人配新钥匙。他说，他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如果真是这样，我或许也没看到他做了些什么事，地下道走廊的电灯泡几乎全不见了，楼梯间有扇破玻璃窗从除夕到现在都还没换新，车库的门因为脱链，整整洞开了两个星期。他把万能钥匙插到锁孔里，然后用纡尊降贵的架势拉开我的家门，还探头往里头看。他晓得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过我的照片，知道我的生涯规划，但是他觉得那全是鬼扯淡。接着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有钥匙的号码还有配新钥匙的同意单。
“要花钱的，”他说，“东西到处乱丢就是得花钱。别再犯，好吗？”
显而易见的，他对此并没有抱持太大的希望，随后他转身离开，去处理一长串的琐事。管理员这个工作不好做。
我走进家里，砰一声关上门。我呆站了一会儿，接着，转头看镜子里自己的影像。眼圈的浮肿几乎看不见了，颜色也恢复正常，我的头发还有点湿，而且开始鬈了起来。昨天晚上那个冻僵的苍白男子已经消失了，看到我的人会以为我生活正常，刚洗完澡，正要出门搭车去上班。但是我没打算去做任何父亲称之为上班的事。
钥匙在镜子下面的架子上。我不记得自己把钥匙收在这个地方，我从来不曾这么收钥匙。我一把拿起钥匙塞进长裤的右边口袋里，放回原来的位置，然后把配新钥匙的同意单丢到垃圾桶里去。突然，我觉得肚子饿到痛了起来。我打开冰箱，里面只剩下一点点东西，我用纸巾把它们包起丢弃，然后把残余的牛奶倒进水槽，接着又找来一个桶子，在里面倒了些洗洁剂，加满热水，到走廊的柜子里拿出干净抹布开始洗冰箱，并且仔细擦干。之后，我动手清流理台上不知堆了多久的碟子，我不耐烦地弄得踢踢踏踏一片乱响，因为实在太饿。我洗好了流理台、餐桌，擦亮黄铜小盘，擦拭所有橱柜门，甚至连水槽后方的壁面、烤箱的顶部和侧边，所有够得到的角落都没放过。大功告成后，我往后退了几步，站着欣赏成果，但又发觉自己不甚满意，于是换了一桶水开始洗地板。
我回到卧室换了一条长裤，整理好床铺，拿出脏衣服准备送洗，接着用吸尘器清理地毯，将一堆书分成两叠，摆在桌边，把瑞典作家特朗史托莫[16]的《波罗的海》放在最上面。“那是在电塔出现之前的年代，祖父才刚当上领航员。”
这本书我读过不下十次。我每次都会想到自己的外祖父，他是个木工，不是领航员，但是他在有生之年的每一天几乎都会到港口去，从码头往外看着大海，以及灯塔外侧宛如世界尽头那端的天气变化。他虽然没有留下日志，却仔细地记录下进出港口的船只——我经常搭乘其中的某一艘。他过世十年了，但是我依然怀念他的静默、他历经海风吹拂的双眼，以及有他居住的城市，和他每年圣诞节都会跨海带来的欧尔伯丹麦烈酒。我们老是把这种酒称之为“生命线”烈酒。
我做家务时，身上一直穿着厚呢短大衣。这会儿，我脱掉大衣，拿着刷子，端着一小杯凉掉的咖啡走到阳台，站在冷风当中刷着昨晚留在大衣上面的污痕。到了现在，污渍都已经干了，我泼了些咖啡在上面，然后继续刷。这个方法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刷洗过后，大衣变得很干净。我眼睛没抬，一次也没有看向邻栋公寓的窗口。
走出家门之前，我关掉所有的电灯，拍拍口袋里的钥匙，然后到位在两层楼之下的地下室车库。虽然我偶尔会忘记，但我的确有一辆车。
